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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论证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实质上是“为谁写作”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写作都需要自己的读者——即使那些声称仅仅为自己写作的作家，也期望自己的写作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所以，作者的身边总跟随着无法摆脱的影子——读者。可以说，读者是作者的一部分，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离开了读者，写作就会像沙漠中的细流一样逐渐萎缩、消失。作者总像失恋的情人一样寻觅自己的读者，人们加之于写作活动的那种迷狂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作家对自己的读者的期待。因此，与其说作者创造了读者，不如说读者创造了作者。 人们常常以为，读者是消费时代的发明，而传统的文艺理论，则主要是关于作者的理论。但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传统的作者理论其实大都隐含了读者，并且归结于读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关于诗人和写作的，他们讨论了写作的来源、作品的结构、写作的功用，得出了对文艺价值的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撇开这些理论形态的差异，我们会发现，支撑他们理论的基础是相同的。无论是柏拉图诅咒诗歌、发誓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的净化作用、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们的立场都源于对读者的考虑。我们必须清楚，他们的写作既不是针对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不是针对希腊城邦中的奴隶。他们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城邦立法者和统治者，其次是城邦的公民。离开了这些潜在的读者，他们理论的意义也就无从落实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笼罩着所有的写作。作者的写作都像行星围绕着恒星一样围绕着《圣经》。某种程度上，《圣经》成了中世纪欧洲唯一的终结文本，其他作品不过是对《圣经》的回应和阐释。因此，中世纪只有阅读，没有写作；只有读者，没有作者。是否属于《圣经》的读者群体，将决定信徒和异教徒的区别，并最终决定个体的拯救乃至存在。表面上看，文艺复兴是一个作者重新复活的世纪，如此多的伟大作者像新的天体一样出现,他们耀眼的光芒往往让人们忽略了他们背后的读者。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与他们的读者的关系比以前的时代更明确、更具体。这些读者不但为作者提供问题和对象，而且直接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物质的支持和保证。他们以艺术订购和赞助的方式使得这些伟大的写作者的创造能够实现。而这些日渐上升的世俗君主、贵族和新兴的商人希图通过这些作者从教会手中瓜分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因此，文艺复兴与其说是由人文主义大师推动的，不如说是由他们的这些强有力的读者推动的。笛卡儿时代，读者的地位问题从理论上被确立下来。“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主体的理性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和作者是等值的。他们拥有相同的趣味，共同的规则感和分寸感。读者和作者的区别仅仅是模仿规范的能力的高低，而且从社会学意义上，写作是一种低于阅读的活动，因为写作带有更多的操作和体力的色彩。古典主义作家的读者是那些生活在沙龙当中谈吐优雅、情趣高贵的贵族，他们不但最充分地理解、欣赏了拉辛和高乃依的悲剧，而且他们确立了悲剧写作的规范。读者成了作者具体写作的指导者、裁判者。启蒙运动激烈地批判过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但它也创造了一种读者和作者新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作者被放置在一个高于读者的位置。作者被理解为先期获得了心智的解放，他们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看待世界，并将这种理性播撒到仍然处于蒙昧状态中的读者身上。启蒙作家赋予了写作对阅读的优先性，但却进一步强化了阅读对读者的意义，因为阅读成了受体制和观念束缚的读者寻求自由的途径。所以，启蒙作家依然如此关心读者（虽然他们的读者已经由贵族转变成了平民），以至于他们愿意放弃古典主义写作中对规范的景仰，把写作变为一种开启读者心智、促进读者自觉的工具。浪漫主义者继承了启蒙作家的作者优越感，他们似乎不再顾及读者的存在，写作成为作者自我扩张的手段，他们徜徉于山水间，孤独地或浅吟低唱，或慷慨悲歌。在他们那里，似乎读者已经消失。其实，浪漫主义并没有取消读者，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读者仍然是浪漫主义诗人自白独吟的对象，只不过他们一厢情愿地要求工业社会的市民依然保持贵族时代的高格调。因此，他们彼此为对方写作，作者就是读者，读者就是作者，读者和作者之间已经不再有区别。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读者从来不是一个新近的发现，“为谁写作”的问题在漫长的写作史上是明确的、具体的，过去的作者与自己的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共谋的关系。