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中的中西之争由来已久，它其实是古今之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现代中国的新传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才视为中国的，而现代中国的新传统则被视为西方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加剧，这个矛盾愈加突出，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新的选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成了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为此争论不休，设计了种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其实，实践总是先于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论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做出了自身选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以近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境遇作为个案，讨论在西方强势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探究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以及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认为文化研究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研究主潮，是中国文论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在中西文论沟通和融合的基础上发掘中国自身的独特经验，并力图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结论，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论不可逆转的必然走向。 一 文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0年代传入美国，很快就和美国学界的左翼结合起来，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后殖民主义等问题随之进入了美国文化研究的视野。90年代，文化研究经过台湾和香港传入中国内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迅速成为主流思潮，广泛涉及诸多学科领域，而以文学研究界最为热衷，几乎达到了言必称“文化研究”的地步。 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使中国的文化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4年9月，《读书》杂志举办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1995年8月在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6年7月在南京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05年7月在武汉举行的“文化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西方的一批文化研究著作得到译介，如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 （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英文原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等，还有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和陆扬的《大众文化研究》(2001)等。 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探索，1999年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被认为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较早和较好的著作。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管我们对于“金学”这样的称呼是否承认，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中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文化研究目前已经纳入国内学术体制，找到了学科发展的有力支撑点，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研究”网站尽管创建时间并不长，但是定位准，影响大，并且还有《文化研究》杂志配套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设有《文化研究》专辑，上海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系，并新近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网站，这个网站还有一个不同于国内通常学术网站的特点，中英文数据并行不悖；便于传递新近的原文资料，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也招收文化方向的研究生。 此外，大众文化研究也非常活跃，美学领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也掀起了一股潮流，《文艺争鸣》杂志为此开辟了专栏，人造美女甚至已经成为中华美学年会2004年7月长春的议题之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在这个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文化研究在国内仍有争议，一些学者特别是老一辈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强调文化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向其他学科的大规模扩散表示不满，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有着自己的确定性疆域。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内学界经历了90年代初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所形成的学术断裂，包括实践派美学退潮，文学主体性理论消失，文学研究一时群龙无首的无主潮时期后，文化研究再次激活了国内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独领风骚，一跃而成为国内文学研究主潮。 二 文化研究为什么能够在传入中国后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这里有着复杂和多方面的学术背景。在经历了极左思潮的肆虐之后，新时期之初，文艺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受到了广泛批评。作为一种反叛，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领域的“朦胧诗”率先试图摆脱“时代的单纯传声筒”相呼应，突入诗人内心，探索新的方法与艺术技巧，与此相呼应，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区分，启动了“向内转”的理论行程。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那么，这个时期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力求回复到自身。① 高行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在80年初期风靡一时，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尤为国内学界所推重，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深为我们所称许，探索艺术形式技巧的先锋派创作波澜迭起，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遭到冷遇。但是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方面，先锋派创作始终只能在所谓“纯文学”的小圈子里掀起波澜，大众对此始终极为冷漠，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实绩业也并不多见。 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我们对国外文艺理论的了解逐渐变得清晰。新批评兴起于1930年代，1950年代在英美学界曾一度达到全盛时期，进入动荡不安的 1960年代后，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开始走向衰败。当我们开始“向内转”并努力与世界文学研究接轨的时候，思想观念却受到重大冲击，我们惊奇地发现，新批评式的“内部规律”研究在西方其实也早已过时，原型批评、女权主义、后现代、新历史、后殖民等批评流派数十年来各领风骚，相互更迭。近二十多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研究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边界，逾越了文学的范围，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其他诸多学科相交叉，甚至连文学批评的对象，已经囊括了所有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 文学研究大幅度地转向文化研究，其学科边界向其他学科领域挪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种趋势在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得到了明确的传达。200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的主题是“在边缘：空白，疆域，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是讨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在2005年美国比较文学年会上，文化研究的倾向尤为彰显，这届年会的主题为“诸种帝国主义：时间，空间与形式”，传统的文学研究仍然在延续，固守文学研究的疆界，仍然是一些学者坚守的立场，但是这些研究已经明显边缘化了，不再居于主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已经善于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指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②“文化研究正在迅速进入当代美国思想和学术生活的主流”。