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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格非去年9月到人大课堂上来讲演，提到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起源，一个是朦胧诗，另一个是汪曾祺的小说。这让我有些吃惊。朦胧诗在8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重要到格非老师所说的那种程度，我还是首次听到。而朦胧诗之走进“新时期文学”，并获得广泛认可，除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另外一个 “公众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就是影响深远的“朦胧诗论争”。一些关涉到“新时期文学”根本命题的观点，都在那场论争中提出来了，充分展开了，事实证明，它的意义已超出“新诗”范围，几乎覆盖了新时期文学的所有方面。所以，难怪连小说家都要说它那么“重要”了。 但我不想“复述”那段历史，描述它的过程，介绍双方争论的观点、分歧和问题。我的想法是想研究他们争论的“理由”是什么，在争论过程中哪些话语特征、批评方式在逐步地凝聚和形成。另外，跳出观念认同、价值判断的层面，我想“历史地同情地”看待争论双方的批评家，在同一个层次上修复被强加到批评家身上的“等级秩序”。为尽可能地呈现问题，在这里，我“发明”了一个关键词，叫批评的“对立面”。 在谈问题之前，我先做一点概念限定。我所说的批评的“对立面”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史概念，可能还不是一个批评的概念。之所以采用这个临时性的术语，是为了更确切地描述1979—1988年之间“朦胧诗论争”的状况，说明诗歌批评具有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质。它指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先把对方设定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采取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以及所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并使其丧失话语阵地的过程，使自己的诗歌观念成为诗歌界唯一通行的话语。众所周知，80年代这十年，小说和理论批评围绕各种问题展开的论争，在密集度上超过了当代文学近60年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无论怎么激烈，都没有像“朦胧诗论争”那样把对方确立为明确的“对立面”的意识和心态，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立性”的诗歌圈子、批评意识和话语方式①。容易理解的是，论争者的“对立面”意识过于鲜明、琐碎和敏感，与小说、批评等文类相比，也许这和诗歌舞台偏于狭小的历史境遇有关。“生存空间”的狭窄，又有利于培养、催生狭小、偏激、较真、尖锐和纯粹的诗歌意识及对诗歌的理解方式。这种文学角色和身份意识，使得我们在进行“文学”问题的讨论时会格外注意诗歌的个别性、独特性。于是，在讨论“朦胧诗论争”的“事件性”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像对四次文代会那样强调它与社会历史、文学史的广泛的联系，而偏向比较细小方面的“话语方式”的研究。它们在论争时常触及“大话题”，但在诗歌批评中只是作为一个大背景而存在，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它们“一尘不染”的写作及其文本的“纯粹性”。由此可以进一步发现，诗歌的论争最后都发展成为一种对诗歌“本质”问题的强调；在此过程中，批评者的“立场”往往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它们只有在“对方”存在时获得“意义”，一旦离开了“对方”，自己的价值也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一 寻找对方的崛起 一次在与刘洪霞讨论她的博士论文时，我说到十七年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批评。原因是，由于文艺管理严密，即使偶有几篇文章“触礁”，如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等，也构不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批评”、“争鸣”。因为文学史上的争论一般是在文人之间进行的，批评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都无一例外具有“文人”身份，很多时候还纯属各派之间的“意气相争”。你们看看当年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对林纾和“学衡”等的打压，看看“创造社”对鲁迅的骂战，再看看“语丝”与“现代评论派”的较劲，以及左翼文学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什么是“文学”的批评，就一目了然了。而十七年文学的争论即使表面在“文人”中间展开，结论也不是“文人”做出的，因为那时“文坛”已经销声匿迹，“作协”和领导它的人们成为判断是非的最后标准。但是到了80年代，这种文学格局出现很大改变，其中一个亮点，是《作品与争鸣》这份杂志的创刊。这份杂志的维持，表明作协的作用在降低，“文学”的批评在出现，批评家的队伍在形成，文学力量在逐渐填充因为作协撤退而出现的“权力空间”。当然其中的复杂情况，也还有继续讨论和研究的余地。我研究的内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四人帮”倒台后两年，诗歌创作的沉闷受制于当时的时局。1979年后，这种情况有了一个激变，“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提供了对立观点激烈争论的场所。”会后不久，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②，对不拘一格、大胆借用西方现代派诗歌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地“背离”诗歌传统的新诗人予以支持。他“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以理想的‘五四’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对“阻碍”诗歌新潮流发展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③。孙绍振在回忆中说：“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也就是下午四点半”，“我才讲了几句，讽刺了那些对朦胧诗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会场就分裂为赞成和支持的两派” ④。在文学史的表面，批评的“对方”似乎并不存在，但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追忆”，这个“对方”就被建构起来了，它成为批评家们激烈批评的对象。 大家知道，组织和参加这个会的张炯、谢冕和孙绍振三位老师是北大中文系55级的同学。1958年，谢老师和孙老师还和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刘登翰几位老师，通过“集体写作”的方式完成了《新诗发展概况》这本第一部“当代新诗史”。由于受到当时文化环境影响，这部诗歌史的观点当然是“陈旧”的，只在《诗刊》上发表过几章，书最后未正式出版（据说，最近将由北大出版社按照“原来面貌”出版）。