在写作之前，作者就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读者，他了解他们的生活，清楚他们的需要，与他们分享共同的经验和趣味。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读者不是遥远的陌生人，而是生活在作者生活圈子周围的熟人。作者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的作品以何种方式被读者阅读、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影响，作者和读者经常可以及时地、充分地讨论写作涉及到的问题，权衡写作的得失。作品总是被最充分地交流，作者不会为找不到作品的读者而受困扰。 更重要的是，这个悠久的读者传统，积淀起一整套关于阅读和读者的理论和标准。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不仅仅是阅读写作的人，他同时代表了一种标准、规范和秩序：首先，读者必须先验地拥有独立的自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内在本质的个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自我的经验生动地展开，读者的自我不断丰富和扩展，并最终实现自我的完善，所以阅读是读者自我历史化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作者的阅读过程和阅读经验，不仅是实现阅读的途径和手段，它本身就是阅读的目的。传统的读者理论非常重视读者主体的阅读体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卡塔西斯的讨论便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悲剧的效果通过对观众心理的影响体现出来，阅读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将文本的世界纳入读者的内在世界来实现的。阅读的主体性，导致了阅读不是临时性的行为，而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正式的学习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阅读的方式和程序的细致的要求，以此来遏制人的惰性可能引发的对阅读的随意态度。这个主体性的读者奠定传统读者理论的基础。 其次，读者必须是一位生活共同体的负责任的成员。阅读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也是生活共同体维系其有效性的价值行动。公民和读者是同构的，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公民首先要成为一位称职的读者。在传统社会的作者心目中，不存在仅仅为了快乐阅读的读者，即使像贺拉斯这样的作者强调阅读的娱乐功能，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阅读的培育公民和传递价值的功能。这种态度赋予了阅读活动神圣性和读者很强的责任感，阅读不再是自由的而是有条件的，读者对写作的阐释必须服从生活共同体的信念。这反过来赋予了写作以权威性，因为写作是以规范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共同信念。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社会要对写作和阅读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有效的干预，它通过经典的确立和权威的阐释来保证阅读行为的方向性及其效果的可控性。 第三，由于上述的原因，传统的读者还具有强烈的等级色彩，读者身份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尺度。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的读者从来不是社会成员的全部，他们总是经过挑选的，与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无论是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中世纪的教士以及文艺复兴的世俗君主，还是古典主义的贵族、启蒙时期的第三等级，还是浪漫主义的精神贵族，读者都或现实地或潜在地属于社会的权力体制的核心部分。读者的存在是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阅读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失语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无从表达，而是因为他们无从阅读。因此，传统的阅读必然是精英式的阅读。 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读者的生存条件。首先，资本主义完全打乱了传统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垂直关系，一个人的出身、身份同金钱一样，仅仅具有一次性的支付功能。传统意义上笼罩着神圣和权威光环的家世和姓氏，伴随着宗法制社会的终结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逐渐失去了它们昔日的影响力。在工业化的城市中，拥挤着没有历史、没有厚度的人们，本雅明把他们称做“赤裸裸的当代人”①。他们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变成了各种混合的欲望的载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作者，面对这样一种没有个性的人群，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焦虑。因为这样一种本质漂浮、滑动的个体，威胁到他们习以为常的读者形象。