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代以降，批评不再向大众敞开，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因强调学理而删除个性，摧折锋芒，剿灭思想，此种杀鸡取卵式的举止，无异于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并泼出。遥思今人乐道的盛唐气象，该是怎样地畅放无碍一任天纵，丰茂盛大开阔恢张。何谓盛唐气象？一言以蔽之，曰百花齐放，曰气象发皇，曰灵魂粗壮。回首以质取文的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感应盛唐精神的文化时代。班声动，北风鸣，剑气冲，南斗平；八十年代的批评文字多是拿掷飞腾的，热风撩人的，血性昂扬的，就事论事的，读来何等痛快淋漓！那样龙腾虎骧的时代，我们往往称之为大时代，如八十年代，如“五四”；向上追溯则是唐、汉、先秦，其间还可以包含魏晋。俱往矣，当习成软熟取代了发唱惊挺，陈陈相因遮蔽了戛戛独造，剩下的惟有以“学理”为恃，蚂蚁装大象，侏儒充巨人。只是，有了“学理”这匹怪兽的横加羁勒，批评之马如何还能所向空阔、驱驰万里？ 所谓学理、规范，原本只是形式层面的要求，在浅表的逻辑论证和格式规范之下，更应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优秀的批评文字永远是空诸依傍而直指灵魂的。一篇批评文章，即便从技术的角度观照，也应援引有度，布局合理，倘一味沉溺于掉书袋，做文抄公，在“学理”的堂皇面纱下，彰显的乃是令人齿寒的跪拜之姿。 批评必须有感于心，方可笔下生风。批评融铸着主体的人格、气魄和性情，精神、信仰和胸襟。批评文字应该是大气磅礴的，运斤成风的，自由自在的，特立独行的。开阔的思路，缜密的逻辑，优美的学理，锐利的锋芒，都应成为批评必备的元素。探囊取物，心有灵犀，一针见血，直击腠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样的批评真是令人拍手叫绝。 批评的要旨在于护守文学本体，捍卫普世价值，切实把握所评对象的丰富与复杂，与流动不居的文学星河齐头并进。立场彰显尊严。一个批评者，哪怕他立场有误，倘能如尾生抱柱，坚执如一，亦不失其可敬可佩。时见某类批评俊彦，才思不凡而立场飘忽，一夕三变，因其过于聪明的行止令人嗟叹。 批评者不是上帝、判官，被评者亦非贱民、罪人。反之亦然。批评的过程不是在审判在施舍，而是在交流在对话。可怕的是一些批评者，高擎客观公允的大纛，却将个人恩怨置于批评的公信力之上，或投桃报李，或睚眦相向，遂使批评沦为纯然的报恩工具和泄愤载体。如此“掺沙子”式的举动，诚为对批评的轻慢亵渎。舌灿莲花的表扬也好，意态亢奋的谩骂也罢，二者同为价值失范时代的劣行恶举。一个合格的批评者，在其文章中所展示的应是澄澈的内心，而非浑浊的内分泌物。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关系批评、人情批评、哥们姐们批评好出许多。 评论大可随意，但绝不能随意到穿着内衣见客、光着膀子上街的地步，如此傲慢和托大，便是把庄严的文场当成了自家卧室。评论应该是神采奕奕的，犹如天鸡唱晓；是枝叶纷披的，犹如高树婆挲。今天，我们很难再读到李健吾、宗白华、钟惦棐、胡河清式的活色生香、沁人心脾的批评文字了——那样地随物赋形，风骨卓荦，灵动丰沛，如同云层激发出闪电一般令人感奋。近年在内地文坛闪亮登场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其批评理念大可商榷，其批评姿态颇值嘉许：文体如璎珞敲冰，惊彩绝艳，笔调如鸣溪出涧，满眼生鲜。“五四”以降白话汉语的纯美风情，或许正可从中见出端倪。 对于文学，对于文学批评，全力投入的姿态是需要的，闲云野鹤的心态同样需要。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用业余的眼光看问题，用专业的态度写文章，也许正是我属意的。 批评是精进不息的文学远征。时流所致，批评的堕落在所难免，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谴责连连。与其讨伐别人，不如清理自我。建构比批判重要。行动比言语重要。批评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我只希望自己播下龙种，不至于收获跳蚤。 原载：《南方文坛》2007/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