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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个奇异的时代同步，2006年的文学理论批评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潮涌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直观、自我与他者分化调和，围绕文学的终结、文化研究的边界、精英主义的祛魅等诸多问题，立场与观点时有碰撞，方法与模式时出新锐，2006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趋于分化、断裂而又自我缝合、整合的状态。本文力图从“问题与方法”、“概念与实践”、“争鸣与事件”等角度对2006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做一个梳理，只是，对之做任何形式的概括都难免会挂一漏万。 一 问题与方法 1.文艺学边界论争 这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一定延续性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艺学学科的新兴方向——文化研究——在势不可当地展开的同时也遭受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评。2006年度之初，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许明三位先生一组题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的笔谈。三位先生结合自身观念的变化及亲身见证的二十多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突出的理论焦点，再次阐发了“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核心价值观”等基本思想，文章捍卫文艺学道统的意义大于理论创新。 其后，朱立元先生的《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①（以下简称朱文）是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的反思》等系列文章较为全面的回应。文章认同文化研究在观点及方法论上的理论创新，认为文化研究“既看到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带来文学边界的模糊，也看到电子传媒的革命对当代文学的冲击”；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及其实践存在某种脱离，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但朱文也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当代文艺学的危机是全面的”这一说法，更无法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朱先生认为在西方，“文化研究”的对象模糊，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正逐渐转为劣势。文艺学朝文化研究的方向走，则很容易“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文章结尾处不无忧虑地提出质疑：“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 朱先生对文艺学研究失去独立性，疏远甚至背离文学的担忧并非全无根据。2001年希利斯·米勒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是否应当终结的话题就引起了诸多的争议②。之后希利斯·米勒以《文学理论的未来》一文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他除了重申文学的旧有功能被电影、电视、通俗音乐、电子游戏、网络等能制造魔光幻影的技术媒介所替代之外，同时认为作为文学附属物的文学理论总是植根于某个时代、某个地点和某种文化，文学理论在其动态生成的过程中，并不具备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学科封闭性，因为任何特定的阶段产生的文学理论都不具有科学所具有的证伪性。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作品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阅读，那么毫无疑问，作为阅读本身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文学理论在细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修正和再修正文本，从而造成文本不可知性和无穷阐释性，这无疑与文学理论的初衷渐行渐远。米勒还认为现有的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界定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后现代的结构特征早在塞万提斯时代就已经具备，西方叙事学技巧自塞万提斯时代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对不同文学时期风格的厘定甚至文学史分期也让人怀疑。③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泛一些，不仅仅在文学研究范围内，在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史学等领域，类似的终结宣告也不乏其声。1966年，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中就提出，哲学已经穷尽了发展的最后可能。然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却成功实现了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转向。1989年，福山首次提出“历史终结”命题，从政治学层面提出了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史——尤其是“9·11”以来的政治图景并非如此清晰。无论是海德格尔、福山，还是在1960年代宣告“小说的死亡”的约翰·巴斯、苏珊·桑塔格等先锋批评家，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还只是未完成的现在时。 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终结与否只能从其动态发展中去寻求答案，现在宣判其生死未免操之过急。一个命题的背后总蕴含着与之相反的否定命题，而这个命题是否具有生命力与其否定命题的强大与否息息相关。文化研究的存在，作为一个异质的他者，已经给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反思空间。