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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底层写作”（或“底层文学”），是一个备受近期文坛、特别是批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对近期文坛关于“底层写作”的相关理论批评进行概要扫描，就“底层写作”的概念的源起与界定、批评实践中的困惑与求解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试图阐明“底层写作”批评理路的延展及其深远意义。 关键词 ] 文学批评 底层写作 现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提升，与此同时，体制变革伴生的阵痛也发生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尤以贫富差距的拉大及其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无可回避。当少部分人已凭借动辄上亿的身家跃入所谓的富人阶层时，当社会学界热衷于讨论多少万元的年收入能够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的时候，那些因各种原因跟不上时势发展步伐而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准的社会群体也逐渐沉落下去，铺垫成了这个充满躁动时代情绪社会的“底层”。近年来，以文学形式力求反映底层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底层写作”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一股创作和批评热潮，产生积极社会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论，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番梳理和评述。 一、“底层写作”概念的源起与界定 文学批评界较早集中关注“底层”问题的是评论家蔡翔，他对底层问题的文学思考首先体现在1995年的散文集《底层》中。他认为自己对该问题的关注来自他们这一代学人思维定势的前在矛盾——出身的平民意识与教育的文化精英意识，他们总是自觉地背负着社会使命感，站在历史与现代的交接地带以忧虑的姿态关注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病态现象。蔡翔承认，底层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对文学审美而言，底层生存状况如何被表述确实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的困扰，有诸多困惑。围绕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品及其反应出来的相关问题，《天涯》、《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刊物都参与组织专题研讨，吸引了诸多知名批评家参与探讨，“底层写作”的批评热潮由此成形。 “底层”之于文学写作，就语义逻辑而言，既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指涉，由此引发了关于“底层写作”概念界定的最基层的争论：“底层写作”是“底层”的文学写作，还是关于“底层”的文学写作？认可前者，举例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打工文学”到近期出版反响强烈的《中国打工诗选》，认为“底层写作”是以打工族为代表的底层自己发出的文学声音；认可后者则立足通行的“底层”社会学定义：“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下层底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搏弈的资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不具备完整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由此定义，“底层写作”是知识分子作家以上述社会群体的真实存在为代言表述对象的一种特定写作现象。（1） 前一个“底层写作”的定义显然比较狭窄，留给批评家们的文本和相应的评论空间极其有限。因而，在实际研究中，相关评论多将打工文学作为“底层写作”的一部分纳入后面那个相对更宽泛的定义中，并顺带实现了对后一定义的实践性改造——不论写作者的身份（况且这身份也处于变动之中，打工者也早已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只要是指向“底层”的文学创作都可界定为“底层写作”。 也有学者对所谓的“底层”能否被界定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觉得如此大张旗鼓的宣扬鼓吹底层写作，实质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甘“边缘”、“失语”状态的文论家们继“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又一次借题炒作，以达到回归“话语中心”的目的，而动辄将持不同意见者拉上道德法庭审判一番的做法也实在有“左倾”嫌疑。（2）事实上，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从《诗经》中的《硕鼠》到白居易的《卖碳翁》，从五四乡土文学到新时期的新写实小说，社会底层其实从来不曾淡出过文学艺术表现的视域。换言之，指向底层的文学表述始终不曾停止、中断过，而过着扎实的艰辛日子的人们也似乎远不仅被社会学的底层定义给界定进去的那些对象。 对于围绕“底层写作”界定发生的争议，笔者比较认同蔡翔关于“底层写作”的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即“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如“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分子不论在何时都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阶层，让他们的各种诉求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3）“对底层写作的思考也就隐含着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的认识、理解、判断、描述以及犹豫和疑惑。