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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是一项贯注着批评家强烈的情感体验,同时又担当着巨大社会责任的审美心理活动,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却不能不说,文学批评的责任意识正在逐步丧失。我们不否认,当今文坛仍然不乏以严肃科学的态度、赤诚的事业心、执著的生命意志、敢说真话的勇气,潜心以求、奋力探索的批评家,但缺乏责任意识的文学批评文本也大量存在。它们或者玩弄名词术语,故作高深,以掩盖其内容的空洞无物;或者以耸人听闻的判断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某种轰动效应;或者被名利、人情所束缚,说一些言不由衷、模棱两可的应酬话;或者脱离文本,听命于金钱和媒体,进行表态式发言,甚至是臆想式的胡说;或者丢弃起码的批判精神,对一些时尚的文学现象与作品大唱赞歌;或者热衷于对时下的文学现象“命名”,争抢命名权,而不认真分析当前创作的本质特点及其内在精神……凡此种种,不仅对社会、人生及文学本身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助长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败坏了批评的名声。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文学批评需要责任意识,批评家必须具有责任感,有担当精神。那么,文学批评的责任意识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概略地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责任。文学及文学批评应当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一本应常存于作家和批评家心中的问题,近十多年来,在相当一部分批评家那里似乎已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在他们看来,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是对文学的一种背叛。他们认为,文学及文学批评不能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放弃文学,因为审美才是文学的惟一使命。而且他们还常常拿历史的教训,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无误。诚然,我们是有过沉痛的教训,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批评也是一种艺术),当它一旦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钻进“自我”的篱墙,自说自话、自我陶醉时,它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何况,面对当前文坛上的种种不良现象,诸如拜金主义、颓废情绪、无聊论争、酷评成风等等,文学批评更应承担起自己批判的使命,努力引导文学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一味地媚悦少数人的趣味呢? 时下一种最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面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血泪,一些批评家保持“沉默”,甚至悄然“退场”。本来,众多的作家或者在搞他们的形式“探索”,或者书写自己的“身体”,或者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已提不到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了。而对仅有的一些表现底层社会现实的作品,又缺乏足够的重视。批评已被时尚性的东西完全遮蔽。可是,“阶层分化早已开始,‘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也早已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大多数人重新‘沉默’,他们的声音不仅难以得到‘再现’,而且我们几乎无法听见。当有些人继续拒绝政治、阶级、利益、对抗、意识形态这类语词,并且搬出个人的历史体验,来形容对这些语词‘不堪回首’的个人感觉时,他们不知道,这些语词早已又一次转化为现实,而现实也变得更加严峻和急迫,只是,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体验’罢了。”(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此之时,文学批评难道还要保持沉默吗?近些年来,批评界跟在西方的后面搬弄着各种花样翻新的“主义”,什么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些思潮进一步瓦解了文学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文学的虚构性不断得到张扬,小说的娱乐功能显得越来越时髦,因而作家也逐渐变成了从事“文字游戏”的人。雅克比在他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说道: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这些人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批评界也正在变成现实。 固然,文学是一种审美表现,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看重文学“本身”,我们仍不能否认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正如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所说过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既然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现实,那么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进而促进对现实的改造,当是每一个有责任感、时代感的作家义不容辞的任务,批评家又有什么权利保持沉默呢?批评的权利就应该是张扬一种责任意识,对现实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样,文学批评才不至于患上软骨病。 其次是道德责任。中国文学批评历来就重视道德批评,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不论是古代文学批评,还是现代文学批评,张扬优秀的道德伦理,抨击和批判腐朽的没落的道德观念,都是批评家们始终坚守的立场。然而随着市场化的到来,在当代文学中却充斥着大量非道德的文学文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主宰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享乐主义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活信念和生活原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生如梦,抓紧胡弄”等民谣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的精神病相。有许多作品在描写有钱人荒淫、堕落的生活时,你很难看出他的批判立场,反而给人一种迷恋、欣赏的感觉,表现出作家主体精神的某种颓废。“性”是许多人笔下最具诱惑性的词,“身体”虽然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总之,文学的道德承载在许多作品中被忽视,甚至被抛弃,而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颓废的享乐主义、宣扬寻欢作乐的滥交、宣扬和美化暴力和丛林法则的人际关系等等,成了当今文坛的一种独异景观。这种种现象反被许多人认为是创新,是美,是应该大力弘扬的东西,这就令人担心。 