③现在西方学术界主流话语中的热门话题，包括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当前西方文学与艺术领域经典的重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学艺术领域的性别歧视，文学艺术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使得积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中国文论界，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的学术立场，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迅速摆脱了“向内转”的过程，自觉地向欧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靠拢，尽量保持同步。 三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舶来的，含有较强烈的异质性的研究方法，和我们所熟知的文学研究有着重大差别。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国，就是因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它本身的一些学术特点和我国的学术传统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这从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基本地把握。 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呢？尽管文化概念本身具有歧义性，但是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的描述，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特征：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或艺术领域，而是包括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它超越了如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等学科的特定界限，质疑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否认文学自律的观点，否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高低之别，关注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流程等。④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的汇集之地，从一开始就和文学研究有着某种关联。196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他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该中心第一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1957年发表的《文化的用途》被认为是开始了文化研究的雏形，他本人担任英国文学教授，雷蒙·威廉斯也是英国文学教授，而且写过剧本，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特别是影视传媒，都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也大多设在英文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系科内，而跨文化研究现在恰恰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具活力与开拓性的方向。实际上，文化研究跨越了众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多元文化、流散文学、大众文化、同性恋和全球化等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和文化研究紧密相关，文化研究包括了文学研究而又不局限于文学研究。 “反本质主义”思潮目前在国内学术界流行一时，其实，学术研究不管多么千差万别和富于个性化，但总是以一些共同和稳定的原则为基础。其实，无论多么现代化的理论思潮，其实不过是人类思想史长河上曾经有过的一些点滴的或是涓涓细流的逐渐汇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化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不仅和西方思想史，并且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传统，不乏可以沟通之处。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学科分类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文学研究被称为“诗文评”，只是集部的一条尾巴而已，这似乎与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也具有某种可比性。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含糊的大文学观念，诗文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如果说诗，实际上是抒情短诗可以算作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话，那么，文的含义就非常广泛了，凡是与骈文相对的单行散体文章都可以称作“文”，也就是散文。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所论述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文体都是非文学的，而真正作为文学的诗赋只是排在末座。西方的文化研究这种既与文学相关又不局限于文学的特点，与中国的学术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沟通和契合。这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文论界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而且又以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其包含的多方面的时代内容，给中国文论界以新鲜的刺激，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应当说，是外来的文化研究找到了入主中国大陆的最佳切入点。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现在是国内学界一个时髦的口号，其实和一些学者的理解相反，传统不是或不仅仅是发黄的故纸堆，而是一个动态概念。我们不仅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且有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而且这可能是新近的、活着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以文学理论来说，近百年来，在西方纷至沓来的多种学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凭借它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以及和中国经世致用型的儒家诗教深厚传统的内在共鸣，最终从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流派中胜出，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流范式，也是最重要的新传统。“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根置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一同生长起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③正因如此，它在中西文论的进一步沟通中享有特殊的便利。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恰恰存在着明显的理论渊源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早期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就有着深刻影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曾经加入英国共产党，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述，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要通过语言和再现系统来研究，同时也要通过它的物质形式，如它的体制和社会实践来研究，这种思想推动伯明翰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电视的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它的制度史的广泛探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⑥ 意识形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关系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理论传统，马克思的著名命题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葛兰西尽管放弃了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虚假意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抛弃了阶级决定论，拒绝把所有文化都看作某个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使文化研究能够将视野扩展到阶级以外，如性别、种族以及年龄压迫、大众文化分析等，这条研究思路对于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研究一旦传入中国，便很容易为中国文论界迅速接受，在文学研究领域广为传播。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面临中西文论龃龉与磨合中所起到的独特桥梁作用，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充分地展示，文化研究在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一个显著范例。 四 任何新的理论观点与思想学说，尽管从理论形式上看，它是已有思想资料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的根源和动力，却是深深地埋藏于现实生活之中。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同样不能例外，从理论形式上看，是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真正深刻的内在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的深刻转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从世界范围来看，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与精英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汇，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叶的西方国家。