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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十多年来,当代文学的批评方式,经常会因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而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不过,由于批评立场和对象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其批评的“方式”,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区别,不可能完全取得一致。这种现象,我曾经在关于《文艺报》“编者按”的文章中有过初步探讨。为便于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应该赋予这个概念较为明确的内涵和层次。在我看来,所谓的“当代文学批评方式”,首先是指发生在文学界内部的,批评家对于作家或作品所发表的评论。20世纪50年代以降,鉴于当代文化对文学创作超乎寻常的渗透、督责和训导,比较“纯粹”一些的文学批评已不多见。但这里所说的“文学界内部”,其实就是政治、经济部门的一个分支,或下属机构。这样,自然形成了喜欢以政治和经济的眼光,而非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评论作家作品的习惯和表达方式。其次,它还有以上级文件、讲话、内部指示来体现的方式。这些批评性的意见,除了针对作家作品,也针对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出版、传播、阅读、文学课堂、大中小学课本教材等等环节;这种批评并非隔靴搔痒之举,往往对后者命运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此外,还有以文艺座谈、作家书信、媒体采访、当事人电话交谈、简报、情况等等形式组成的,被称作文学界“舆论”的批评方式。在50至70年代,这些文体由于只能以公开的形式见于报刊,并经过各种环节的过滤、鉴定,所以缺少实质性的研究价值,例如收在《周扬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但在80年代,由于言论渐开,有些东西已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密,况且,某一部分的信息对探索的人们还有特别刺激、激励的作用,其研究价值于是大大地丰富和突显了起来。应该说,这几种批评方式在1949年到80年代末的当代中国文学中是比较常见的。而到90年代后,尤其是前两种方式,已逐渐地失效或衰落。 当代文学的“批评”,关乎到对当代文艺体制、文学制度的深入认识,所以目前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研究热情。但将它列为研究课题,并不等于求得了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研究问题的设立,不表示这就是研究的结果。其实就是80年代文艺体制的研究,至今仍只是“冰山之一角”的工作,甚至还未真正进行,不是一本、两本杂志的研究就能达到目的的。正如“一体化”、“主流话语”、“现代民族国家”、“中心”、“边缘”、“官方”、“民间”等普遍使用的概括一样,它们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和制度因素的看法,刚开始时可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如果过一段时间,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对象,也并非完全有用。尤其是当人们一哄而起地使用同一种研究模式,把这些概念变成流行话语,或当作绝对前提,因而使研究降低为一种纯粹求证式的简单工作时,那么,上述概念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就非常令人可疑。中外文学史上,一种文学高潮的出现往往得益于一种文学“成规”的确立,可当它成为一个必须遵守的“标准”,就会极大地妨碍作家对自我、历史限度的继续突破和探索。同样道理,成规之形成对于研究者的负面影响,同样应当引起警觉。这样去看,当代文学批评也许只是纷繁复杂的当代文艺体制的一个方面,难以以一叶知全貌。即使当代文学批评本身,也存在多种多样、甚至是差别很大的表现,对这个杂志与那个杂志,这个事件与那个事件,这个矛盾与那个矛盾,都会如此,不能拿一个尺度去“套”牢所有问题。更需要指出的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文学现象中的描述和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角度,也应该保持应有的距离;一方面要相信它们穿透现象时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当知道其容易泛滥的话语权力,它们有可能在辨析问题时也把另外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屏蔽掉,尤其是当我们只认为有清醒态度的时候。 因此,本篇文章试图借用《苦恋》风波及其所引起的反应这样的个例,来观察当代“批评”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还愿意通过对包括我个人研究在内的过去研究结论的一次反省,了解过去的理解方式中有一些什么问题。 二 当我们通过《苦恋》风波来考察80年代“批评”的状况时,这一时期的“批评”一般都被看作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历史形态。在一些记述该事件的著作中(当时我和很多人也都这么看),①总会把它看作权力拥有者与文艺界之间的根本性冲突。阅读这些著作,通常会看到这样的描述:“对白桦的电影剧本提出严厉批评”,“掀起了一股声势很大而气势逼人的大批判”,于是,人们“惊恐万状”,“担心‘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这样的叙述,一是强调当代批评的整体性性格,着重渲染其对文艺的加害者的形象。二是把它从当时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化环境中抽离,视其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存在,并与改革开放的潮流加以对立。