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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20世纪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一般理论特征，它是本真马克思的诉求和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哲学逻辑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转移和科学主义扭转，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人的解放逻辑。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终结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演化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形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效应和研究价值的弱化，对于其理论逻辑的反思与讨论是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化的表现和机遇。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逻辑终结 现代性 生产方式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①，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上已经终结。这一观点是我们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的②。今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初步的认可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可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不平衡，学术界对这一理论指认的理解上尚存在较大的分歧，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解。为此，我们愿就学术界同仁关心的几个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逻辑终结的含义和表现、这一终结之后的理论效应等再略作讨论，以期通过学术对话的形式交换思想，共同推进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的含义和表现 20世纪中叶，西方左派学生运动失败之后，特别是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落幕，整个西方左派理论思潮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国内学者已经普遍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现象进行分析③。作为一种不同于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是我们对这一现实转变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不过，在讨论“终结”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这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一个理论上的界定。 什么是我们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自1982年徐崇温首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开始，围绕它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原因就在于，这一概念所概括的思潮并非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而仅仅是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西方左派理论思想运动。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义的指称。这是因为：首先，这里的“西方”并非仅仅为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它具有“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督教文化”的三层含义。其次，部分西方学者在理论上也曾追随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涵盖西方世界出现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是特指那种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同“正统”相对立的所谓“另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西方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理论特征为：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但仍然自我标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为形式特征。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它将自己维系在某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上获得存在和发展，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波动而沉浮。重要的是，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左派理论家仍顽固地坚持自己手中握有一个本真的马克思。更深层次上看，他们还是站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现代性启蒙逻辑的线索，依托新的理论资源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还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还有两个概念需要进行清晰的界定，即“西方马克思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在1959年吕贝尔创办《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之后，“马克思学”(Marxiologie)代表了一种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将马克思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著作的研究立场。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则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地区产生的理论回响，表现为“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等重要学术群体；另外，这一概念后来又被更宽泛地指认为欧洲以外的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部分苏联和西方学者曾分别以这两个概念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这不仅损害了两者自身的科学性，也无益于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承转。并且，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欧洲共产主义”，但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上，两者无疑都是根本异质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建构初期，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分别以总体性、反对经济决定论、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反对分裂的理论逻辑和资本主义现实(葛兰西的实际影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对其“文化霸权”理论的“重新发现”)。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来伸张主体意志，在哲学方法论上模糊和淡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界限，寻求方法上的“中介”并超越二元对立。20世纪30年代，由于科学认识论革命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加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战争的威胁，新人本主义哲学凸显并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和“(青年)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为中介，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纷纷登场并于60年代中期达到其理论建构和泛化的巅峰状态。这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活动，以及布洛赫、早期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和早期列斐伏尔等人的人学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暂时的稳定发展和苏共“二十大”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出现了“新左派”、“欧洲共产主义”等理论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凭借科学方法论结构和对客观规律的关注，拒斥非历史的人与主体性，以科学主义方法激烈冲击了人本主义主流。这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深层哲学逻辑的历史性反拨，严重冲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加速了人本主义的瓦解。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为开端，特别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开启了一条从拒绝全部工业文明进步和启蒙理性出发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思路。这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逻辑的自我解构。 二、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尽管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概括为本真马克思的诉求和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就外延而言，它和目前既有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或大致相当的④。差别仅仅在于能否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涵盖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种新的理论倾向。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要转向，即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1968年，以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开始的左派学生、工人运动，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政治运动中一次力量的展示，也是其现实终结的标志。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及“新社会运动”替代传统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而成为左派主流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上也就走向终结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终结”，是在理论逻辑发生扭转的意义上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流派、代表人物仍然存在，但是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可是，国内许多研究者并未注意到我们言说的“终结”的上述内涵，由此发出的质疑之声其实只是一种经验层次的误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诉求开始，经过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转移和科学主义的理论扭转，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获得了理论主题的深化，但在其发展的中后期发生了重要的理论突变。在其代表人物阿多诺那里，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看作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一切仍然寻求以某种同一性本质为基础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阿多诺哲学开启的这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全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同时却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在这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与青年卢卡奇的生产物化、萨特的实践异化一类的本体性动摇不同，这种理论倾向已经彻底溢出了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从而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中晚期的学术研读中，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1962年之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其前期日常生活异化论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奴役结构从物质生产—经济域向消费—符码域的转换。列斐伏尔率先颠覆了马克思历史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并在晚期的空间研究中，论证了所谓超越现实空间域的再现式空间的发生，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这一观点直接影响或导致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多诺和列斐伏尔自始至终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正是他们，直接推动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历史发生。 