出版社、音乐厅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出现，为大众文化孕育了温床。1950年代的欧美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福利国家的产生，公众有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就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时机。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逐渐普及，大量关于流行歌手、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的报道，不仅改变了青少年一代的兴趣爱好，也改变了社会风尚和艺术潮流。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经历了极左时期的极端封闭之后，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全新的情况。 中国的大众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也可以认为是“革命好莱坞”，也属大众文化，只不过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孕育的自发产生的大众文化相比，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即它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官方支配的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以来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寻常百姓家， 90年代后计算机和因特网技术迅速发展，当代中国逐渐步入小康社会，大众文化随之强劲增长。外国电影从最早的南斯拉夫《桥》、印度《流浪者》、日本《追捕》在大陆公映时的万人空巷，到现在好莱坞大片年年登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样式已经不再占据中国公众文艺生活的中心，时装、健美、广告、MTV、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和电子游戏等占据了公众主要的休闲时间，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已经来临，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重大转型，意味着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逐渐孕育成熟，亟须我们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由于我们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西之间发展的不同步性，西方作为发达国家，许多最新现象包括大众文化现象，总是率先在西方国家孕育成熟，许多最新艺术理论包括大众文化理论，作为对现实的总结与升华，也总是首先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缺乏原创性理论而追随西方，因为实践先于理论，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总结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这才是合理的解释。而一度流行的中国文化传统断裂造成了现代中国原创性理论的匮乏，则显得说服力不足，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否已经断裂，学术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从这样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出发推导出的结论，理所当然是值得怀疑的。当我们面对大众文化浪潮的时候，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缺乏相应的理论资源，我们自然转向西方，寻求西方已经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大众文化理论资源的帮助，试图解释并引导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可谓适逢其时，换言之，这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但是大众文化理论在西方也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状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传统，这使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不断修正的过程。自从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以来，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否定大众文化的传统。国内学界了解较早而且较多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大众持坚决和彻底的否定态度，它的所谓“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消费控制和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操纵功能、欺骗功能和辩护功能，其本质是虚假性。20世纪40年代，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点对象，1942年，霍克海默和洛文塔尔在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问题，按照他们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取代大众文化概念，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认为它产生于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大众宣传媒介，如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纸杂志等，以娱乐的方法来欺骗和奴役大众，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社会水泥”，它压抑主体意识，扼杀个性，具有商品化、标准化、操纵性等特征。⑨ 在英美学术界同样存在着贬低大众文化利维斯主义。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对大众文化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工业革命将一个完整的文化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优秀的少数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化的低劣的大众文化，电影、广告、时装表演、舞厅、流行音乐等，这一切对人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渺茫，18和19两个世纪是阅读的世纪，20世纪是阻碍阅读的世纪，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众文化是灾难，应当予以抵制。⑩ 这些贬低大众的分辨能力、否定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观点，尽管不乏合理之处，其片面和偏颇也是明显的，但是却给予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以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上是“以德治国”、“教化治国”的国家，如《礼记·大学》所言：“从天子到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文学艺术则在“修身”、“养浩然之气”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儒家“诗教”思想，文学承载着“感时忧国”、“补察时政”等重大政治使命。在这种氛围内形成的我国主流审美趣味，是历来不喜欢“吟风月”、“弄花草”式的无关宏旨的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主流文艺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于娱乐性的流行文艺和大众文化，历来都是深恶而痛绝之。70年代末以来，邓丽君歌曲从台港登陆内地并广为流行，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甚至发展到黄金时间在大陆各省级乃至中央电视台的强档播出，与此同时，传统的革命文学和经典名著反而无人问津，所有这一切，招致了国内学界的强烈批评，否定大众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就和国内的主流审美趣味较为吻合，成为我们的研究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资源。 在否定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引导下，张艺谋被称为“专拍女人戏的男导演”，(11)梁凤仪热，王朔热，《废都》热，性文学，移民文学，武侠小说，财经小说，屏幕被概括为“皇帝走红，大师走时，警匪走运，女人走俏”，这一切被斥为“文学的闹剧与社会的悲剧”，(12)大众文化被认为是矫情、苍白，批量生产制作，大量倾销，它传达的不是大众的情感，没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发性。研究者断言，大众文化的泛滥意味着文化的丧失，而非文化的大众拥有，大众文化是以文化的个性丧失为代价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制性倾销并令大众无可选择地接受的文化，它剥夺了大众参与文化创造的权力，简言之，大众文化是精神鸦片，(13)这些论述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性。有学者断言，19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研究大众文化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复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理论。(14)在研究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属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升华，而仅仅成为印证法兰克福理论的简单注脚。 