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谈论“媒体化”和“媒体时代”，大都属于纸上谈兵和理论务虚的话，那么，在2006年的文坛，由网络领域里的口水大战、“恶搞”事件，到大众报纸的文化娱乐化、文学事件化、文坛戏剧化，再到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经由央视“百家讲坛”的迅速窜红，媒体利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表现力、搅动力和影响力表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从中，人们不仅看到了媒体文化的强势登场和出色表演，而且切切实实地感到了势头强劲甚至是来势凶猛的“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 这样的感受之于我，特别强烈，也特别实在。 说起这样的感受，有一件事不能不说，那就是发生在2006年3月上旬的所谓的“韩白论争”。事情的起因是我在我的博客里贴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文章，评点了一些“80后”作者，并就“80后”的总体特点与大致走向作了评估。文章里说道：“‘80后’走上了市场，没有走上文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在具体作者评点中，曾这样说道：“韩寒的作品，在《三重门》之后，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作品主要是表达自己的一些观念，比如对教育的体制性问题的系列反叛等。”这样便招致了韩寒的恼怒，他写了《文坛是个屁 谁都别装逼》的短文，进行脏话连篇的谩骂式的批评。因为一上来就是这种非理性又非善意的辱骂，使得没有办法进行正常对话。于是，我只好关闭博客。因此，这样一个“遭遇战”，随之就变成了“口水战”，并没有真正争论起来。 这件事情的起因好像是如何看待“80后”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主要是我对如张悦然、李傻傻等“80后”作者肯定较多，而对韩寒的评价不够高，使他恼羞成怒。事情的背后，可能还隐含了不同代际的人对于文学、文坛的种种迥不相同的看法。 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在文学界、文化界的影响，可能在于使人们看到一些青年人利用网络平台以非理性语言肆意表达其愤懑情绪和叛逆姿态，而我的感受除此而外，还有对于由网络、博客和报纸、刊物构成的媒体文化对于文坛和文学人的利用与裹胁，以及背后隐含的诸多问题。 其一，由韩寒和其“粉丝”的姿态与语言看，在一些年轻的文化新贵和新人之中，一种反智性和非理性的思潮正在生长和流行。 人们一般多把韩寒当作“80后”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来看，其实不能把韩寒看作是整个“80后”写手群体的代表，他在“80后”中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当年对他所作的评价，即“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作品主要是表达自己的一些观念”等，现在看来也还是准确的。然而，他又因此而具有了另外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以文学的方式反叛从学校教育到当代文坛、当下社会里自己不喜欢的一切。2006年间，他在与我“论战”之后，几乎对文坛出现的许多事情和事件都有自己的评点式的表态，并以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对文坛的不屑。其实，他对当代文坛并不真正了解。他从高中辍学之后开始写作，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己基本不读当代文学作品，以他现有的学历以及有限的自修来看，他对于文学创作、当代文学都没有多少了解与认知。他的写作主要凭靠聪灵的感觉与叛逆的意识。他对当代文坛的鄙薄，主要是出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需要。而在这种反传统、反秩序的背后，则是反知识、非理性自我表现。问题还在于，这种反知识、非理性的姿态，因为可以借以宣泄某种情绪，可以化为某种消费，既有着众多的拥趸，又有着相当的市场，从而可能以一种“山头”的方式在文化“江湖”得以延续和发展。最近，有两件事进而证明了这种情况。一个是韩寒博客在新浪博客的排名以五千万点击量名列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老徐博客”；一个是韩寒因出书等方式迅速暴富，在“2006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以年收入950万元名列第三。这一切都表明，韩寒和他的种种文化行为，已经从一种个人化的文化现象走向了一种思潮化的产业滚动，而这正是需要人们摒弃轻视态度而加以认真关注的。 其二，由网络、博客的频频出现“口水化”论战和“恶搞”事件，显现出这种新兴媒体在“个人化”、“民主性”的旗号之下，一方面在成全“草根”，推出新人，一方面又在滋生着种种无序、无德又无良的现象。 网络作为一种交流渠道和互动平台，它的先天优势在于参与者的平等对话和互为主体。这使得它的写作与传统方式的写作决然不同，在自由写作的同时，并且具有自发表性和自传播性。这种特性，使得它成全了许多卓有才情的文学写手，给他们提供了演练和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并迅速地成长和成名。这种特性，又使它成为一些平庸作品、恶俗作品和垃圾文字的存身之地和上演场所。因而，这便使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成为网络写作的一个基本状况。而在博客写作出现之后，更是把网络媒介的长处与短处加以放大和延伸，博客的自由与开放，隐名与互动，使得个人博客在2006年成几何数字地迅猛发展。我在博客兴起之初，曾说过“博客寄身于网络，它是信息化大海里的个人化细胞。现在，网络文学尚在发展，文学博客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生长点。”(《答〈佛山日报〉记者问》)那是我还不了解博客时的个人主观预测，在我自己经历了开博客又关博客的体验之后，我对博客的看法有所变化，并深感博客对于我的不适合。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圈子，而博客并不是适合于我的场所，它和我的意愿构成了某种悖论。在网络上我想找的人找不到，想要的交流没有，收获的多是我不想要的。