诸如对于精英情结的反思、对大众文化的再认识、对媒介与信息关系的甄别等等，都打破了文学研究的狭隘性，开创、丰富了批评理论空间。而这个过程也使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更清晰、更明确而不是相反。 2.文学的去精英化问题 以动态生成观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个幽灵——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幽灵始终挥之不去。“五四”知识分子是把文学从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的贵族层面拉到平民大众的层面、人的文学层面；之后的左翼文学是把贵族的统治阶级的写作替换成无产阶级的写作，为工农大众的写作；20世纪末的新启蒙和后现代写作也是如此。以上种种文学上的消解贵族化动机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但结果却往往是背离的，“为大众”的写作往往变成了“化大众”的写作，文学成了意识形态的教训。我们看下来这一百年的文学始终没有摆脱启蒙与被启蒙、新的精英取代旧的精英的奇怪模式。④ 陶东风注意到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动态生成史，并开始对其历史语境和生成动因进行勾勒。他的《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一文，全面总结了近20年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精英化与去精英化，即他所称的“祛魅”与“赋魅”的胶着过程⑤。陶文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80年代。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但“祛魅”的过程也是“赋魅”的过程。这次“祛魅”不仅为知识精英及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文化之魅。这个过程大致又分为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的“纯文学”思潮两个阶段。陶东风认为，“纯文学”是一种精英文学对另一种精英文学（即启蒙主义）的反拨。这种新精英文学给自己赋魅的形式是通过形式崇拜保证文学的神秘性和稀有性，而这种神秘性和稀有性，伴随着90年代的商业社会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分化解体。陶文对20世纪末文学的两次纵向的祛魅的轨迹勾勒，以及对当下大众文学的描述带有对历史与现状进行现象学呈现的意味。尽管他自己也强调“祛魅”这个词汇并不含有价值判断，仍然有批评者在启蒙主义精神的评价、文学经典的认知以及当下文学性的真实状况等方面提出了质疑。⑥ 仔细对比陶文与相应的商榷文章，可以看出，在对20世纪80～90年代文学状况的指认上，陶东风与质疑者如郭铁成先生等并无多少差异。差异来自价值判断层面。郭先生笃信文学的经典化，尽管也拒绝对经典的绝对顶礼膜拜，但仍然认为文学经典有其固有的质素。而陶东风先生受布迪厄的“场域”观点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经典化有其具体的动态生成性。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一种是现象学的文学史观，它承认的是既定的事实，强调的是历史的复杂性，例如陶文认为先锋小说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事实上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启蒙精神造成了显著的颠覆性后果，同时也维护了“纯文学”话语的权威性；另一种是本质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从对‘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祛魅’到现实主义原则的‘回归’，再到突破现实主义的局囿”，再到“先锋实验文学”的出场，不过是文学实现自我、扩展自我的一个历程。⑦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德里达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这些让我们知道：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以自我为对象的“侧显”之中。然而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显然存在一种精神的真理，这种真理依靠表象又穿越表象抵达本质，历史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有时会阻碍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 3.长篇小说标准之争 2005年是长篇小说高峰年，这一年，先后有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韩东的《我和你》、毕飞宇的《平原》、东西的《后悔录》、葛红兵的《财道》等长篇小说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视野，媒体的宣传策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也派生出对长篇小说的价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广度、与创作篇幅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 雷达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个发言提纲》⑧ 一文，坚持文学的精英主义宏旨，认为长篇小说应当表现出对人类的关怀和正面的价值：“我们的作品，太看重具体条件下的派别和集团的复仇与胜负，很少上升到人类关怀的层面，于是很难写出让全人类共同感动，表达了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承担的作品。而那样的作品，比如俄苏的、欧洲的一些作品，会让人真实地感到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息息相关的。……新时期以来以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比较擅长揭示不利于人健康成长的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批判、否定能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存在，它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缺少正面的价值声音。这当然与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理想，缺乏造就人的精神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更集中的意见体现在长篇的容量与深度关系的探讨中。