20多年后，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同情和理解朦胧诗人的大胆探索，决定“反戈一击”，于是就演出了以上的一幕。之后，他们连续发表激烈批评陈旧诗歌观念的文章，支持和维护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成为“崛起派”批评的主力。我们发现，除去杨匡汉、吴思敬、徐敬亚几个人外，“崛起派”的主力阵容还是当年这些北大55、56级的学生，也可以说是诗歌界的“北大派”。这是研究“朦胧诗论争”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1979至1988年间“崛起派”一方的文章里，“对方”起初只在南宁会议的“现场”，后来则发展为一条明确的历史线索，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和知识的谱系。例如，谢冕在《失去了平静以后》中认为，“历史性灾难的年代，造就了一代人”，北岛、舒婷和江河诗里“所提供的形象”，“对于统治了十年的‘帮诗风’，不能不是一个具有叛逆性质的挑战”；出于对现代迷信的怀疑，“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由的表现”，“揭示了‘人’的存在”；“这种‘个人化’当然是对于极左的反‘个人化’的报复，是矫枉过正的产物”；有人“把当前新诗斥之为‘朦胧’‘晦涩’”，但“我们的老祖宗李贺、李商隐那里”，本来就有“‘现代派’的东西” ⑤。孙绍振在他著名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写道，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和“群众的习惯”。他认为这些青年诗人之所以“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原因在于“但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⑥刘登翰在肯定舒婷诗歌的探索时也指出：“她的大量的作品，主要的就是对于人的内心的世界的探索，对于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和谐的关系的追求。在那首最初被作为爱情诗发表的《致橡树》，主要地也是表现作者对她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⑦这些“激烈”的言论，所针对的当然是当代社会的诸多历史教训，它们对解放人们思想和推动新诗探索潮流产生了巨大作用。但作为文学史研究，我们可能更为注意那些构筑起“对方”历史形象的“关键词”的存在，例如，“历史性灾难的年代”、“帮诗风”、“现代迷信”、“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时代精神的号筒”、“社会、阶级、时代”等等。在他们的理解中，正是“对方”对诗歌强大而持久的压制，才导致了新诗人写作的“朦胧”。历史的荒谬性，使“一代人”的“个人化”、“人性的自由”、“自我感情”和“人与人正常的和谐的关系”的“崛起”，也就是“朦胧诗”的“崛起”，成为了可能。这两组知识谱系的“发现”与“整合”，是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的突出贡献。它们已经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不容置疑的逻辑和表达程序，这是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的。 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还有一些反复，一些折腾，但“崛起派”最终在诗坛“大获全胜”。1984年以后的诗歌界，到处都是“崛起”的腔调，它逐渐成为评价作品和认定经典的支配性“艺术标准”，就是一个证明。说到这里，一些同志可能会有不理解的地方：为什么是“崛起派”而不是别的什么派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观点更为“先进”吗？不是的，文学上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区分，这都是人们建构出来的文学概念和后来命名的结果。文学史上，一些所谓“主流”、“支流”、“创新”、“守旧”的文学现象及其判断，很大程度上都是历史的结果来决定的，而不全是由文学自身来决定的。比如，“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等等，莫不如此。而80年代的时代潮流，就是“开放”、“艺术创新”、“走向现代”、“探索”、“反思”这些东西。所有“顺应”潮流的文学现象，最终都会通过压抑其它文学现象而成为垄断文学的力量。由此可见，在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环境里，被设定的“对方”很容易陷入话语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崛起”批评家所直接造成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与“改革开放”结盟的结果。人们知道，“改革开放”是一个以世界、现代、文明为最后精神诉求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结构转型中，以“十七年”和“文革”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被迫变成了一堆装饰性的历史道具。正因为“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向人类普世价值的彻底“转型”，这些历史道具虽然还暂时保留着某种装饰性，但实际是被彻底地抛弃了。这就是以“十七年”等为中心价值的“对方”的那些关键词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崛起”话语最终成为诗歌界统治性话语的最大秘密之所在。但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也被固定成“崛起”批评的历史性格。它“寻找”出来的“对方”，不仅构成了它批评的目标，而且很大程度也成为它历史存在的目的。因为“寻找”成为它批评的价值体现，“寻找”只有通过寻找的过程而显示自身意义，一旦寻找的历史环境骤然消失（“寻找”构成了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环境），那么这种意义也随之会变形和贬值。刘再复、刘晓波、吴亮等新潮批评家，在90年代都曾遭遇过这类命运。正如一位年轻的研究者敏锐发现的，他们“对理论建构的热衷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对于本体的迷恋。它更可能源于自‘朦胧诗’以来就形成的对于‘自我’认识的深深焦虑。”“这些当年鼓励和支持‘朦胧诗’的语言在这里同样为‘第三代诗歌’的出场作了证词。”⑧ 不仅是诗歌批评，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中，都有一个抽象的“对方”的存在。如人道主义思潮之外的极左文艺路线，现代派文学之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之外的写实小说，先锋戏剧之外的传统戏剧等等。这实际是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结构”性的因素，看得见的自我与抽象的对方，在批评文章中形成了交锋式的富有张力的话语形态，由此形成我们所能看到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面貌”。而它最初和最激烈的表现，则莫过于朦胧诗论争。 二 对方的区分和鉴定 朦胧诗论争刚开始时，我正读大二，天天在来自北京的文学杂志（如《诗刊》、《文艺报》等）和报章中搜寻关于谢冕、孙绍振等老师如何与“保守派”激战的消息、传闻，包括“小道消息”。