这些现代都市的居住者像幽灵一样飘荡，作者无法与他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稳定的关系，作者失去过去对写作拥有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和意义感。面对这样一种读者失重的状况，现代主义者激烈地进行反抗。他们通过重新解释写作的意义来克服自己的焦虑，他们辩称，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写作的意义，文本就是目的，写作不需要读者。但即使现代主义者自己，也非常清楚他们的辩称是苍白的，因为从写作诞生的那一刻起，作者和读者就被捆绑在一起，失去了读者的作者，没有了阅读的写作，就像没有恋人的情人一样，没有意义，也就无法存在。读者退隐之后，作者只有死亡。 资本主义体制对传统读者的影响，还体现在他把写作投放到市场，把阅读变成了一次性的消费行为，传统阅读的教化功能在消费过程中被抛弃了。资本主义剥离了传统社会的写作附丽的神圣和权威色彩，将作者转变为类同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工。很大程度上，不再由作者掌控写作的主题、表达的方式和可能的效果，而是由文化掮客来规划写作的内容和方式。文化掮客不关心写作的伦理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把写作当做类似资本榨取利润的手段。他们从购买力和潜在市场规模等角度去设计从写作到消费写作的整个生产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不过是生产流程的第一道工序，而写作被消费则是生产流程的完成，在这个流程中，资本因循环而增值。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市场以读者为中心来设计自己的文化生产，其实这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市场对读者与写作的真正关系——阅读过程和阅读经验毫无兴趣。从市场的逻辑看来，阅读过程和阅读经验是个人化的部分，游离于市场考虑的范围之外。读者的意义止于购买。因此，购买意义上的读者可能根本没有阅读的习惯，比如早期资产者为了装点自己的品位购买限量版的精装书，或者人们在漫长的旅程中在车站或机场顺带买上两三本侦探小说和黄色杂志。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或者从未发生，或者仅仅是临时性的，阅读不再丰富这些读者的经验，反倒造成他们“经验的贫乏”。但由于前者的购买力和后者的规模，他们的需要可能根本性地影响到写作的生产，而传统意义上真正读者的需要却被忽略和搁置了。所以，资本主义对写作的生产，从来不是以满足整个市场写作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的，它在满足购买需求的同时，也压制了阅读的需求。对市场而言，无法产生利润的需求不成其为需求。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阅读所具有的社会阶层之间区分性功能被削弱，阅读同权力的直接联系逐渐松弛，并最终演变为资本主义消费生产的一个对象。传统的阅读和写作一样，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实践的一部分，阅读被赋予了社会价值和规范的灌输的功用。资本主义体制将传统的复杂的权力运作简化为以资本为核心的体制，它通过资本这个物质性的中介使得权力操控变成一个貌似客观的结构，掩盖了传统社会那种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阶级性、阶层性特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因而，传统社会权力运作借助写作和阅读来制造合法性的不可替代性不复存在。一旦读者被解除了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感，阅读的功能出现了根本性的颠倒，传统社会阅读的价值传递和公民培育的这一主要功能逐步被消解、被边缘化，而其娱乐消遣的功能被突出出来。阅读同其他消费行为一样，更多是实现欲望的最大化。而欲望的实现，不会顾及唤起欲望的载体的内容，只会关注其形式和效果。因而那种建立在内容和价值的区分性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受到了嘲弄，等级总是会设定标准和尺度，而这同欲望兑现的随意性和自由是相互冲突的。所以，资本主义体制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否定，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欲望的崇拜，而不是源于它的民主价值观。民主价值观不过是欲望的一种政治的表述形式。 所有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社会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甚至于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的范畴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那种建立在主体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读者面临着存在的危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人们对写作和阅读本身的关注，其实就是这种变化的思想征兆和追问结果。何为作者、作者死亡的问题，根本上是何为阅读和读者死亡的问题。因为，失去了读者，写作的依据也随之消失。 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这种变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作者和读者，不断反抗这个消解作者和读者的过程。