《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这也是该杂志持续开设的一个专栏。莫言认为：“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他同时也分析了长篇越写越短的原因：“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意儿。”莫言因此将长篇小说的长度视为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说：“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汪政认为，短、中、长篇的区分是有大量经典支撑的，形成了相应的审美定律，作家应该有文学史意识，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而小长篇不过是中篇的加长。中篇本来就是一个新兴的暧昧的文体，还不成熟。为了适应现在的刊物的需要，再加上影视化写作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泛滥成灾的小长篇，它使许多本来不能从事长篇写作的人得以混迹其中，败坏了传统长篇的形象，使得传统长篇的许多审美特性与审美功能难以为继。复杂变成简单，丰富变成单薄，深刻变成肤浅。许多技巧以及赖以支撑的美学表达也成为不可能，比如描写，现在描写几乎难有立足之地，小长篇的篇幅限制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描写，只能是叙述、叙述、再叙述，一路狂奔而去，这实际上是文学在图像时代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优势。 洪治纲认为，绝大多数小长篇都是不成功的，只是一种时尚类的消费产物。小长篇的兴起是迎合当代文化的快餐消费心理，只能适应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不是真正的长篇写作目标。从常理上说，一部长篇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活，过度的简约化处理，要么是作家的审美思考不深厚，文本驾驭能力不够，故而投机取巧绕道而行；要么是原本就是一个短篇或中篇的构架，作家主观上刻意注水而成。 李敬泽认为，长篇小说首先涉及经验和体验的自然长度，“80后”的长篇差不多都是小长篇，因为他们的经验的自然长度就是那么多。但李敬泽要问的是，为什么失去了自然长度的支持，我们就写不长，以及写不宽写不厚写不重？他认为，小长篇的时兴表明了我们在简化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无法为这个经验提供纵深和发展。他质疑小长篇是艺术上的权宜之计。他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维持对“重”的把握。自昆德拉搞出一个“不可承受之轻”、卡尔维诺搞出个“轻逸”之后，“轻”的哲学和美学在中国就大行其道，它成了小资和流行时尚世界观的核心配备。所以长篇小说不在于写多长合适，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要维护对重、宽、驳杂与丰富、深邃与困难的体认和表现。⑨ 而在《上海文学》的回应文章中，葛红兵等提出，应当反思长篇小说的评判机制，不应当拘泥地按照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框框来套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会导致我们对长篇小说形成一个僵化的看法。长篇小说在19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那种创作是在认识论、本质论的观念下创作出来的。20世纪以来，认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冲击着旧有的文学概念，但是我们看到国内长篇评价体系和评价理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长篇小说的文体应当是开放的、处于变动中的，那种以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全景式、系统性为固定标准的社会画卷式写作，在今天看来根本就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一部以展现社会本质、人物命运为标榜的作品，其遮蔽掉的信息可能远远超越表达出来的信息。小说的艺术价值的高低并不在于物理意义的空间、时间的广度、长度，而在于精神的长度。⑩ 4.都市文学问题 都市文学问题的产生，源自都市生活的快速发展。然而面对都市，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显得十分茫然。 李敬泽在《在都市书写中国》(11) 一文中真切地表达了这种茫然：“我们对都市和乡村都知之甚少，所思甚浅，对这个时代人们混杂的，复杂的经验所知甚少，结果就是观念的自我运行，不指涉人的生活和经验。”他举例说，“90年代以来，一谈到都市就是两个关键词：欲望、物质，这也成了一种歪曲和遮蔽。一方面它制约了作家的眼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词是暧昧的、负面的，也使人们习惯以负面的眼光去看那些作品。”他同时认为：“在文学叙述中，都市不得不向乡村‘借用’意义。都市无法凭自身产生意义，只有在乡村（通过农民工）在场的情况下，作家们才猛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而陈晓明在《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12) 中则认为城市小说的写作应当存在一种城市意识：人把自己当作城市精灵，感受城市的生命存在。但他也认为，目前的中国文学的氛围和个人经验还没有发展出这种城市意识。与这种城市精神相对应，他认为：所有的城市叙事中遵照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法则，在对人的表现臻于完美的小说中，城市的怪影无法显灵，被人的话语所遮蔽，既无法本质化，也无法历史化，它是逃脱、缺席和不在场的一种踪迹。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存在的幻想，目前的城市文学并没有形成一种类型，一种题材，一种可以被称为“城市文学”的主题。 葛红兵在《上海：都市写作的前沿》(13) 中一方面认同目前对于都市文学弱势地位的判断，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它常常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葛文认为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顽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表现在“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但另一方面，葛文并不认为城市写作要向乡村写作借用意义，关键在于作家如何改变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应当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做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做出质疑，才能创生出新的都市话语。 