这样的叙述方式,连接着50、60年代的恐惧记忆,因此习惯性地将相对多元的80年代“重置”于这一历史框架中。但是,实际上,以《苦恋》风波为焦点,当代批评的发展,却是一个观点各异、充满激烈斗争的新的展开过程。作为迄今最为详备的文献材料,去年问世的徐庆全长达六万字的《〈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一文,为人们记述的原来是一个“多层化”的文坛事件。② 该文告诉我们,1979年9月,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第3期发表。1980年底,改名为《太阳与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导演为彭宁)。未想到,这个普通剧本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好在后者只是指示“组织修改”,并没有一概否定,尽管如此,白桦、彭宁仍在电影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进行了抵制,获得很多人的“同情”。它之所以构成了一个“事件”,最后引起“国内外的轩然大波”,源于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和黄刚主编的《时代的报告》“增刊”对它的公开批判。“评论员文章”认为,电影是“无政府状态”、“个人主义”和“自由化”的极端表现,代表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黄刚的批评非常尖锐,他说,白桦故意将“当权者”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质是“充满了对于我们社会的怨恨”。然而,在各种势力的斗争中,周扬、张光年等的态度,不仅与部队报刊明显不同,也与同属文艺界的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存在较大分歧。他们主张,对作家作品应该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应像过去那样“一棍子打死”。由此引起的更大的混乱还有,《人民日报》、《文艺报》和《新观察》这些传统大报大刊对该事件表露出“同情”、“默认”的暧昧情绪,从而造成了权威媒体之间参差不齐的“杂音”。最后,由负责人出面,要《文艺报》写出批评《苦恋》的表态文章,《时代的报告》被迫停刊,白桦的创作、生活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并未像过去那样失去“生存的权利”…… 当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制度需求和社会舆论环境的一个结果。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所产生的强大民族心理凝聚力,使当代批评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统一的文学形态。例如,对外部(如“京派”)和内部(如胡风、冯雪峰)等异质性势力的整顿,都没遇到很大障碍。随着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文艺管理上层)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保持了相对稳固、统一的观点和态度。1980年代,“文革”的破产,使过去的努力几乎一度在民众中崩溃,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加速了文艺界反思、探索潮流的形成。另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成为社会中心,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在领导层中占据上风,意识形态的作用虽仍存在,但控制力明显减弱。当时,文艺界存在多种文学形态,多种文学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偶发”事件,白桦的《苦恋》,就造成了当代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严重分裂。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有两种明显对立的主张。一种来自比较保守的部队的报刊。他们希望在“文革”后,结束文艺界不断发生的争论、冲突等混乱状况,形成与大政方针相协调并较为统一的文学环境。部队报刊的这种理想,虽然根植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社会观念,根植于当代社会阶层排名的优先性,但主要还是对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有充分自信心,并相信确立新的文化秩序过程中能够重获主导权的心态的表露。另一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则由宣传部门的人士提出。他们承认即使在重提“双百方针”的新时期,文艺仍不应该改变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使命;但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由于文艺负载着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由于引入的外国文学思潮、创作对人们观念的更新,在具体创作实践、方法上,不应该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是过去那种众流归一的状态。在《苦恋》风波前后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者的讲话、批示、意见中,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对作家的探索给予一定的“宽容”,以商讨的而非再以行政干预的方式面对这些问题。 这些当代批评的共同点是,继续坚持阶级性、党派性文学的价值观,但又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上,表现出日益扩大的裂痕。