虽然安德森曾经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脱离了现实的工人运动，但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西方左派学者也总是力图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批判的武器”。终于，在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历史上的现实最高点。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场“蔷薇革命”便迅速衰弱，进而彻底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走向上也就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因为“法国1968年的风暴和接下来的左派的失败(尽管是暂时性的)，向马克思主义者们表明了他们自始至终应该知道的东西。他们缺乏能够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或多或少是平民的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理论。也缺乏能够回应……自信的全球资本主义挑战的经济理论”⑤。更进一步，在齐泽克看来，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而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传统之间存在一个彻底的断裂”⑥，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与实践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夹缝之间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所以，必须重新回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那里寻求出路，即“拉克劳的彻底偶然性的后现代立场”⑦。尽管齐泽克的理论逻辑已经不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他对西方左派政治实践变迁中问题的指认无疑是准确的，同时也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角度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演变与终结。 三、“终结”之后：我们如何面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尽头，它所提供的现实革命策略也不再具有吸引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逻辑终结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影响的彻底消散，也不是说对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应有的理论价值。作为一种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衰和得失为我们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进程、深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回顾学术史，往往是一种理论逻辑在终结之后，它才开始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为新的理论创造提供思想资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事实上，今天我们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西方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新左派”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能够在后现代语境中直接观察到它的身影约略出现在各种各样新的激进理论“异形”中。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域中，后马克思主义是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一指称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学术界出现开始，无论在时段性还是质性的指认上，其能指都是完全漂浮的。因此，结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哲学逻辑构架，我们专门排除了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线索，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诸种激进理论思潮界划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诸种新的理论形态。 在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虽然还自指为马克思主义，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如生产力增长和社会阶级的观点，根本异质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批年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早期的德鲁兹、鲍德里亚，晚期德里达和齐泽克等人，则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思潮”。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说，这种思潮本身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急剧右转而产生的一个理论变种。由于后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建立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超越之上，所以两者有着历史本体论上的一致性。无论是否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两种理论思潮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因而可以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终结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直接体现。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即“晚期马克思主义”，它更接近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点，坚持把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面对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的新变化，这批左派学者将其策略地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语)，又深刻地将后现代主义指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帮凶。此外，晚期马克思主义还将自己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极力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这实际上是在后现代历史语境中终结并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探索。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终结并生长出新理论形态的过程中，英、美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潮流，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⑧。这一思潮的产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主义思潮(借助《新左派评论》)的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它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取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⑨。由于分析哲学方法的引进、理论主题和立场的重大转变，“取代”也就获得了“终结”的含义；与此同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多带有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征。 通过上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并提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并存的新理论范式，这是我们搭建出一个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平台的两个重要理论前提。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上述理论努力已经得到了国内部分青年学者的认可，并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反响。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当代转型还有不同意见，并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逻辑从间接挪用到直接对话的递进转换中必然产生的理论结果。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国内学术界在总体态度上经历了否定性介绍到有选择性研究再到全面研究的研究旨趣的变化，“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相应转换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成功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具有何种启示意义”⑩。进一步说，对于理论逻辑和研究范式的讨论，既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正成为学术界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样，这一讨论也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注释： ①出于理论界划的需要，本文讨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又可以称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以之对应于学术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泛指国外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做法。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讨论，详见本文第一部分。 ②张一兵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逻辑和现实嬗变》，载《福建论坛》，2000(4)。这一观点又通过张一兵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本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实际上，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终结问题，西方学者早已在对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评论中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了。参见David MacGregor, 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7, No. 2. (Mar. , 1978), pp. 143—147. ③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转变，许多学者已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关系、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参见张广森、王凤才、张立波、安德鲁·莱文等学者的论述。 ④在各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所涉及的作者群基本是相同的，通常包括：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 ⑤David MacGregor, 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7, No. 2. ( Mar. , 1978) , p. 143. ⑥Slavoj Zizek, Fro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o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and Back, New German Critique, No. 81,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 Autumn, 2000) , p. 108. ⑦Slavoj Zizek, Fro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o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and Back, New German Critique, No. 81,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 Autumn, 2000) , p. 117. ⑧学术界又称之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或“分析马克思主义”。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柯亨)是其出现的标志。随着包括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人在内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并隆重推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丛书》，这一思潮逐渐产生了重大理论影响。对这一思潮较为全面的分析见余文烈、段忠桥等学者的论著。 ⑨韦尔、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⑩张一兵等：《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原载：《学术月刊》2006/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