得到“最新”的动态后，立即会赶回宿舍，与诗友一起分享心灵的欣悦和激动，好像那些“大战”就发生在校园里一样。当时，我在中文系77级有一个诗友，其他两个来自78级，另一个是教师。有一段时间，我们5个人天天聚在一起，形影不离，写诗，交换着读诗，晚上就着几个白萝卜喝很呛的散装白酒。我们还偷偷发起成立一个名曰《春之声》的诗社，是根据斯特劳斯一支同名乐曲起的，但最后被迫“停止活动”。我们发起诗社和写诗的理由，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出名”，这是无须隐瞒的。 对一位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学生来说，不单与北京远隔千里之外，即使恰巧与批评家认识，大概也看不清那些批评文章中的“话语秘密”。今天从“文学史”角度重读这些文章，材料中的“历史价值”才逐步显露出来，成为话语分析的某种对象。 某种意义上，确立“对立面”，同样是“对方”批评的重要工作之一。但与“崛起”批评的勇猛姿态相比，它们对对立面话语性质的区分和鉴定要深入细致和耐心得多。这是因为，对对立面话语性质的颠覆性的鉴定，往往是巩固自己“正确性”的根本性前提，这也是几十年文化所取得的历史经验之一。 但在那个年代，“对方”既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观念的存在，也体现为一个非常细小和具体的历史的细节。它有混杂的面目，同时又有着明确、坚决和尖锐的历史的主张。它在本文具体指的是，在“朦胧诗论争”中对“崛起”批评“异端”观点所实施的含有真理意味的批评。它会令我们这些历史的“幸存者”，从心底重新唤出一种震惊与亲切相混合的感觉。 “对方”的批评家实际有两拨人，一拨是章明、周良沛、丁力、宋垒、峭石等，另一拨是在“清污”中参与到批评中来的人，如柯岩、程代熙和郑伯农等。前一拨人对朦胧诗创作的批评，主要是围绕“懂与不懂”的问题展开的。与“火热斗争”相联系的3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和十七年诗歌，是他们从事诗歌批评的最主要的历史依据和诗歌范本。章明批评杜运燮《秋》和李小雨《夜》的“朦胧”、“费解”，而赞成艾青《在浪尖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明快晓畅”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们“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和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⑨。他们主张：“我们反对生硬地‘配合’任务，反对图解政治，反对‘假、大、空’，反对晦涩，都是对的。可是也千万不要忘记在反对它们的同时，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式提倡了我们正在反对的东西” ⑩。他们认为，“太朦胧，就晦涩、就难懂，就体现不了诗歌的作用”，如果“你的‘我’”不能“和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群众同呼吸”，“怎么能称为革命时代的新东西？”B11如果说前面几位批评家以词语区分的方式，将“朦胧”、“费解”、“晦涩”、“难懂”指认为朦胧诗创作不能“同人民群众同呼吸”的艺术特征的话，那么峭石则在文章里提出了到底要提倡“一个什么样的诗风”的严峻问题。但为此他得出的一个不无忧虑的结论是：“我们还得擦亮眼睛，提防把人家扔掉的破烂，也当宝贝抱在怀里！外国那些‘主义’、‘流’、‘派’里，恐怕也有在外国已经不兴时的滞销货呢！” 如果说前面几位批评家对“崛起”批评话语性质的区分和鉴别一定程度上还来自于他们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和理解的话，那么下面的批评则与1983年前后的社会风暴有更深的联系。人们发现，后来的区分明显在超越诗歌阅读的层次，而与大叙述产生了思想上的深刻关联。“从《在新的崛起的面前》、《失去了平静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问题似乎比那时更严重了”，这种“唯我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与革命”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B13“你在文章里引用了一些写诗的青年人的话，把它们说成是‘新的诗歌宣言’，其实你的这篇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篇宣言，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B14某种程度上，在诗歌阅读层次对崛起批评的话语方式进行“区分”性的批评，即使是一个“事件”，也是可以放在诗歌范围内来理解的。而将阅读层次抛置一边，并将崛起批评直接与大叙述来联系，则应该作为诗歌范围之外的“事件”来看待了。吕进以《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为题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可能对崛起批评的话语方式更具有“鉴别”的意味。他写道：“徐敬亚同志的《崛起的诗群》说：‘时代的指针告诉我们，艺术总要发展，不仅数量上！’这话是对的。”“可是，我们正处在怎样的‘时代’呢？”他的答案是：“我们的诗歌的庄严旗帜是社会主义，它的使命是多方面地表现‘四化’创业时代的丰富内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B15这篇文章的鲜明之处也许在于，它一开始就把崛起批评指认成“对方”，并使后者蒙上了“不正确”的阴影。因此，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它的价值不在文章本身，而是其话语方式更为清晰地表明了一个年代的存在。 今天看来，丁力、宋垒和章明在批评朦胧诗创作的文章里，尽管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词汇，但他们还愿回到诗歌的问题当中，并不想把问题扩大到诗歌之外。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满仍然集中在对传统诗歌/外国诗歌、懂/不懂、自我/人民这些问题的“固化”的理解上。他们观点的形成，是十七年诗歌观念“积累”的结果，带有自动写作的意思。当然可以理解，在新时期初期，很多人，即使是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对什么是“诗”，还缺乏判断的能力。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谈诗，不如说是在按照既有的对诗歌的“看法”来评价朦胧诗所带来的复杂现象。柯岩等的批评虽然是从诗歌开始，然而其目的不是落脚在诗歌上的。尤其是程代熙、郑伯农等人，此前并不从事诗歌的批评，他们对诗歌论争的卷入，是因为诗歌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导致的。因此，观察这两拨批评家的批评方式、观点和最后意见，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别。 说来很有意思，除吕进老师一人外，其他的被人看做“保守派”的批评家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吕进老师我是1988年1月才第一次见到并认识的。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三届中国优秀新诗”评奖（后来叫“鲁迅文学奖”），住在朝阳区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艾青、臧克家是评委会的主任，终评委有邹荻帆、邵燕祥、李瑛等人，都是诗歌界的“大腕”。评奖之后，我们被《诗刊》社编委朱先树老师带着，专程拜访了艾青和臧克家两位诗坛老人。