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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术界发生了由郭沫若引起的《兰亭序》真伪之争。在当时中国文艺界正处在开展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史学界却展开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学术之争。《兰亭序》笔墨官司的争论双方，看起来主要是以各界的专家学者为主。围绕着学术问题而展开的，但背后又受着看不见的政治因素的推动，从中可以看出学术与政治的纠葛，以及当时的中国学术生态。 关键词 《兰亭序》 学术争论政治因素 一般来说。学术权威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之争上。而不涉及政治领域。然而，由郭沫若的考证所引发的《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学术之争，背后却存在着政治因素的推动。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但不断有人质疑。较早的质疑认为它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到了光绪十五年，广东顺德的李文田。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对《兰亭序》提出了几点怀疑，认为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1） 2O世纪6O年代中期，郭沫若重新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引起了新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因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当时，郭沫若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得出了： 《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依托的结论。（2）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书法家及书法史家）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就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坚持认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真迹，并撰文《(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辩论。也许是高二适怕国内报刊因他不同意学术权威郭沫若的观点而不肯登载他的文章，或是他比较相信和他同一见解的老一辈文史专家章士钊，便把他的文章寄给了章士钊。他想最好是请章士钊先生能转呈毛泽东主席一阅， 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1965年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将高二适的文稿和信转送到毛泽东之处，信中在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抗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 (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言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 （3） 从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是章士钊认为郭沫若的“新考”是一场帖学革命：二是认为郭沫若“雅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政策下，应有学术言论自由的环境，言下之意是不会压制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三是高二适之所以没有把文章直接寄给报社。而让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评鉴”，是希望能“得以公表”。（4）这反映了普通学者高二适因提出与学术权威不同的观点，对其文章可能不予发表的担心，所以还要借助名人和政治家的认同，得以公开发表与学术权威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建国以来持续开展的政治批判运动，便当时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心存余悸。有了政治领袖毛泽东的肯首，高二适才觉得有了安全感，其文章才可能免遭不被发表的厄运。这种“曲线发表”的做法，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争论的大环境。 毛泽东在看了章士钊的信和高二适的文稿后。于当年7月18日复信章士钊，信中对高二适文章有些看法不尽同意，但认为可以争鸣， 同意让高二适的文章刊出。（5）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等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6） 同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郭沫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7）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8）围绕《兰亭序》真伪而展开的学术争鸣有其值得探讨和分析的意义。 1．在时间上，此次争论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不到一年后所有参与这场学术争鸣的学术权威、政治权威、名家、文人、政要等都被卷人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2．这次学术之争是由学术权威郭沫若从中国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这与学术论争往往由意识形态批判引起的情况不同。 3．这次学术争论虽是由普通的学者。对学术权威的考证有不同的看法而展开的。但刚开始并不是直接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是通过知名学者的推荐，直接由政治家插手，再由学术权威郭沫若本人接洽出版给以发表，并同时再对此文给以“商讨”，从而得到多方学者的关注与参与的。 4．这次争论吸引了学术界、书法界许多人士的很大关切。如顾颉刚、翦伯赞、龙潜、郑天挺等；还有不少著名的史学家、书法家和文学家。如魏建功、吴组缃、启功、柴德赓等；还有碑帖店的老先生们。当时报社编辑、记者接触到的各方人士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9） 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注。有的写信给郭沫若或《光明日报》编辑部，无不赞成就此问题展开“争鸣”。（10）学者们对郭沫若的观点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还有的对双方都有保留看法．总体上体现出了一种“百家争鸣” 的学术气氛。 5．虽然这次争论主要是在知名学者，学术权威，各界文人等之间展开，但政治因素始终在影响着争论甚至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这场争论。针对这场《兰亭序》真伪之争．有中国学者认为：这场发生于“文革”之前的“兰亭论辩”，是“学术其表而政治其里一一对外称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内部掌握的“口径”则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11） 冯锡刚在《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说： “郭沫若撰文发起这场讨论，确实有其背景，那就是与康生、陈伯达乃至更高一级的政要的‘所见略同’。郭沫若在文章中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明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如此等等。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国，在学术文章如此行意识地让在世政要(而且是主管思想文化界的政要1介入原本应该与政治无涉的学术争鸣中来，多少反映出作者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这一点似与《李白与杜甫》的写作有某些相似之处— —借助政要乃至领袖的‘所见略同’来建立学术论撰的自信心、也正因此而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和非难”。（12） 在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后， 这场争论一直被毛泽东所关注。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部队干部时。曾向参加接见的康生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 当天，康生写信告诉郭沫若说： “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13） 康生看过郭沫若反驳高二适的《<驳议)的商讨》文稿清样，曾于8月15日写信给郭沫若说： “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 （14） 郭沫若看过康生8月17日的信，当天就把所写《<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 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 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15） 对这场“文革”前的“百家争鸣”。当时《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在反思时指出：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兰亭》真伪的争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16） 这场学术之争，能在当时“文革” 的政治风暴到来之前展开。是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的。《兰亭序》真伪的考证本身不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议题。虽然当时文艺界已经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所载《柯庆施同志抓文艺工作》上，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指示，认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17）。但郭沫若对《兰亭序》真伪的看法所引发的学术争论，与毛泽东所认为的文艺界出现的情况不一样，况且这次考古、文史界的学术之争又是毛泽东所乐见的，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自然不会出现文艺界那样的被批判的现象了。所以争论得以正常进行，没有哪一方被迫服从另一方，更没有因不同意另一方的观点而遭到政治上的批判。__对《兰亭序》真伪考证的结果如何，毛泽东似乎并不非常在意。倒是十分关注这次争论的过程和学者们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似有一种“坐在城楼看风景”的态势。其实，在这场“百家争鸣”中，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他看问题的政治视野。毛泽东在答复章士钊的信中提出对其所写的《柳文指要》应注意的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对郭沫若和参加《兰亭序》真伪之争的学者们的研究思想的看法。这就是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以及毛泽东在郭沫若的信中所说的“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显然，政治家看问 题与学者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郭沫若在后来的学术专著《李白与杜甫》中，就充分地反映了他在努力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李白与杜甫。 这场学术之争之所以“善始善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郭沫若的观点和一些论据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以及得到一些政治权威的支持，并与主流思想意识基本上保持一致。这是这场争论得以顺利开展的主要保证。冯锡刚认为， “郭沫若的见解得到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或许正是从高层领导人的评论中得到启发和鼓舞，才敢于发起这场‘帖学革命’)，康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细读郭文，见堂而皇之地引用康生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论据。如此借重一位在世的政要以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确是异乎寻常。（18） 在论争中，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具体表态同意哪一方的学术观点．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那就是学术之争在大问题上要有“唯物史观”，要注意“阶级斗争问题”。可以说， 《兰亭序》笔墨官司的争论双方主要是以各界的学者专家为主，围绕着学术问题而展开，但背后其实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推动的。 参考文献： [1][2][3][5][7]张恩和、张洁宇 长河同泳— —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3：235-236、238、239-240、240、241 [4][6][8][9][10][13][14][15][16]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44、146 147、157、148、147、147、148、157 [11][12][18]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84、284、4 [17]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j匕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323 原载：维普资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