面对社会的这种道德滑坡和文学的道德失落,有的批评家却在反问:“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陈盛明说: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本身就是反伦理道德的,革命历来就是伦理道德的天敌,革命总是首先被认为不道德的——特别是从既定的传统伦理秩序来看就是如此。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作品文本还是创作主体,道德品质的高低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他甚至以雪莱、拜伦、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都曾有过不道德的行为来说明一个作家本人道德品质的好坏与他的文学地位、与他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们当然不认为作家道德品质的高低能决定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但如果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宣扬一种被普遍的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事情,显然不会是高尚的行为,尽管它可能也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然而从对社会的意义看,他给人们提供的就不是精神的食粮而是毒药或鸦片。它可能腐蚀人们的灵魂,异化人们的心理,导致社会普遍的道德下滑,甚至引诱人们犯罪,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道德的失范。 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伟大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可靠的、稳定的道德立场,大都包含着能够对他的时代,不,应该说对一切时代都足以产生积极影响的巨大的道德力量。一句话,正是由于道德的高尚,一个作家才足称伟大;正是由于道德的健康,一部作品才堪称优秀,才有可能不朽。我们当然反对在作品中进行抽象的道德说教,但如果把任何道德训诫性的内容都当做“说教”,甚至反对文学作品应有道德责任,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偏见。一个作家,他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作品中的道德主题,要以理性的精神,自觉地为时代提供一种积极的道德观念,以促进社会的道德升华,而不是与之相反。因为即使如雪莱、拜伦、托尔斯泰、海明威等曾有道德缺陷的作家,尽管他们曾做过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但从他们的伟大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对高尚的、积极的道德力量的张扬,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可夸耀的或值得肯定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以此来否定道德在文学中的价值呢?而文学批评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对那些描写甚至肯定和宣扬不道德现象的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现象大加挞伐,使读者形成积极的道德观念,拥有高尚的道德行为,从而促进人们的道德提升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是批判的责任。批判的责任就是指文学批评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其中的批判精神是极为匮乏的。我们不否认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可以不时听到一些比较尖锐的批判之声,比如李建军对贾平凹的“直击”,洪治纲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谢有顺对余华等作家创作困境的深层剖析等,然而文学批评整体力量的“疲软”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情评论、媚态评论、遵命评论、圈子评论、逐利评论、缺钙评论,这样的批评,丧失了批评的原则,软化了批评的骨头,使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丧失殆尽,也使批评的信任度下降到了极限。而造成这种现象的诸多原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非文学的、庸俗的因素长期占据上风,对各种势力的照顾和妥协,使得文学价值的权衡变成为声誉的平均分摊。 现代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就曾强调,一个批评家必须具有一种批评精神,而这种批评精神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反之,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率,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决断,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的战斗着,也领导着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李先生进而指出: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然而纵观当今文坛,那种奴性的没有批判精神的批评却比比皆是。文学批评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也就失去了其相应的价值。缺乏锐利锋芒的批评,就像是温吞水,给人一种被抚摸的快感,却没有直击心灵的穿透力,对读者、对作者、对社会都没有多大意义。 我一直对青年批评家李建军先生怀着敬意,因为他是一位对批评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有着明确的理性认识的批评家,因而他敢于对许多文坛“大腕”的作品说“不”。他认为,真正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它的时代和文学的敌人。它与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迎面站立,以对抗者的姿态,做它们的敌人——一种怀着善念说真话,以促其向善推其进步的特殊的敌人。放眼当今的时代和文学,拜钱教、拜物教、拜权教、拜名教泛滥成灾,许多人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许多人成了肉欲的俘虏,面对这种现状,批评除了做它的敌人,还能有别的选择吗?难道我们还能一味地说些四平八稳、模棱两可、不偏不倚、温文尔雅的空话、套话、废话吗? 当然,我们既要提倡有力度的尖锐的文学批判,但也要防止其“变味”。一种具有文学意义的命题,应使用文学批评的言语方式。如果用一种片面偏激的判断,将批评对象的文学意义予以简单的整体否定,甚至谩骂和丑化对象,而缺乏学理性,呈一种非理性状态,这所谓的“批评”只能视之为“酷评”。朱大可等人的《十作家批判书》和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之类,虽然也不乏批判精神,但其中体现的精神向度与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却相距甚远,而且充满着商业炒作的气息、哗众取宠的心理,这是我们所不取的。因为无理性的“尖刻”并非是尖锐,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批评成果评价的尺度。 总之,当前文学批评是太需要责任意识了,一种对人生、对社会负责的强烈的使命感,一种敢说真话的勇气以及批判的精神,这是改变目前文学批评“疲软”状态的有效途径。舍此,文学批评只能继续失去读者的信任,最终变成一钱不值的文字垃圾。 原载：《飞天》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