二 概念与实践 1.新世纪文学的命名 新世纪文学的命名直接源自200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设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栏。《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认为，“21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南方文坛》的另一篇系统阐述“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认为：“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乃是又一次将“中国文学”时间化了，并在这种时间化的意义上，将其进行了一次历史总体化。(14) 《文艺争鸣》自2005年第2期开始连续展开的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讨论，吸引了张炯、陈晓明、张颐武、程光炜、孟繁华、贺绍俊等学者撰文参与。2006年，“新世纪文学”在建构与争议中继续推进，先后有十多位研究者从各个侧面对“新世纪文学”展开论述。雷达、任东华的《“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是继2005年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文学的走向》之后的又一篇试图建立“新世纪文学”概念合法性的论文。但文章列举了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对于世纪之交的文学进行筹划的种种努力，承认“新世纪文学”的实践并未完成，需要从多个层面补充概念表述。张颐武等人的讨论文章《关于新世纪文学》梳理了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差异，设定出新世纪文学的若干表征。 文学理论方面，李衍柱通过对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四次革命以及文艺学的学科史的考察后提出：21世纪的文学理论呈现出的总体格局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走向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马大康仔细分析了“新世纪”文艺学边界泛化之后的“娱乐化”特征，指出娱乐性与理性启蒙的潜在关系是“娱乐即感性生命的本性，重视娱乐就是要求理性尊重感性生命，以感性生命为出发点和旨归”(15)，欧阳友权等人的有关网络文学写作的专辑文章，分别从文学的存在方式、创作模式、传播手段等方面界定了网络造成的文学裂变……一时间，“新世纪文学”在结束了短暂的正名仪式之后全方位地扩张开来，从文学当代发展史脉络的规划到文学理论新状况的归纳，从整体文学状态的勾勒到类别文学状况的精雕细描，“新世纪文学”有声有色地开始了全方位的理论构建。 在我们看来，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先验意味，文学的实际创作也许并不像理论批评家们先验观念那样来得清晰透彻和乐观高效，这也许就是“新世纪文学”命名会遭到部分学者批评的缘故。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陈思广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16) 更为全面的分析来自刘卫东的《新世纪批评话语中的“新世纪文学”——以〈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的建构为例》(17)，文章对比20世纪初赵家璧组织编选的《新文学大系》之后指出，“新世纪文学”缺少类似新文学的成绩，其参与者也缺少对成绩的自信，众多的学者在论证“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时，也缺乏对“自身”的言说合法性的审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世纪文学”仍然会是一个讨论的热点，然而，如果“新世纪文学”无法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文学形成切割，无法从其自身找到内在设定，那么概念的泛化、弥散，恐怕也无可避免。 2.底层与人民性 对于底层的讨论直接来自2005年的一场论争(18)，论争的脉络延伸到2006年。如果把王晓华等对于“人民性”的争论加以互文性的比照阅读，则会发现新的启发意义。在《幻想的瘟疫》中，齐泽克引用过帕斯卡尔的一个观点：应当改变一个启蒙观点，那种观点认为对于无力把握宗教信仰需要的普通民众，应当以权威的方式确立宗教真理，就如同不允许讨论的教条；而对于精英人士，则允许用理性说服的方式使他们遵守宗教真理。事实上，讨论才是“普通民众”所需要的，他们需要幻觉，以为他们必须遵循的秩序中有着良好的、适当的理性；而精英人士需要知道的唯一真实的权利教条的基础就是它自己。(19) 在底层和人民性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把帕斯卡尔所说的必须遵守的宗教真理换成为底层代言的良知呼声，上述判断依然成立。从某种程度上讲，像曹征路先生《那儿》这样的小说的说服对象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困惑不解的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似乎只需要领受那个天然的道德令的旨意，而没有讨论服从其缘由的必要。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20) 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不谋而合的是，王晓华的《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21) 开篇就强调：“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不再是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如何表述底层”。然而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王晓华正是从对这个问题的展开，揭示出“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的文学”的虚幻性。南帆仍然认为：对话是一种有助于抑制专制主义和压迫意识的形式，再现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关系，并且在对话网络中鉴别、提炼和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而在王晓华看来，这种姿态仍然没有摆脱为底层代言的窠臼。