五 大众文化既然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仅仅是作简单化的否定，就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非常复杂和广阔的领域，在英文中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两种不同的表达，在翻译成中文我们往往不加区分，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前者含有贬义，被看作乌合之众和庸俗不堪的东西，后者则是褒义的，台湾翻译为“庶民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在学术理路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鲜明对立的伯明翰学派却开始崛起，逐渐成为欧美学界文化研究中的主导性力量。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当代”二字就可以见出旨趣所在，即不再以传统的“经典”为标准，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他们强调大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并不是把大众看作文化产品的简单容器，他们不再持简单精英主义立场，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他们不再仅仅注重主流文化，而是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和亚文化对于主流和经典文化的抵抗作用。(15) 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是一个从“制码”到“解码”的过程，电视话语的意义要产生效果，必须经过观众解码，而观众对于电视话语中传播的信息，可能是同意的也可能是反对的，观众不是接受意识形态的简单容器，并非完全受到大众传媒的操纵，而是在接受过程中积极参与了意义的生产，有着自身的主体性立场，解码是相对自治的，观众的这种再生产能力具有颠覆性。(16)他们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另一种趋势，即抛弃了对大众文化简单否定的观点，转而发掘大众文化中正面和积极因素，这样就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承认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大众文化及其传媒就不再完全是消极的，大众文化具有启蒙性和创造性，对于大众文化及其传媒作了新的理解和解释，而这正好和现代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基本走向是一致的。 从我国晚清以来“兴白话而废文言”，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唤和期待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但是当真正的文学艺术大众化并非按照我们制定的计划，而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所措。其实大众文化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从大众本身生长出来的新的文学艺术类型，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民间艺术，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官方主流艺术，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朝阳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不是如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自身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种支柱产业，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文化产业的产值和重要性甚至远在传统的汽车、石油、房地产等支柱产业之上。就国内近年来的状况而言，不仅高雅艺术无力与大众文化相抗衡，纯文学向影视艺术为核心的大众文化靠拢，而且官方的主流文化也呈现出与大众文化合流的倾向，即使是主旋律电视剧，也有着较为浓厚的大众趣味，体现出明显的市民化和类型化特征，所谓“打黑片”、“反贪片”等影视类型片就是如此，一度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大雪无痕》、《黑冰》等也是典型个案。 鉴于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内近年来对大众文化的认识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变，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在1998年中央机构的改革普遍减员减机构的情况下，文化部却增设了文化产业司，中国政府在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的决策，中国对culture industry的翻译，从最初含有贬义的“文化工业”改为中性的“文化产业”。在国外学界和国内官方政策的引导下，对大众文化明显持乐观态度的文化研究，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并蓬勃发展起来，伯明翰学派受到了我们的广泛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明显减少，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简单化否定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学者甚至提出：“不应仅把批判成分局限于高雅文化，却只把通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大众文化作为平民文化，天然地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而从某种角度讲，精英主义高雅文化恰恰缺乏艺术反抗和批判的基础”，(17)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国内学界是颇具代表性的。 援引西方观点来阐述中国现象，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倾向。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简单地背诵西方观点还不足以解决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把西方理论走向的变化视为我国学术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就更为不妥。首先，西方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文化研究为例，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应当如何把握，这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对文学研究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作出进一步的探究。还有，从中国自身语境来看，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提出的课题，既与西方世界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从实践发展还是理论逻辑上讲，这些课题及其回应都应当带有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一系列本土化特征。 中西方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而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依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领域已经走向全面市场化，而文化领域依然保持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意志依然试图掌控思想文化，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化走向，恰好处于这种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权威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当前都市化进程中的消费主义潮流对艺术趣味的强劲影响，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中文化资本在当今中国的独特运作方式，简言之，如何发掘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机制，是当今中国学术研究中亟待我们填补的薄弱环节和重大课题。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如何走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之路，不是仅仅满足于简单地追随或者抨击西方话语，而是如何从我们本土的独特经验出发，进而提升出超越于本土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话语，还需要我们再深思。 注释： ①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卷），第142页，重庆出版社1991。 ②③⑥⑦(15)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第1页，第66页，第14页，第18页，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④参阅Wilfred L·Guefin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英文版），第240-24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⑤这段话本意是指中国现代美学，但是用来描述作为中国现代文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完全适用，参阅李庆本《走向跨文化研究的美学》，《文艺研究》，2000，3。 ⑧Judith G·Coffin & Robert C·Stacey, Western Civilizations, (New York &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05), pp.1014-1015。 ⑨欧力同、张伟著《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第285-286页，重庆出版社1990。 ⑩陆扬等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 (11)(12)(13)愚士选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330页， 482页，489-49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14)参阅卢铁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1。 (16)参阅James Procter, Stuart Hall(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57-65。 (17)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论文未刊稿）。 原载：《文艺评论》2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