对后者来说,“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④为此,他们使用了“讨论”、“修改”等新的政治修辞,对当时不同的文学表现、文学类别,努力缩小打击范围,扩大团结对象,进而实现当代文学新的批评目标。当代文学批评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因外,另有一些个人境遇的因素也不应该忽视。在“文革”中,文艺界成为重灾区,许多宣传、文艺部门领导者都受到很大冲击和磨难,而部队则一直受到了特殊信任。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以及对此之后社会的反思,便自然产生出能够想象的严重分歧。 当代批评注意点的分化和分流,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上来理解,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兴文化意识形态的冲击。在50至70年代,在对文艺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也出现过温和、激进的分层或分歧,由于那是一个完全与世界隔绝的相当封闭的社会环境,统一思想的权威意识比较容易协调内部分歧,排挤异己成份,得以保持批评对创作的大一统态度和高压态势。1980年代后,随着外国物质产品、管理方式和港台流行歌曲的大肆入侵,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更加多元的世界观念,不仅开始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而且也被不少党内人士所接受。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念,构成促使当代批评多层发展的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孕育和微妙变化,则为1985年后的文学多样化局面准备了某种先机。然而,当时文艺界,仍然在按照一种脱离时代的观念模式来看待关于《苦恋》的风波,仍然视其为一种顽强坚持不变的历史形态。《苦恋》作者、导演的“发表讲话”、向域外“传播消息”以及“坚持不改”的行为背后,客观上却是在强化文学与政治的传统联系,阻止上述分化、分流势头的进一步发展。种种过激反应,实际都说明他们身上那种50至70年代陈旧文学意识的深刻影响,是以一种过去的眼光在误读当代批评自身的积极变化。在这个方面所包含的文学史价值,我们的研究显然做得十分不够。一些文学史著作,至今还在用二元对立的研究眼光理解那个年代的文学现象。需要了解的另一问题,是当代批评开始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的年代,不应只用政治的方式,同时也应采用比较人性化的方式处理《苦恋》的问题。这就是说,既有严正批评,“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⑤也强调要有说理,“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但“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⑥;既坚持原则,同时也肯定了作者其它一些作品,“对白桦同志,还是主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的作品的嘛。”⑦这些都说明,来自内部、外部的压力,都迫使当代批评不仅要面向过去,它更要面向未来。通过自我更新的方式来展现新形象,但开明的目的仍是不放松控制。同时,也应注意到,这时,除传统的战争思维外,市场意识也正在加入到对当代批评的新的历史建构之中。在1980年代,这一现象还显得比较模糊、游移。1990年代中期后,它才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化因素。而假如从1990年代后再回望当时的批评,就会有一种更深的理解。 三 事实上,《苦恋》风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事件。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其实牵涉到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一是1979年后,大规模的平反昭雪运动行将结束,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得到了抚慰。而《苦恋》主题再一次涉及到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那么,该如何面对这一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新现象,这是对当代批评的一种考验。二是怎样管理文艺的问题。50至70年代的那套办法当然可以使用,不过,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办法是否依然有效,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社会潮流,自然会在有关部门议论纷纷,成为分歧的焦点。另外,即使是权威的管理者,大多数人也想给人一个开明者的形象,想与文艺界建立一种比较亲切友好的新型关系,但在这一切中,当代文学的传统该置于什么位置,同样也不是一个轻松的难题。因此,分述当时批评的不同姿态,有利于对它的分化和分流的具体了解,进而管窥到当代批评在1980年代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挑战。 首先,纪委一方采取的是起于延安时代,在当代形成制度的看问题的方式。⑧在既定的结论下,作品的错误,很自然被裁定为思想错误,因此,随之而会启动某些组织处理的程序。在80年代,这种文艺圈子外的批评方式,仍是当代批评之一种。在这里,文学不只是“文学的事业”,也是“全民的事业”,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纪委部门监管的对象之一。不过,从纪委的努力后来被宣传部门所阻止的现象看,1980年代文艺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之一是,当代批评不愿意将文艺问题再像以前那样扩大化。与1950年代作家的被除名比较,至少作家的起码权利开始受到尊重;作家不再是物质化的一部分,而逐渐恢复了“人”的面目。当代批评本身,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二,宣传部门的批评方式。