海德格尔试图克服技术时代读者同他自己经验的脱节，他要在时间中重建读者和世界浑然一体的阅读；萨特把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解答成为为谁写作的问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激烈地批判大众文化肤浅的平等性，希望维护阅读的高贵的、神圣的价值特性；姚斯和伊泽尔揭示写作的读者性，明确了读者在写作历史中的关键性作用；斯特劳斯捍卫经典的神圣性，坚持阅读和阐释的规范要求……所有这些思想的努力都带有维护传统阅读方式和读者形象的抵抗色彩。 但读者形象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式微，使得读者的消失变得不可避免。消费时代的到来，给予滑向死亡边缘的读者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 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对读者的死亡宣判是以读者至上的名义做出的。当代消费社会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读者的时代，读者的需要成了消费时代写作的第一律令，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关于读者的言说。但在关于读者的话语增值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当读者变成了消费写作的抽象的大众，具体的读者却一下子消失了。谁是读者？为谁写作？这不仅是困扰作者的问题，也成了困扰写作的个体消费者的问题。 在消费社会中，传统作者作为作品创造者的意义已经枯竭。很明显，个体作者的手工式的写作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作品更主要是被“生产”出来的，即使写作者依然承担着执笔书写的任务，但无论是作品内容的确定、形式的选择还是作品最终要实现的效果以及其中的细节，都取决于数量众多的合作者。一部作品的产生，凝聚着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群体的共同劳动。他们的分工协作与历史上那种因个人兴趣结合的创作集体明显不同，他们的角色被专业化了。而且，这样写作出来的作品，从市场的意义看，依然仅仅属于半成品。它商品意义的最终实现，还要依赖市场的复杂运作和策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那种过去表明作品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作家署名，在消费的时代，更多起到的是唤起消费欲望的品牌的功用。 一当作家的形象被职业写作者的形象取代，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变得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他面对的也始终是陌生的、复数的“读者”，他必须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庞大的、没有明确内涵的消费人群。当然，他可以稍稍具体地设想他写作的对象，比如说现代都市中年的单身白领女性，他替她们写作，希望他的作品能够被这个群体消费。但很明显，这个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没有信心，因为他不敢保证：①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均质化的欲望相同的群体，把她们想象成一个整体是不是虚妄的？②即使存在着这种共同的欲望，他的写作是否能恰当地把握住这种欲望并把它展现出来？③即使他的写作同时满足了上面两个前提，他仍然有理由担心，他的作品是否能如愿地抵达它潜在的消费者，因为，在消费时代，他的作品——消费品不是直接面对消费群体，必须经过市场的中介，他不能保证自己的产品不被预先过滤。因此，作家的倾诉经常没有了回音，他孤独地守候着自己的作品，就像守候一个古老家族幸存下来的遗物，弥足珍贵，却没有丝毫实用的价值。 与此相关，这个时代写作的消费者也陷入了自己的孤独：面对让人眼花缭乱的市场，他无法确定自己的意愿是否恰当地被市场所理解、所吸收。面对着图书的排行榜和市场调查的统计数据，他感到无所适从和窘迫：如果他的需求恰恰属于这些大众认同的范围，他作为“自己”的个性何以表达，而这个时代强烈地暗示他需要这样的个性；如果他的需求总是在市场的趋势中得不到体现，那么他还有没有意义觉得自己属于“读者”呢？不管哪一种情况，一个进入消费时代的读者，发现自己在过剩的作品——消费品中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匮乏。他的需求被延宕了，他被自己的作者所遗忘。更为严重的还在于：一个写作的消费者，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还能真正拥有“自己”的需要，真正地成为“读者”呢？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读者的主体性在确立之前就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消解了，“自我”成了一个永久的幻象。他的欲望始终处于消费时尚的塑造过程中，他的“个性”的获取本身就是被设定和安排的。当他自以为自主地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市场在替他选择。最后，他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欲望不在别处，欲望已经牢牢地占据着他的身体。“自我”完好而快乐地存活在经验的瞬间，阅读不过是使这个瞬间更强烈展现的一个契机。这个被理性压制的“自我”一旦涌现，“读者”便在顷刻间死亡。 更可能的也是更具悲剧色彩的，在阅读之前读者已经先期死亡了。 注释： ①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第25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原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