“为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言说”的差异，在于对“底层”这个群体名词及其与之关联的“人民”、“公民”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王晓华看来：个体绝非仅仅是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权利主体——公民。作为公民他们与文学家天然平等，文学家并不天然具有对其他公民的代言权。王晓华的建立在“公民”性基础上的“人民性”的理念或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质疑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认为：以公民取代“人民”是对人民概念的泛化。自俄罗斯民粹主义以降，人民即等同于底层，知识分子显然不能划入底层的序列。(22) 如果追根溯源把人民性指向卢梭与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那么知识分子与黎民百姓（这个词汇更能体现人民性的质朴气息）的分野是泾渭分明的，无可指责。使用这种分野来对底层寄予怜悯和同情也毫无阻滞。问题是，在这种分野中，当知识分子对底层进行凝视和抒情时，往往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断裂感。比如：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原罪意识，原罪意识也是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但是当他们将这种原罪凝视在底层身上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矫情和做作的戏谑感。 三 争鸣与事件 1.玄幻小说之争 陶东风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23) 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玄幻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以《诛仙》为代表的拟武侠类玄幻文学（有人称为“新武侠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小说人物无论正反无一不热衷魔法妖道，作者以此来掩盖自己除装神弄鬼之外其他方面艺术才华的严重贫乏。 陶东风的批评很快招致玄幻小说作者和读者的反批评，其中，来自文学批评界内部的张柠的声音格外引人注意。张柠在其博客中撰文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矛头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的秘密。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不应当把它们当做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24) 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在争论，而创作似乎并未受什么影响，直至苏童《碧奴》的出版，作为“世界级”“神话写作”的一部分，苏童这个中国文坛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似乎让中国的出版界大大地高兴了一回，而又让中国的批评界失语了一回。然而在一个没有多少厚重的神话基础的国度里，神话叙事如何成为可能？对玄幻小说的批评，似乎成为一种先兆性的象征，启发我们对想象的世界表示必要的关注。 玄幻小说的论辩在此之后迅速归于沉寂。这体现了作为庞然大物的理论界对于网络民间置若罔闻的傲慢和无礼。与之相关的诸多的问题甚至连展览的机遇都没有就遭到悬置。诸如：神魔原型的当代对应、神魔谱系的营造、神魔叙事与历史的互文关系，以及神魔小说（包括动漫产品）的生产、消费机制等等，甚至连词源意义上的神话、神魔、玄幻小说的类型的区分都懒得探讨。 但是，网络游戏以及作为派生物的网络神魔小说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的想象天性和巨大的市场和消费资源面前，神话叙事无疑将会成为类型小说研究的下一个增长点。 2.思想界、文学界之争 事情起源于2006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研讨会。讨论会上，由于作品本身描写了一位民间思想者的个人史，引起一些思想史学界、哲学界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和质疑。文学界缺少什么，当代作家缺少什么，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傅国涌认为：“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学者丁东则说：“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而哲学学者邓晓芒先生认为，文学作品“里面应当有一个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中国文学里面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人总结这个会上发出的批评声音其实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学没思想。这是针对中国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态度而发的，中国文学缺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没有实现“文以载道”的理想——因为作家本身缺少批判精神和批判的思想；第二，中国作家没灵魂。这是针对当代文学对个体灵魂的描述而言的，背后问题在于，中国作家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缺少描述这个激变时代中人的灵魂煎熬的能力——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充分感受到这种煎熬。(25) 5月26日，《南都周刊》发表《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报道了一部分作家对评论者的批评的回应。其中，作家陈希我的回应是有代表性的，他说：“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我想问，这些思想家真的有思想吗？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6月，思想界的丁东、崔卫平、傅国涌等又先后撰文反击。一场争论大范围展开。包括《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文学报》、《南都周刊》、《天涯》杂志等许多报刊，新浪网、中华网、中国经济文化网等众多网站都做了报道或载文参与讨论。其中，王晓渔《聋子之间的对话——我看文学界与思想界的辩论赛》(26) 认为：思想和文学绝非敌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互相干扰，而是双方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需要共享的常识未被双方接受，从而变成“异见”。