他们当时住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胡同，两家距离不远，是先坐车，然后徒步走去的。时值北京隆冬，感觉一路上非常寒冷。“终评委”下面还有一个“初评组”（我们自称“初评委”，但中国作家协会好像没有承认）。初评组的任务是从“浩如烟海”的杂志和新诗集中选出几十本（篇）作品，供终评委最后“打分”，在此基础上评出最后“获奖作品”。所以，我们每天都关在“鲁艺”的房间里读诗，生活枯燥、无趣。只来过两个《文艺报》的青年编辑、记者，一个是高洪波（后来升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另一个是编过有名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的老木，他后来死在国外。 初评组大多是中年“知名”诗评家，如朱先树、吕进、阿红、叶橹、吴开晋、何锐等，为表示“提携后进”，把我和蒋维扬（时任《诗歌报》主编）、陈超三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吸纳了进来。表面上，初评组的“头头”是朱先树老师（他是四川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好像是1965年毕业的），据说“灵魂”是吕进。吕进瘦高，肤白，戴一架宽边眼镜，举止谈吐斯文、温和、稳重。轻易不说话，但喜欢“最后”说话，在评选过程中，大家的意见最后都向着他的“意见”集中，这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吕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是一个标准的“教书先生”，对我们几个也较客气，但似乎有点距离。所以，总的印象，是可以“交往”的，并不是“厉害”角色。1983年前后，他突然在西师发起猛攻朦胧诗诗人的研讨会，随之发表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这一“变化”令我大感惊讶，也不理解。后来，他一直对新诗的探索、创新及其成果维持着这种“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前两年诗评家陈仲义专门在《南方文坛》撰文，批评了吕老师。 这段“个人回忆”，是帮同志们和我一起回到当时的“现场”，体味一下朦胧诗论争前后的文学环境。如果我同时认识其他一些批评家，可以叙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场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大的氛围、背景和框架。其实，在中国，“因人废文”总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评价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很多时候，人与文也经常处在“分离”状态。所以，仅仅凭对“文章”的印象就得出对“人”的认识，往往不太讨好，也不是一种研究文学史应有的客观态度。因此，我不是把吕老师放在“道德化”的平台上来谈的，而是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进”的历史理由：大概他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但为什么，在以反思“文革”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中，他仍然乐意以“文革式”的批评方式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人的创作成绩。进一步说，为什么到了“新时期”，他精神生活中却还携带着一个“十七年”、“文革”，这些，都是自觉的“选择”吗？ 自然，总的来说，这种将“对立面”的话语加以区分、鉴别并最终颠覆其文学存在的工作，是“十七年”思维方式的某种延续。例如，周扬对丁玲、胡风、冯雪峰“思想问题”的指责，一般都是以“个人主义”、“反党集团”的说法进行定性的。不过，这两个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对方”批评对“崛起派”的严厉批判，未能危及后者文学和社会的生存，原因就在，“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允许阶级斗争的残酷方式在当时重演B16。人们注意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现代派”、“唯我”、“虚无主义”仍然是“对方”批评指责崛起批评时所使用的主体批评话语，但质地已经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受损，也缺乏一直追究到底的淋漓尽致的语言的生气，不免显露出某种气力不足的迹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方”批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是对崛起批评的诗歌观念存在抵触，有的还属于鲁直、质朴的批评，有的也并不是为了诗歌本身的进步……以上种种，都说明“朦胧诗论争”当时所存在的多元复杂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史研究也不仅仅等同于话语分析，它树根底部彼此纠缠和四处发展的诸多根须，很难用后一种方法一次性地解决。 三 对本质、立场的读解 阅读十年“朦胧诗论争”的文章，一个初步印象，就是论争双方对诗歌“本质”问题的探询、阐释，和对自我“立场”的坚持。而且由“本质”出发的批评都对另一种批评带有强烈的恶感和排斥性，都把对方的立场归属在了“不正确”的方面，与社会进步的方向做了深入的联系。 比如，一位“崛起”批评家在“义愤填膺”地回应了对朦胧诗创作的指责后，这样写道：“中国，曾经历了怎样的民族痛苦呵”，“正是那些‘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将新诗艺术推向了不是变革就是死亡的极端！才带动了整整一代人艺术鉴赏的彻底转移”，“经过七九年猛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诗歌内容的转移完成了最初的一步，接下去的脚步就是‘艺术’！”B17于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就是，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然后通过“视角变动”、“变形”、“表现自觉和幻觉”、“通感”、“虚实结合”、“跳跃性节奏”、“多层次空间结构”、“意识流”、“自我”、“块状结构方法”、“潜意识”、“内部空白”、“口语化”、“暗示”、“抽象”、“问号”、“叹号”、“破折号”和“删节号”等等途径和技巧，使诗真正成为一种“新倾向”的诗歌。在80年代的语境里，坚持“自我”（写作立场）和强调“艺术”（文学本质），往往代表了文学探索者的姿态、态度和正确的走向。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立场又是与过去强调集体叙述和注重文学表现的社会意义的观念相对立的，于是，“拒绝”、“排斥”和“超越”这些传统观念，便被视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它正是“崛起”之所以“崛起”的一个强有力的历史依据。“现代诗歌，将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基于以上所述，这种以“己”排“他”而就认为是新诗的发展的偏激性理解，当然支撑了前者的那种“本质”和“立场”。 同样不奇怪的，是“对方”批评家的几乎相类似的表述。“‘崛起’者们是以挑战的姿态出现的”，“谢冕同志认为六十年来新诗不断走着下坡路”，“徐敬亚同志，则走得更远。