如果说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总是人们对当代文学的预期，那么，‘底层’和‘底层写作’就是一个无法绕开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它并非虚构和杜撰，而是“评论家对某种文学事实的命名”。（4）关心民生疾苦、激浊扬清本是文学社会审美功能中的应有之义，不论是出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立场，还是出于普通公民维护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伦理立场，创作界关注“底层”，批评界热议“底层写作”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文化语境之中。 二、“底层写作”批评实践中的困惑与求解 虽然“底层写作”从其概念的源起之初就围绕界定发生了争议，但短时间内它所激起的热烈反响至少说明这一提法确实切中了当下文学创作脉动中的一个强音。与上世纪90年代批评界热议相对抽象的“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影响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相比，“底层写作”的理论概括显然与文学创作的实践联结得更为紧密，因而也容易使其理性批判的效应布散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之内，产生更深远而有力的影响。不过，如上所述，也正是由于“底层”概念的相对性，面对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写作文本，“底层写作”的批评实践仍然难以避免遭遇困惑。 “底层写作”批评中最大的困惑来自于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作家对底层生存状况的文学“代言”究竟是否真实成立？从创作主体角度而言，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洗礼，绝大部分拥有体面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底层生活已有相当距离，在社会系统的阶层分化中，他们与底层形成上下层的对立关系，这意味着，这些知识分子作家关于底层的表述只能是一种代言，而这种代言究其实质是一种“他者”的声音，必然包含“他者”的主观因素，典型如知识分子作家前在的“文化阶层优势”身份及其精英意识对代言客观真实性的干扰。从文学接受层面而论，按照底层问题研究中被多方征引的印度学者的底层研究理论，底层实质上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群体，其本体构成是复杂的、多变的，其历史是断裂的碎片，其意识也是分裂的。（5）大多数文化水准甚低的底层读者基本无缘或无法完成对“底层写作”文本的阅读理解，也自然难以提供对作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程度的有效检验。 面对“底层写作”文学生产和消费两端环节有失根基和稳固的漂浮状态，持悲观怀疑态度的论者认为，缺乏自我叙述能力的底层“其实就是（经济理性及其起支配作用的）资本逻辑以‘历史狡计’精心构筑的现代性主奴结构的陷阱”，而面对底层的文学叙事，“底层的多幅面孔要么是被他者化的底层想象，要么是被寓言化的文化象征客体。”（6）还有更悲观的论调，如所谓的“底层写作”不过是知识分子作家借表述底层之酒浇自己块垒，发泄对自身处境的不平而已。（7）当然，针对《中国打工诗选》等“底层写作”代表文本的评论，批评界也曾经出现一种比较乐观的呼声——让底层自己出声！捍卫“底层文学”表述的纯洁性。问题在于，这样的愿望是否能够成为现实？有鉴于前面关于“底层写作”界定之争中对底层概念相对性的认识，“如果这不是一种无益的空想，那也仅仅能维持在一个狭小的规模内。”（8） 为解除“底层写作”的“代言”困惑，相关评论首先满腔热情地关注那些以打工文学、民谣等为代表的真正发自底层的声音，以人文关切的目光激励底层借助文学创作在时代变动的波峰浪谷里寻求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对于更广泛的知识分子作家指向底层的写作，则首当其冲要求作家注重创作心态的调整。王晓华认为代言人不必急于故作姿态地“视点下移”，因为“沉默的底层”实际上不过是文学家们的一种虚构预设，他们应当先谋求自身的正确定位，让自己和底层同时回归“公民”范畴，作为成熟的社会个体出发，推动中国从虚幻的群体本位向真实的个体本位转变，从而完成对底层的有效“平视”和“介入”。（9）南帆则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只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因而他着眼于“底层写作”创作与批评实践的互动，呼吁“要善于在对话网络中鉴别、提炼和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的真实处境。”（10）藉此绕开“底层写作”代言“异化”的窘境。 说到底，言说主体的代言困惑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才能彻底解除。于是，不少评论者搁置“代言”困惑，转而深入思索如何推动“底层写作”思想和美学品质的整体提高。刘复生认为，敏锐的社会批判立场应是“底层写作”的灵魂所在，“通过活生生的真实场景，呈现主流意识形态所刻意遮蔽和扭曲的历史”来实现对“当代权利形式和体制”的批判。“底层写作”不局限在特定题材或表现领域，而应是一种写作的立场和态度。（11）就目前的“底层写作”看，“高昂的代言人的宏大写作和低调的贴近普通人的‘小叙事’意义互现。”对于在这方面想要有所作为的作家而言，“作为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俯视—启蒙）与“作为老百姓的底层写作”（平视—观照）这两种态度都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把握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处理好写作意图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12）“一方面，从社会存在、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大格局来俯视底层，以宏阔的视域和深邃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揭示出底层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又从日常生活现象、生命存在秘密等细微处着眼，从而发现底层的纷纭万状。”