它的批评方式,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革”结束。但在1980年代初叶,它与文艺的关系正处在一种转型的过程之中。当然,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当风波初起,它指示下级管理部门组织座谈会,通过对原剧本的修改促其“过关”,是比较友好、呵护的。⑨ 后来,外部压力增大,它也仅仅是批评而已,并无进一步的“措施”。⑩在上述指示、座谈会和报刊文章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觉察其管理文艺方式正在出现的重大变化。一是自己不直接出面,而委托行业部门如电影家协会组织座谈会,以达到批评作品、同时缓解作家与管理方矛盾的目的;二是虽感到问题严重,但不轻易采取组织措施,而是借讲话体现一种态度,甚至没有出现最后的“权威结论”。这样的方式,为50至70年代的当代批评所少有,所以非常令人惊讶。过去那种把作家“一棍子打死”的粗暴方式,事实上已不存在。人们注意到,“座谈”、“电话”、“口头指示”成为1980年代管理文艺的一些新办法,它们更有弹性,透露出了某些温和、善意和捉摸不定的敏感信息。 三,作协“开明派”的反应。这里所说的“开明派”,是指鉴于历史的教训和个人的反思,在如何处理《苦恋》的问题上主张采取“宽容”态度的一些人,如周扬、张光年、冯牧和荒煤等。在1949年到1976年间的“当代文学史”上,在左翼文学内部,也曾经出现过“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正如有人指出的:“从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的矛盾占据主要地位。在胡风等被‘清洗’之后,周扬等与更具激进姿态的派别的矛盾便突出了出来”,他们的姿态,“在许多时间里常常出现交错。”{11}他们这些人,都是当时文艺斗争的当事人之一。但80年代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除了因历史教训而孕育的“开明”(温和)主张,除了作协内部的新争,还由于,这些人都已步入晚年(当然也不绝对如此,如刘白羽、林默涵也是老人),出于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他们都不愿意看到良好的文学环境再遭到破坏,不愿意再回到过去,其实这代表了当时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心态。于是在他们看来,“白桦是有才华的作家,《苦恋》有错误,但还是应该帮助他修改好。”{12}“开明派”的主张、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艺界对这个事件的比较普遍的情绪,即:在思想解放时代,管理文艺应采取更具弹性的方法为宜。当代文学的传统当然要继承,但在具体问题上应该就事论事,不扩大,也不绝对化。不能因为出现了《苦恋》这个孤立现象,就贸然认为“整个文艺界”就怎么怎么了,以免再蹈历史的覆辙,避免悲剧重演。 四,文化界、文艺界另一派的态度。两派之争已显出当时“批评”的尖锐性、复杂性。从《苦恋》事件的始末看,部队老作家黄刚的态度确实非常值得研究,这将在其它场合讨论。历史地看,林默涵、刘白羽属于“周扬派”。胡风、冯雪峰、丁玲,以至于后来郭小川的“处理”,与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牵连。不过,这本属于历史悲剧,不应该仅仅归咎于个人的品质、道德等等因素。表面上看,他们与传统“周扬派”的分歧和分裂,是由于顽强坚持当代批评的传统立场直接导致的,是文艺观僵化的某种表现。但由此也说明,当代批评在原则、本质的问题上,并不像人们一厢情愿的那样已经从1980年代“退席”。与其说他们代表的是“个人态度”,不如说其实是当代批评的“态度”、“立场”等等的曲折反映,或者说,强大的传统力量并没有离去,它不过是偶尔改换了面目而已。历史,不像人们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结束”,和另一种的“开始”。以上现象,给了人们实实在在的警告。 毕竟,从历史的线索看,1980年代究竟给了世人一种“滚滚长江东流去”的深刻印象。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回到过去,正如也没有人能够完全地拥抱、踏进未来。经历了那么大的阵痛之后,当代批评也不会完全不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因为毕竟,1980年代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年代,而不再是那个自家关起门来声讨“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封闭格局。1980年代的形势,促进了当代批评的分化和分流。当然,其“整体性”认识和结局也依然存在。例如,虽说白桦未因《苦恋》风波而被剥夺生活的权利,停顿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有零零星星的作品见于报刊。但1981年后,文坛上很少再有具有大胆的现实主义探索精神的文学作品,无形的禁区已暗中存在。在一个多事之秋,许多人在考虑、构思这一方面的题材时,可能都会有意绕开,或隐去“真意”。另外,通过这次斗争,当代批评也大失元气,虽然还有巨大的威望,但很难再组织起有声色的思想批评,当代批评已经难以重新凝结为有一定规模的历史“板块”。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辨别、掂量的地方。 四 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在承认50至70年代文学的整体状况仍然存在着差异的问题上,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是,由此形成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研究80年代初的文学状况,却有一些疑问。两个时代的背景显然有一些差别,面对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因此,对相类似的研究对象,更需要仔细分辨、比较。近年来,有的研究者采取了"简缩"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麻烦问题,按照文学发展的时间淡化其中的纷繁枝蔓,这种有利于事情的交代、却妨碍了问题展开的叙述是否合适,值得进一步的探讨。