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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的客观标准问题 张炯在《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与方法问题》（载《燕赵学术》2008年春之卷）一文中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历史文本的多样性，承认文学史领域完全可以也应该“百家争鸣”，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反对历史不可知论，要承认一切科学，包括文学史，都有客观标准存在。尽管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使我们的文学史著作接近文学史实的本体，但经过几代人，经过许多文学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家的意见还是有可能逐渐一致起来，从而使文学史著作更大程度地接近文学本体。至少像作家生平、生卒年月和作品产生和发表的年代总可能比较容易接近历史本体吧！从古代文学史的写作看，这种相当部分的一致是可能的。毕竟文学史的基本史实有相当可靠的客观性，如作家作品的存在以及哪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等。所以，这方面正确的态度恐怕还应该是既允许和欢迎“百家争鸣”，允许和欢迎不同观点的文学史；同时又要继续努力，通过学术交流和互补，使文学史逐渐接近文学的客观本体。文学史的客观标准就在于，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是与它多大程度接近文学发展的历史本体成正比的。 “中生代”与“中年写作” 吴思敬在《当下诗坛的中年写作》（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生代”与“中年写作”不是具有同一性的概念，但二者却密切相关。“中生代”是当下诗坛代际划分的产物，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诗人群体，相对应的是“新生代”、“老生代”。“中年写作”是基于特定年龄段的写作状态，相对应的则是“青春写作”、“老年写作”。实际上，谈“中生代”必然要涉及“中年写作”。从诗学研究来说，光就诗人的年龄作文章是意思不大的，只有针对这一代人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实际，并联系特定的社会背景做深入的探讨，才有实际意义。当下中国诗坛热议的“中生代”指的是出生于50年代至60年代这20年间的一群诗人，“中生代”的提出，不仅凸显了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当下诗坛的中坚地位，而且引起了诗人、读者和评论界对中年写作的思考与关注。 中国现代伟大作品产生具备的条件 陈涌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上发表《有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一文认为，延安时期文化界曾议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是有过不少伟大的革命斗争，但要进入文学创作，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酝酿才有可能。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大革命（指1924—1927年的中国国内战争）过去已经十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人写出表现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作品？难道沉淀、酝酿了十年还不够？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以及中国怎样才能产生伟大作品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毛泽东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毛泽东认为“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有其客观的社会的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70年前对当时的青年艺术学子提出的三大要求，就像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学子以至作家艺术家说的一样，一点也没有过时。它是不会过时的。因为这三大要求今天是、明天也是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 精神上站在时代的高峰 邵燕君在《上海文学》2008年第1期上发表《没有大师的时代》一文中认为，精神上站在时代的高峰，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具有“先进”倾向的时代思潮，它未必是当时社会所允许的，但却是被大多数思想者认同的，代表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正义。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但没有一种思想具有整合的力量，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如果说有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够获得“领导权”，取得社会上下的“一致认同”，那就是一些原始的生存法则，所谓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为什么当代的作家特别的“聪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价值系统都遭到了内在的质疑，“宏大叙述”本身已经成为被嘲笑的概念。当代作家在精神上前所未有地向群众看齐，心悦诚服地接受群众的“常识教育”，没有了任何启蒙、教育、改造群众的姿态和能力，因为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不同于社会普通人的价值系统和精神向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师”从何谈起？ 原载：《文艺报》2008-7-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