他不但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而且对于我国几千年的古代诗歌传统，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主张‘崛起’的同志们喜欢讲‘宽容’，讲‘多样化’的，可惜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新诗传统”，“却并不宽容，简直是鸣鼓而攻之，群起而轰之。”正是基于对前者观点的“否定之否定”，他反对将“探索”与“现代化”做这样的联系，“徐敬亚同志把‘新诗潮’和‘现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实质是，“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扯不到一起”。而他认为“联系”的历史逻辑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维度才能够成立，“我们需要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养料”，但“决不是要让我们的文艺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 B18。 为什么在批评双方那里出现了相类似的思维特点？大家为什么都希望掌握对“本质”、“立场”的解释权呢？这是由当代文化的生态造成的。一个时期内，“会议”、“讲话”、“学习班”、“集会”、“写心得”曾经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因素，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的。1969年，我父亲的学校宣布解散，我们全家下放到大別山腹地的新县沙窝公社中学（原为县六中），我父母在那里担任中学教员，我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都是我母亲。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学在公社所在的小镇上，虽然寂寞，但每天还有到武汉的长途公共汽车途经此地。记得两个月后，我父母突然被“集中”到县城“学习”，后来才知道原来城市出了“严重问题”，是借学习为名，将该市下放此地的几百名教师、干部集中起来，每天让他们写东西，以便检查他们的“笔迹”。我当时才13岁，家里只有外婆、姐姐和弟弟。这是我与父母第一次真正的“分别”（大概有3个月时间）……同志们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连我今天都无法解释，这种被“组织”的生活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被人们“习惯”地接受的，它对社会观念、生活态度和习俗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一种“本质”、“立场”的存在。那些大人被集中到县城上“学习班”，并不是安排他们享受那里的繁华，逛大街，吃某种小吃，而是让其学会“站队”，或叫正确地站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站错了队，离本质、立场远了，那他就很危险。这种无形的、含蓄的“规训”普遍存在着，在训练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方法，天长地久，是很有效果的。一位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情况，许多文艺命题争来争去，或是组织人争来争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维护一种更大的文艺命题的“权威性”B19。在他的著作里，作者还提醒我在将自己的“个人记忆”植入文学史研究时，勿用个人记忆代替历史研究，尤其不能把它预设为研究的一个起点，他说道：“其实，人们不就是通过这样反复的校正，才日益看清楚了‘历史’么？我以为，正是通过如此不断的校正过程，即以后来看到的事实去修改以前所得到的印象，再以更新的事实去纠正前一个印象这样连续的工夫，才能够逐渐激活人们进而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的思维活动，并使答案比较符合实际，进而提升为‘其意味着什么’的理论观念。或者说，正是借助于‘为什么会这样’的质疑和回答，人们才能不断接近‘其意味着什么’的答案，从而深入到现象的本质中去。”这样的提醒，无论对我们研究“朦胧诗论争”，还是理解他们“为什么论争”，而这些“意味着什么”，都是非常必要的，富有启发性的。 我的意思是，不单要关注这些批评家究竟说了些什么，更应该关注的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在新时期文学中，掌握对“本质”、“立场”的解释权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构成了一种文学的“成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学成规，实际一直潜藏在双方的批评实践中，它成为一种支配了“朦胧诗论争”，并进而推演出一种结果的非凡的力量。这是我后来在研究中才注意到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上，可以发现，强调文学的本质和立场，并不是朦胧诗论争独有的现象。文学批评中，都偏重于以此为自己的支撑点，以突出批评对象身上某些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因素。例如，“五四”把中国传统文学指斥为“死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人性论”倾向，50、60年代批评对“普遍美”、“感情”、“文学是人学”的贬低等等，都不算是非常遥远的例子。这是“中国新文学”的文化基因，它也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一直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根据之一，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朦胧诗论争”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文学的事实。朦胧诗论争的“独特性”也许正在于：一、如果说“论争”背后都预言着一次文学的转型，那它的转型并不纯粹只在文学范围内发生，同时也表明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躁动，表明了社会意识变化对文学的深刻渗透的特点，因此，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论争中不乏其例，并不是“对方”批评才这样的；二、这里所谓的“本质”和“立场”，是怎么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它能否成为80年代诗歌发展的资源、动力和依据，在双方的争论中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都将自己的“正确立场”与“改革开放”的建国策略相联系，并借以强调自己的“正宗”的地位，是这次论争给人留下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之一。其实，不光在朦胧诗论争中，80年代几乎所有的论争、批评活动中，这种以一方的立场、本质来排斥、降低对方的立场和本质的做法，实际上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立场化和本质化的 当然，在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立场化、本质化的批评现象，在诸多分歧、争执和歧义中，在今天的研究中依然把“对立”看做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的知识背景里，我觉得仍然需要注意当时就开始接近的某些共同点。