（13） 看来，面对附生着太多社会现实功利问题、美学形态复杂的“底层写作”实践，“底层写作”批评最迫切需要探讨的还是文学反映社会问题时恒定存在的功利性与审美性的矛盾，这对矛盾注定是“底层写作”批评避让不开的一道坡坎。对这道批评家们早已熟悉的坡坎，大家不约而同找到的攀越助力的支点还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三、“底层写作”批评理路的延展与意义 任何一次文学批评思潮的发生都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做背景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有目共睹，“改革的步伐较之八十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加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则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行为都深受资本和市场的制约。（14）追根溯源，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底层写作”批评热潮是对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一次积极反应，其批评理论的视域的延展绝不仅限于针对“底层写作”的就事论事，而力求借助“底层写作”正视社会现实，反思流行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从纵向文学批评史看，“底层写作”批评的思想资源承续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并结合当下的时代语境谋求发展。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曾经是五四文学的主旋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被频频召唤的主题词。尽管经历了文化转型、已高度职业化的批评者们已久违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启蒙精英的社会角色，但论及“底层写作”反映底层生活疾苦及其意识精神状态的实绩，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依然常被提及，而由鲁迅开创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也普遍被当今的批评家们视为“底层写作”不可或缺的精神储备。由此，针对资本理性时代知识分子社会批评角色功能日趋弱化的现实，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展开一番深入反省成了“底层写作”批评理路的一个重要延展。 较早关注“底层写作”的蔡翔坦然承认：“知识分子经过知识的学习和一系列的文化训练之后，包括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拉开了很大距离”，而限于低文化水准的底层有很难自己表达自己，“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知识分子的最大挑战。”（15）对此，青年学者罗岗从鲁迅对自身和底层关系的定位中获得启示：“‘真的知识阶级’，‘一方面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永不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作一名“不顾利害”、不怕牺牲的批判者。（16）孟繁华则从摩罗、谢有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者写作群体”的批评实践中看到了这种知识分子反省自身、正视现实的魄力和深度，并将他们的评论、随笔、杂谈视为“底层写作”的另一种形态：其共同之处在于与底层有着切身的经验与情感连结，因此其写作姿态、立场及观念与资本神话时代雄心勃勃进军白领文化市场的职业写作者有着天然的区别。“在文化被彻底市场化了今天，他们是彻底的边缘人物。他们几乎同时在两个方面作战：一方面他们要清理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对精神空间挤压的历史，清理非人性的文化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心灵的巨大伤害；同时要批评以白领文化为表征的今日时尚，并对无产阶级文化中值得继承、有价值的部分予以公开的张扬。……在充满了温情和甜蜜的文化时代，是无产者写作再次点燃了文化批判和精神批判的火焰；在学术越来越精致、创作越来越庸常的时代，是无产者写作显示了思想的重量和精神的魅力。”（17） 就横向借鉴比较而言，“底层写作”批评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如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关于底层的观点提法，以及后殖民时代印度历史学家的底层研究成果，其理路的延展主要围绕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全球经济时代的现代化愿景的反思进行。 在寻求“底层写作”相关理论支持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安东尼奥·葛兰西对“底层”的界定和论述主要还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产业无产者及农民为代表的从属阶级。古哈、斯皮瓦克等印度学者本着“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试图发掘被“精英史观”忽视的、遮蔽的、甚至埋没的底层意识，得出结论“底层意识来源于从属阶级的生存经验，从日常的反抗压迫、奴役、剥削、剥夺中发展而来，用以维持底层集体身份的认同”，但由于“底层不会发声”，“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的。”