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场域。每一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逻辑边界和游戏规则。人们确信，只有严格地将知识的生产限定在这一界限之内并按其规范进行运作，知识的生产流程才能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产生的知识也才会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 然而，学术规范却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中立于任何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道过滤器。从知识谱系演化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一领域现代学术规范的形成乃是历史学术格局衍生分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一格局又是各个知识生产群体为追逐不同的文化资本在不断的博弈和对决中形成的。不过，其过程却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各种学术规范看成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忘记了它同样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历史性。在这方面，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的视角，由此切入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学术规范并不仅仅是一个超功利的学术问题，它同其他文化符号的生产一样包含着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潜规则。当然，这里所说的分配对象并非市场上的金钱和物资，而是具有特殊象征性价值的符号资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这一规范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还是准备被这一规范收编的学术新人，其动机也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渴望获得某种符号资本、保持某种既得的符号权力或避免其它场域(比如政治)染指的利益诉求。正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考察文学理论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师，与其说是学说的提供者，不如说是某种话语的守护人。他们的任务是维护这种话语，必要时加以扩充和发挥，保护它不受其他话语形式的影响，为他引进新成员并决定这些新成员是否已成功地掌握它。”这一看法是颇具见地的。 当然，对于学术规范生成的这一意识形态溯源虽然只是部分地揭穿了其内在的虚假性，但这并非要否定学术规范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必要性仍然是有条件的。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复合体，各种权力勾连交织而又彼此排斥挤压，尤其是在一些非常的历史时期，学术界总是频遭拖累和波及，因此，强调和突出学术的独立性尤为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学术放进社会历史的真空中封闭起来。虽然当前学界对于学术失范的看法不一，但无论是将其归因于个人操守，还是归因于学术体制，它们往往都分享着同一个逻辑前提：即以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价值中立性来论证学术规范的纯洁性。许多人并没有看到，学术活动也是一种“符号的生产”，也潜在地遵循着“符号价值”的交换法则；而且，任何学术研究总存在着某种前提性的理论预设，没有一种学说在逻辑上是完全独立自足的。 追溯起来，当代国人对学术的这种清教徒式的洁癖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建学术信仰的一个必然结果。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一直是文人士大夫所趋之若鹜的一条治学路径，学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鸿愿也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赏识和任用才能实现。学术价值的体制化和功利化在不断强化着人们对于学人的身份想像的同时，也不断蚕食着学人的人格独立性。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学术规范”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挑选共谋者或规避异端的一套检查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则是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伴随着社会公共领域的出现而产生的。启蒙运动以及全民教育的普及无疑将传统学术的精神价值进一步世俗化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对学术价值中立性和场域独立性的强调开始自觉地标识自我身份；另一方面，为了在回归世俗之后重建信仰支撑，知识分子群体又以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思想为基准重新营构了一种学术至上的价值观念，并通过由各种学术规范、学术头衔、学术团体以及学术期刊、学术奖项所共同构建起的一套仪式不断宣示着自己的价值存在，集结着自己的精神同盟。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信仰开始建立。 然而，任何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总是无法避免地走向虚假性，对于学术的这一信念同样如此。而且，这一过程由于其他权力场域的不断牵扯而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由于作为社会权力核心的政治集团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知识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当代学术活动中的政治功利性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学术研究的演变格局。与此同时，消费社会的到来也逐渐使得学术介入的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启蒙立场失落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最终曲折地借助于市场而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同，但此时的学术更多的则丧失了其独立自由的精神内核而沦为一种集体作秀。国人的学术人格也因此变得更为暧昧复杂。毫无疑问，近年来学界对于学术规范的热衷讨论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局面的焦灼与恐慌。 但也不能不说的是，对于现实的无奈使得一些人只能选择逃避，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进学术的象牙塔中通过想像构筑起一道虚幻而又美丽的精神屏障。最终，对于学术的追求演变为对某种身份镜像的自我迷恋。种种原因使得学术——这个本来就是人的现实活动的精神表现——被异化为某种超越现实的绝对精神，而人反而成了对其顶礼膜拜的忠实信徒。一切仿佛都颠倒过来了。学术成了世俗世界中的另一种神学。更为糟糕的是，被神化的学术又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利用为捞取学术资本的堂皇招牌或是打压异己分子的精神符咒。正如宗教势力经常利用信仰的纯粹性和排他性来攫取权力或者进行内部洗牌一样，对于学术规范的这一“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同一种角色，只不过这一过程更显斯文而已。这里，神圣与低俗仿佛只有一步之遥。熟谙此道者则成了混迹于彼此的两栖圣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滑稽的悖论：学人们越是强调和拔高学术的神圣性，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也就越多。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不仅是学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旧的体制文化传统残存的一个显著表征。其中，除了学术体制以及个人操守的原因之外，对于学术规范本身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现象之一。毕竟学术人格不是供奉在壁龛里的神像，学术活动也不是招募信徒的入教仪式，而学术规范更不是仅靠外在的禁忌和惩戒就能建立起来的。要规范学术，则必须首先对学术规范进行“祛魅”。这意味着，不是像过去那样义正词严地去捍卫某种想像中的、中立的权威性规范，而是彻底分析这些规范之下所隐含着的利益诉求的不可避免性，并将其作为知识生产者进行自我省查的一个前提。只有对那个表面的学术规范进行祛魅，我们才能真正恢复学术研究本来的面目，学者个人的心态才能复归于平常。 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虑：此举是否会有损于学术的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学术规范的“祛魅”不仅不会使学术研究堕落为一种平庸琐碎的日常生计，恰恰相反，只有经历这一过程，才能真正还原学术研究本来的尊严。当学术规范失去了原来虚假的神圣性，建立于这一信念之上的学术人格也才能回复平常之心；当人们认识到自我学术人格中所潜伏着的各种隐蔽性前提并自觉对这些前提的有限性进行反思的时候，人们才能保持一种对于自我学术立场的批判态度和对于真理的敬畏之心。由此，真正独立的学术人格才能生成。无论什么学术，虽然它们最终都表现为某种真理或科学的形态，但却都是以人对自我认识限度的勘定与划界为前提的。在这个主体意识不断膨胀和虚无主义不断滋生的年代，我们应该回复到一种审慎和谦卑，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跨越自我和时代的界限，我们将永远面对这一界限之外的无限可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学术的生命才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原载：《文艺报》2008-7-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