如新诗的“探索”、“发展”，新诗与外国现代诗的关系，等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对方”批评并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养料”，而“崛起”批评在强调自己立场的时候，有时候也不都是那么“宽容”，这倒很有点儿像是“对方”批评的姿态了。这是因为，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举国大势的情况下，谁也不可能、或不愿回到“过去”，在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真正要复原“十七年的传统”。正是在这里，目光锐利的研究者发现了在批评“对立面”确立的过程，和上述种种迹象中，一些严格的思想界限开始在淡化、模糊和消解，虚张声势的指责在日趋弱化。 前一段受王光明老师的邀请，去首都师范大学的“人文论坛”做一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文学‘成规’的建立以《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为讨论对象”。讲完已是晚上八点半，光明老师说到他不久前也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也涉及到相关一些问题。我们注意到，80年代初期，一方面对“本质化”的坚持仍然是当时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本质”批评开始“租借”一些批评话语和空间给其他的批评家，如“自我”、“意识流”、“口语化”、“变形”等等。这是因为什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面积兴起，国家的主要精力转向“经济建设”领域，文化和文学不再是它抓的主要东西。而社会则日渐多元，文学话题趋向广泛，艺术实验层出不穷，“本质”批评已很难承担这么复杂的解释任务，因此，也需要通过“租借”的形式让其它批评参与进来。这是80年代文学批评由单一逐步走向多样的关键因素。所以，这是我们谈论朦胧诗论争坚持对“本质化”、“立场”的解释权的现象时，出现的另一种新情况。 四 历史同情和诗歌论争的独特性 作为当年的文学青年，我曾经把“同情”的天平明显倾向“崛起”批评。不光是我自己，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种态度。那时候，许多大学的学生都在支持谢冕、孙绍振等老师，公开谈论对压制他们的因素的不满，同时密切关注他们的“近况”，生怕他们会在新的风暴中“遭遇不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派”的“受难者”形象就被建构起来了。这种形象帮助他们最终获得了文学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实不光是“崛起派”，任何受到大叙述指责的作家、作品和现象，当时都被附加上了“受难者”的形象，像白桦、徐敬亚、北岛、《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今天》杂志、刘再复等。我那时理解这就是“历史的同情”，而没有看到它同时会在一般常见的文学现象身上添加上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放大了文本内容。大家或许注意到了，我在这里有两种身份：一是我当年的“学生”身份，另一个是我今天的“教师”身份。从教师，即研究者的角度看，那种学生式的心理只能算“同情”，不算是“历史的同情”，因为他把问题“道德化”了。而所谓“历史的同情”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同情和理解，是一种更大范围和视野中的对历史客观的观察和分析。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并不是指对这一“结果”再做“翻案”的工作。这种翻案工作，不是完全失去了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可能不像人们估量的那么大。近年来，思想史研究者丁东、谢泳、邢小群等人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重访过去”的研究工作，如对胡适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清华、北大教授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对罗隆基、储安平等真实档案的追索，对胡风、丁玲文学境遇的重新认知等等，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参照，反思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与此同时，不光是把这些问题和教训看做是“中国的独特性”，而且是置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和反省。这样，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就升华为20世纪中国的一个“大命题”。在这些研究者心目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非常悲壮的使命感、责任感，随着这种感觉的逐步强化，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到了人文科学领域的较高的“等级”上。例如，他们前一阶段开会公开指责“当代文学创作”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变成了“小人文学”、“欲望文学”等等，这显然是有了极良好的自我感觉之后才会使用的语气。 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可能稍微高了一点，有点儿“夸大其词”的味道。他们从事的研究，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在“学院”体制里（谢泳最近刚调到厦门大学），对研究“边缘”状态的不悦，也容易将自身的“力量”和“成果”不符合事实地扩大。它所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以历史的“压迫”为背景，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主轴，在“重叙”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干扰了历史本身丰富性的呈现和展开。这是因为，对知识分子“责任”和“问题”的更具动态和深刻性的追究，没有被纳入这个总体性的考虑之中。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也并没有“开始”的迹象，更多的人，仅仅是在这一过程中满足于掌握着“批判者”和“审判者”的身份。而在相类似的工作中，作为把自己视为战争方之一因素的竹内好的颇具深度和丰富性的反思，恰好能给我们以某种深入的启发。他在痛苦地反思日本在二战中的“教训”时，以自己所欣赏的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一书为例，这样写道： 在该书的末尾部分，作者结合着心理现实抓住了军国主义成为落后资本的马前卒入侵中国大陆时，近代军队必然野蛮化的过程，分析说：“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为非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无意识地成了把他国国民拷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 以此为根据，他深入剖析了关于战争的“体验”（实际就是历史体验。