{13} 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批评方式的“转移”,就大的方面看,确实是指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不过,在此过程中所散落的碎片,遗留的问题,被大的历史所遮蔽的一些现象,依然是“转移”问题的一些部分。与此同时,也许正是这些被历史遗留问题始终的存在,才使我们对历史的每一次大的“转移”,产生了更深、更复杂的警觉。 当代批评转移过程中所遗留的问题,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过去的核心理念,在80年代并未全部消失。其历史处境、存在方式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期间可能发生了变化,受到极大的削弱和挤压,但并非等于某些精神成份的完全绝迹。举例来说,在《苦恋》风波刚刚出现时,有人对《文艺报》曾提出过粗暴批评,还拿出了“编辑人员要调整”这样严厉的过去的方法(尽管没有实行),就反映了遗留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复杂状态。{14}同样在此前后,当得知肯定不会对剧本、作家采取像过去那样的措施,而且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运动时,其在修改《苦恋》的“定稿”会上的发言,所掌握的分寸也给人留下了惊讶的印象。这些情况,既反映了核心理念的掌握者、执行者内部对《苦恋》风波性质的不同理解,其毫不留情的坚决态度,也反映了无意从根本上更改过去的核心理念,以及后者与文学在当代存在的融合、摩擦和斗争等等关系。 一、……张光年多次涌起辞职的念头。这在日记中有数次提到。“心绪烦乱,文学组织工作不想干了,但又推不出去”(1981年8月14日)“消耗了大半年生命力,究竟于工作有什么补益???”(1981年8月18日)“听了这次会,我该辞职了……”(1981年8月21日)……这样的记载,相当生动地反映了张光年的复杂心态。 而周扬呢,大约也有这样的心态。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二唐”的文章后,周扬即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的请求。 二、2002年3月,白桦在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的专访,谈到了《苦恋》风波。 白桦:我开始要写这个作品……只是写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东西。甚至是一个很带有共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爱国者的道路问题。……最后怎么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一个不爱国的呢?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误会。…… 三、(按:《时代的报告》和黄刚等)诸如此类的文章,自然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82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整顿《时代的报告》。{15} 这些被今天研究者所发掘的新材料,使人意识到,当代批评的转移,事实上是以“大而化之”的方式完成的。这就使一些文学史撰写者在描述这一历史过程时,往往注意到它的完整性,而忽视了其中所潜伏的许多分裂的情形和细节。他们往往看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另一个“中心”这样的事实和结果,而没有注意到,正是过去的核心理念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越发显露出它作为概念的抽象性和对鲜活社会生活的游离状态,才使当代批评的转移变成了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战争状态中,对核心理念的解释是非常直接、简单和清晰,而且有一种立竿见影的现实效果。而在复杂的和平社会里,这种解释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和危机。这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对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假定它无任何一种功能而言,那就几乎没有哪个概念能像它那样承担如此众多完全不同的功能。”{16}在这个意义上,《苦恋》风波的出现,以及为此爆发的激烈之争,都是围绕着怎样维护、解释、坚持和重新理解过去的核心理念这一中心而展开的。而过去的核心理念显然已经不能再适应日趋复杂、多元的“改革开放”年代的文学的探索,或者说已基本失效,无法像50至70年代那样能对文艺实行简捷有效的管理,于是,理念精神约束力的丧失,便导致了行政干预功能的强化和更简单和笨拙的干涉。 当代批评的转移,还可能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同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的对立和冲突。例如,周、张的“复杂心态”,就是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它们在某一历史情境中,构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从而造成当代批评的多样化的姿态。另一种是对《苦恋》、《时代的报告》的几乎同样的排斥和冷淡。最近以来,表现出了对这些“边缘”、“逆流”现象重新解释的兴趣。如对“周扬新时期文稿”的整理出版,张光年“日记”的研究热,如以唐达成的“文坛风雨”为对象,对80年代作协内部话语斗争的不厌其烦的披露,又如白桦“访谈录”,等等。在当代,“《苦恋》现象”显然相当广泛地联系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人、文学与文坛等过去文学史所不记载的诸多文化现象。在批判《苦恋》背后所潜藏着的,原来还有怪异的轶闻、发生的纠葛、力量的平衡和电话中的故事。政治观念的阐释能力,对现代电讯技术、飞短流长的有限度借重,以及对传奇性、消费性的诉求,原来在正式叙述之外也存在另外的民间叙述。