正如残雪所说，思想者需要补补文学常识；也正如袁伟时所说，文学界需要补补现代政治学的常识、现代法学的常识、中外历史的常识。只要是公民就需要拥有常识，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拒绝。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对话姿势也不必定格在“反唇相讥”，而是需要“躬身自问”。 如今回顾这场颇有戏剧性的论战，诚如谢有顺在《一些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27)中所说：思想界对文学界的批评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一些学者对“当下中国文学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缺乏良知和勇气，缺乏承担”的批评，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对很多作家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结语 回顾2006年的中国文学理论，从文艺学边界之争、文学精英主义问题之争、底层与人民性问题之争、长篇小说标准问题之争、新世纪文学命名问题、都市文学问题，到玄幻小说之争，到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对立，都在表明这样的事实：不同文学群体之间基于文化身份、价值尺度、利益关系等因素而产生裂隙——某种形式的断裂正在发生，这一切用“共名”解体、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等已无法解释。传统视域下的多元思想，尽管价值观存在差异，但对立双方或多方并不存在理解对方语码的困难，甚至也不存在共存的困难。而在趋向断裂的社会，价值各方在语码上是断裂的，难以相互解码，共存常常也显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对话是艰难的，是自说自话式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话依然在进行，相互倾听和倾诉的努力依然存在，缝合、整合的期待依然存在。在这种裂隙中，文学理论的内部生机不是失却了，而是更加的富有活力了。 注释： ① 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② 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等文章。而最近的一次争议发生在网络世界：诗人叶匡正在自己的博客里情绪激动地高喊“文学死了”。不以为然者如陈晓明先生同样在博客中回应：“文学已死”这个老话题早就该死。叶文见：http://blog. sina.com.cn/u/489ab6b001000631；陈文见：http://blog.sina.com.cn/u/473fffb4010006fd ③ J·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的未来》，《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6年第7期。 ④ 葛红兵、郜元宝：《精英的终结与作家身份的重建》，《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⑤ 陶东风：《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⑥ 郭铁成：《有关80年代文学评价及其他——就〈文学的祛魅〉与陶东风商榷》，《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张开焱：《文学性真在疯狂扩张吗？》，《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⑦ 郭铁成：《有关80年代文学评价及其他——就〈文学的祛魅〉与陶东风商榷》，《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⑧ 雷达：《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个发言提纲》，《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⑨ 李敬泽等：《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漫谈60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 ⑩ 葛红兵等：《个体经验的坚守与长篇叙事的转化——新生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11) 《当代文坛》2006年第4期。 (12) 《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13) 《延河》2006年第8期。 (14) 张未民：《中国文学的“时间”——关于“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5) 马大康：《娱乐性的越界与当代文艺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16) 白烨：《当代文学研究两题》，《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17) 《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18) “底层”问题最早缘自蔡翔1995年的一篇散文《底层》。在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浪潮中，因为小说作品强烈的“分享艰难”式的安抚态度，削弱了底层话题的应有力度。2003年蔡翔在《天涯》发表的访谈中再度把问题提出，这一话题因为2004年底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等一部分作品出现而重新引起关注。2005年7月南帆等学者在《上海文学》发表关于底层问题的讨论，因为过于学术化的论说方式引起了学者吴亮的反驳。 (19)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20) 《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21) 《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22) 方惟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23) 《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 (24) http://blog. sina. com. cn/u/5407388d010003n1 (25) 陈愚：《思想界VS文学界：不仅仅是文学缺乏良知》，《新快报》2006年6月14日。 (26) 《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21日。 (27) http://blog. sina. com. cn/u/59380f5001000473 原载：《当代文坛》200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