在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是丁东、谢泳他们的“历史体验”。以此延伸为对80年代文学的某种“体验”），并发人深省地指出： 与各种体验一样，如果战争体验也被封闭在特殊的框架里，怠惰于向一般化开放，那么，所谓体验便不具有意义。只有把它改写成可供利用的现在时态，体验才成其为体验。就是说，战争体验所具有的封闭性的自说自话性格，并不能够把体验导向一般化，因而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体验。从执著于战争体验出发，从事文学活动的战后派文学已经成了一个流派，或者极端地说成了一种时尚，紧接着便发生了流派的转换，从而不得不改变自身的性质，原因恐怕就在于没有克服战争体验封闭化的特点。战争体验的性质，绝对不是随着战后派文学发生转换，战争处理就可以宣告结束那样的东西，其实事情正好相反，由于战后派文学的转换，战争体验本身就流失了B20。 某种意义上，丁东、谢泳们的历史研究，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战后派”研究。它所暴露的问题，就是竹内好所指出的将研究对象“封闭”在一个“特殊的框架”里。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愿意把“问题”锁定在80年代启蒙主义的框架中，以“语境化”的方式，对研究对象做有利于这种锁定性研究的历史叙述。这仍然是回到80年代启蒙立场上的一种学术活动，或者它还包含着过去那种以“边缘”反抗“主流”的传统文化情结。更大问题还在于，他们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做是代表“真理”的一方，把自己锁定在“受难者”的话语中，在这种情况下，被他们所“叙述”出来的“历史”是否就是历史的原貌，是存在着相当的疑问的。而竹内好本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自己的痛苦、焦虑、不解和困惑，“超越”了翻案的简单层次，并将它们一齐糅入历史之中，将这种体验“导向一般化”，升华为一种对人类命运大困惑的沉痛的反思。 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就不应该只针对“崛起”批评，也应该针对“对方”批评，同时也应该包括了对像我当年那样的一代文学青年的幼稚和简单的理解。“同情”不等于“倾斜”，而是对整个历史的拥抱。“对立”批评在坚持元话语的同时，也给朦胧诗的探索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例如，程代熙在《给徐敬亚的公开信》里，在严厉指出他的观点“在有些问题上，的确已经相当出格，走得相当远了”的同时，也承认北岛的《一切》这首诗“并不朦胧”，“他很坦率地谈了他对生活的看法” B21。其实，即使当时被认为比较“僵化”的郑伯农，在强调对青年诗人进行“引导”的时候，同样表示那些被列为“崛起的诗群”的作者，“创作中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像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B22。在不久前问世的《〈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一文中，读者当会知道，在1958年撰写中国新诗史的过程中，“崛起”批评的作者们的诗歌观念也是十分“革命化”的。在新时期，他们像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B23。 “朦胧诗论争”的十年间（1979—1988），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必然会面对怎样认识过去年代的诸多遗产，怎样看待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的转型，这正是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而朦胧诗创作，在当时的诸多文学革新中，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的探索上，都是“发狠从最坚固处破城”的最为激进的代表B24，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破坏是最为激烈和彻底的，这就使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潜伏、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步解决的矛盾，提前地爆发出来，成为整个文学界的焦点，如“小我”、“大我”、“人性”、“爱”、“怀疑”、“现代意识”、“自我表现”等等。当代文学因此而提前进入了一次深刻、痛苦的变革之中。作为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热情的文学青年的我和我们一代人，自然会非常同情朦胧诗和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批评家们，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他们对文学的激进、简单的主张和理解，并与他们联手而形成对“对方”批评的包围之势。我们的诗歌观念和批评意识，也很大程度地受到了这种确立“对立面”的批评风格和氛围的影响与熏陶。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理解，甚至“憎恨”对立批评家们对朦胧诗人所采取的那些做法。这都是历史的事实。时代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难以避免地要经历文学批评的粗糙、武断和简单，这些在双方批评家的文章中都不难看到。然而，作为对从历史痛苦中终于迈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不同的“体验”，双方的批评不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么？那些激烈对立、各执己见的意见中所隐喻的，事实上正是前进中的中国社会的一段无法绕过的历史。否则这种研究，仍会停留在“价值判断”的阶段，继续在“对与错”的认识层面上纠缠不已，而不能取得明显进展。 在我看来，下一步朦胧诗论争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对一些批评术语的清理。通过批评术语的清理，追寻它的知识来源，在对当时“语境”的参照中，重新检讨它的意义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前一段时间，一些同志非常尖锐地问道：什么是“自我”？它到底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自觉状态？对此，我们不能受文学史结果的支配，而应该进行更为有效的讨论和分析。在朦胧诗论争中，很多术语都这样不经“考察”地进入了文学史书写。因此，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同情”，同时也包括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诗歌概念的重新梳理、质疑和考察。这是因为，许多术语都处在“似是而非”的状态，而且因为发明者的个人偏爱，对这些术语的进一步讨论往往会引发诗歌之外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发现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更为关心“观念”的研究，如“发生研究”、“转折研究”等。这是造成一些问题至今仍然“似是而非”的另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也不应回避“朦胧诗论争”所留下的问题，例如，经过这么多年论争的诗歌，并没有养成“宽容”对方的习惯，批评的意识形态色彩虽有所弱化，但对批评对象的有意识区分、鉴别，并因此形成小圈子的意识却在加强。