在印度这样的拥有庞大底层总量的后殖民国家里，西方现代化理论传播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现代性或混杂的现代性”，这些国家永远只能身处“现代化历史的候车室”中，不断生产着发展—滞后—追赶现代化先进的历史。进而，这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普适性，因为任何历史的形成都有其当地条件，出现在这些地区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现代化的变体是无法避免的。（18）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对经济时代资本神话盛行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反思成为国内“底层写作”批评的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当分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底层写作”热潮的原因时，诸多评论者的思索都深入到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目标在中国的实践中去。“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阵痛’也更显著，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市务工谋生，工人离开工厂，重新在城市寻找位置的沉重现实。”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也迅速“市场化、城市化、商业化”，（19）“单一的主题商业化的写作趋向，肤浅的人性深度再加上一味地自我肉体暴露，使得这样的写作很快就走到了它所能达到的美学边界。”（2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底层写作”作为对导致文学日益软化、苍白的媚俗倾向的一种反拨让批评家们普遍感受到了久违的现实批判冲击力。对此，郜元宝针对“底层写作”代表作品《泥鳅》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作者看到了同时也出色地说出了我们这个媒体时代一般社会成员‘不能’看到，‘不能’说出甚至也‘不屑’看到，‘不屑’说出的一些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它写出了现在时的中国乡村实景，“传达的是‘发展’的凯歌声中社会底层受难的声音。”（21）施学云则从改革开放以来乡土文学主题寓意由20世纪80年代文化观念冲突到90年代流动农民人性生存的真实状态的嬗变，透视出了“新型的市场经济意识深深嵌入乡村肌体”后青年农民“生存在别处个人情感、命运、人性的变迁。”（22）我们注意到，类似上述这样的“底层写作”批评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由此，“底层写作”批评的理性深度也正日益显现出来，那就是对一个打着现代化旗帜的共同社会愿景出现忽视、漠视乃至折损群体利益情形的深入洞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深入洞察是紧密结合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而前行的。 经由上述两个方向的理路延展，呼唤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底层写作”批评完成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反省、对建基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流行大众文化的狙击，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作为一波文学思潮的“底层写作”批评对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做出了应有的反应，并由此彰显出它深远的现实意义。 注释： （1）（9）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黑龙江:文艺争鸣[J],2006,4 （2）杨扬.走出底层写作的误区.上海:探索与争鸣[J],2006,11 （3）（15）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海南:天涯[J],2004,3 （4）（20）司晨等.“底层写作”四人谈.天津:文学自由谈[J],2006,3 （5）（18）帕莎·查特吉.关注底层.北京:读书,2001,1 （6）蔡志诚.底层叙事的现代性悖论.福建:东南学术[J],2006,5 （7）南帆.底层经验的表述如何成为可能.上海:上海文学[J],2005,11 （8）（10）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北京:文学评论[J],2006,4 （11）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武汉:江汉大学学报[J],2006,5 （12）市毕光明.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学[J],2006,5 （13）王文初.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江西:江西社会科学[J],2004,11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海南:天涯[J],1999,1 （16）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沈阳:当代作家评[J],2004,6 （17）孟繁华.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广东:南方文坛[J],2000,4 （19）王莉,张延松.当前底层文学的现代性反思.沈阳:大连民族学院学报[J],2005,11 （21）郜元宝.评尤凤伟的《泥鳅》兼谈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沈阳:当代作家评论[J],2002,5 （22）施学云.论当代文学中流动农民形象书写的嬗变轨迹.湖南:理论与创作[J],2005,5 原载：博客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