我以为，博客并不适合于严肃的文学写作以及学术交流，它更适合于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那是他们的极乐世界。明星什么都不说，就说“今天我累了”，后面的跟帖就有几千条。偶像喜欢谁，“粉丝”们就跟着去叫好，偶像不喜欢谁，“粉丝”们就跟着围剿。这是偶像和“粉丝”这个特殊群体再好不过的联络渠道和互动频道。 而且，网上出现的种种“恶搞”事件，常常很快小事变大事，口角成口水，也与一些网络、博客的主持与主管不无关系：他们瞪大眼睛发现线索，用重点提示、话题聚焦和首页推荐的方式，招引更多的网民关注和介入；他们不怕有是非，就怕不出事。只要在法律法规的限度以内，事情闹得越大越多越有看头，越有“人气”。我觉得，在网络、博客这样的自由之地出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缺欠的一种反映。因为越是充分自由的场所，越是需要个人素质和反映个人素质。我们现在在网络、博客这样的地方看到的，多是自恋、自恃与自诩，自律、自制与自重严重缺乏。现在博客上的问题很多，种种口水事件给一些人造成了困惑，甚至造成了伤害，也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种种乱象的策源地。然而，让人感到两难的是，也不能对博客这种特殊形式一概而论，毕竟这是目前唯一存在的最为自由的个人写作方式，同时网络传播的速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及时互动等，都是传统写作与纸质文学无法比拟的。现在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如何扬其长，避其短，使其成为当下文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在社会文化建设尤其是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一些的作用。 其三，由平面媒体尤其是大众报纸别有所图的事件追踪和连续报道，日益显现出他们正在以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导引广大受众和影响当下文坛。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平面媒体因为有高水准的编辑、记者和严格的审稿制度，文化品位和品味都要高于网络媒体。但其实不然，因为平面媒体之间的同行竞争，以及与网络媒体的跨行竞争，平面媒体在不断地“变位”和“变味”。现在几乎都在大众化、娱乐化的轨道上一路滑行，而且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和“义无反顾”。他们既在网络、博客上寻找事件素材，也在现实文坛中寻找热点话题。一些报纸媒体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媒体，似乎巴不得文坛出点事，恨不能事情越闹越大，他们以跟踪采访、两边对访等方式，用断章取义、渲染题目等伎俩，趁机“煽风点火”和不断“推波助澜”，力图把一场争论事件化，而后再戏剧化，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媒体就成了“导演”，当事人就成了“演员”；而“导演们”的努力与愿望，便是想方设法把这样的事件由“折子戏”拉长成“电视连续剧”，以便达到他们吸引受众、招徕读者的目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2月11日重庆一家报纸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为题，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性看法。两天时间内，108个中国国内媒体随即予以转载，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消息传到德国，顾彬先生才知道此事，他立刻声明“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这里，一个说法如何在断章取义中变成一个事件，以及如何迅速向国内外传播开来，真是让人为之惊叹和惊愕。 以前，我们只知道“媒体即信息”的说法。而现在，更让人们从大量事实中清楚地看到：“媒体即传播”，“媒体即舞台”，“媒体即编导”。 2006年，从所谓的“韩白论争”，到“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从“玄幻文学之争”、“梨花体诗歌事件”等，到从电视到图书的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等，都把网络、电视这些新生媒体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传统媒体的大众化趋向表露无疑。文坛一直在谈论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如果说以前只是空谈和务虚的话，那么2006年发生的这一切，已给人们带来了确定无疑的信息，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体时代已经真正降临，并开始对我们的文学、文化的生产与运作，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至少这种强势的媒体报道，把人们对于文学、文坛的印象改变了，扭曲了，使得人们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了一个由种种事件构成的多事的甚至是戏剧化的文学与文坛，那个由许多实力派作家的潜心创作和大量各类作品构成的高雅文学和主流文坛，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体以他们的方式裹挟了，遮蔽了，成为退居于后台的和藏匿于媒体背后的隐形文化存在。 这样的现状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如何应对？这显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我没有深入和仔细地琢磨其中的利弊得失，只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体味到：这样的媒体和“媒体时代”，在只从自己的角度和自身的利益执行其功能和发挥其优势时，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不只有其利，还显然有其弊。我们需要切实关注目下的现状，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努力找出相应的对策来。 原载：《文艺争鸣》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