又例如，“非诗”批评的存在，同样在干扰着正当批评的生存，一方面艺术探索的自由广泛存在，另一方面诗歌的标准，和人们共同认同的东西，基本上也完全丧失，这都令人感到痛心。“那场情绪激烈的论争（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如今已趋平息（不是再无歧义，而是兴奋的中心已经转移），那一切已逐渐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写的。它体现后人对我们的评判，我们也许能够听到，也许不能听到。”B25这是相当清醒的历史意识。然而，文学批评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可能已经过去，它所形成的批评方式，却没有成为历史。这种文学史事实，又在批评家的意识之外。 诗歌的批评，也许就存在于对批评的“对立面”确立的过程之中，这是人们对诗歌批评“独特性”的一种常见的理解。孙绍振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B26这种历史感觉“不幸”成为一个现实。90年代后，它被重新建构在“知识”与“民间”的话语分歧之中，在诸多诗人参与、导演和推动的大众文化“热点”中死灰复燃。如果说“朦胧诗论争”之前的所有诗歌批评，还只是社会在“外部”对诗歌构成压力，那么自“朦胧诗论争”开始，这种压力就由“内部”制造和产生。诗歌批评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之争，一种对权力的无休止的重新分配。那些“诗歌小圈子”的广泛而顽强的存在，各踞山头，并彼此猜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文学史事实。这是“朦胧诗论争”对当代诗歌史来说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前一段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以为杨庆祥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朦胧诗之后，新诗在文学界一直处在边缘状态并不一定都是社会造成的，例如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兴起等等。诗歌的问题，主要在于它丧失了对“公共话语”的关注，而朦胧诗论争所呈现的，就是那个年代文学最为关心的“公共话语”，这是朦胧诗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的观点，正是以“历史的同情”为基础的。 注释： ①如支持朦胧诗的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吴思敬等，与反对朦胧诗的丁力、柯岩、周良沛、郑伯农、程代熙原本都是认识的，后来就不再“来往”；北岛、芒克、舒婷、江河、顾城等诗坛新人，与艾青、臧克家等反对者关系疏远；又如周伦佑、李亚伟、于坚、韩东等“第三代诗人”，也基本与朦胧诗人“断绝”了关系。这种因论争而绝交并形成不同“诗歌圈子”的风气，一直蔓延到90年代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争论双方，和今天更年轻一代诗人的“关系”之中。走遍北京大大小小的“诗歌沙龙”、“咖啡馆朗诵会”、“大奖赛”的人，相信都会对此留下较深的印象。 ②此为谢冕在“全国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经整理后刊发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 ③洪子诚、程光炜编：《新编朦胧诗•序》（洪子诚撰写），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 ④参见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一文中孙绍振的回忆，该文刊发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⑤谢冕：《失去了平静以后》，《诗刊》1980年12期。 ⑥ B26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⑦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福建文艺》1980年12期。 ⑧杨庆祥硕士学位论文：《选本与“第三代诗歌”之建构以〈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为中心》，第17、14页，未刊。该论文详细分析了徐敬亚“后崛起”时期的批评家心态和状况。在对“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所展开的批评活动中，徐依然坚持激进、简单的先锋姿态，还在依赖“寻找”的思想 资源和话语习惯，但它却导致了一种近乎无效的解读的效果，以至为人诟病。当然，徐在朦胧诗论争中的个人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8期。 ⑩周良沛：《说“朦胧”》，1981年第2期《文艺报》。 B11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B12峭石：《从〈两代人〉谈起》，《诗刊》1981年第3期。 B13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诗刊》1983年第12期，又载《红岩》1983年第4期。 B14B21程代熙：《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诗刊》1983年第11期。 B15吕进：《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刊》1984年第3期。 B16谢冕、孙绍振、刘登翰等人当时尽管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他们也同样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这说明，时代确实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当然，徐敬亚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但似乎也只是“到此为止”。 B17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B18B22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本文系作者在重庆诗歌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0期。 B19参见《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竹内实文集》（第二卷），第18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 B20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参见其著作《近代的超克》第220、239页，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 B23参见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该文刊发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B24B25谢冕：《朦胧诗论争集•序》，姚家华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7月。 原载：《当代文坛》200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