当然,在刚刚走向变革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当代批评更希望的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实。 对所遗留问题的发掘和解释,自然会改变我们今天看待80年代“当代批评”的眼光和心态。但是,在新的情境中,过多“叙述”成份对事实的渗透、改写,也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叙述可能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这一时期的“当代批评”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离心因素,一种日益强大的探索活动和潮流,所构成的历史压力,正在造成过去核心理念权威的消退……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样夸张的叙述都不敢相信。上世纪末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种重要成果是对“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的发掘和描述,它明显改写了我们过去形成的那种非常陈旧简陋的历史感受。在本学科举步维艰的现实中,这样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应该更清醒地看到,即使有再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也难以对《苦恋》批判的历史事实重新写作,更不应该同时把作者也联想为一个横空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骑士”。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1980年代,通过批判《苦恋》毕竟没有酿成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在此前后,类似运动但波及面不大的事情并未绝迹。毋宁说,《苦恋》风波及其批评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相当成功的范例:这就是,经过一种智慧的控制,当代批评可以是一个有限度的事情,而不至于在文学界泛滥成灾。 注释: {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55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下篇”,第322-43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参见王任重、周扬、荒煤等人的讲话、批示,以及张光年的“日记”,转引自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下篇”。 {4}参见张光年“日记”,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第224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 {5}《解放军报》“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4月17日。 {6}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胡绩伟等人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时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9-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7}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96-89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8}据《风雨送春归》记载:中纪委接到报告后,在第三次会议上认真讨论过此事件,苏一平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说:现在看电影、小说就是两个题材,一是爱情,一是反右派和‘文革’问题,看了以后悲悲惨惨,不能鼓舞和激发人的积极性。这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着干,自己拆自己的台,哪天垮台了,宣传部门有责任。”见该书第338页。 {9}见王任重1980年4月24日给贺敬之、李英敏(当时为中宣部文艺局正、副局长)的复信,徐庆全《风雨送春归》第322-325页。 {10}即使如此,中宣部直接领导下的《人民日报》、《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所做出的反应,依然是以爱护作家为主,对其错误主张采取“帮助改正”的比较温和的态度。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下编”第五部分“《人民日报》、《文艺报》、《新观察》发出不同的声音”。 {1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此为周扬在“电话”中的意见,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苦恋》事件”,第55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四编第十五章“80年代文学思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4}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中“1981年1月30日‘日记’”。 {15}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下编”,“九、与这场风波相关的几个材料”。 {16}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导言》,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 原载：《长城》2007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