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文学作为信仰 从表面上看，文学与信仰似乎相去甚远，实际上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文学就是一种独特的信仰。有学者对信仰作这样的定义：“信仰是人类在宇宙中建构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生活中奉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在人生道路上确认的目的和归宿。”并指出信仰的基本特征是“形而上学性”、“超越性”、“神圣性”。(1)美国著名学者皮尔士也认为信仰具有的特性是：“第一，它是我们所觉察的某种东西；第二，它平息了怀疑的焦躁；以及第三，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在我们的本性中建立起一种习惯。”(2)显然，信仰的核心内涵是人类的自我超越，它创造出具有独特精神力量的价值源泉，给予人们以信心的支撑和情感的慰藉，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和持续的影响。 文学（其核心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完全具有类似的精神特征。首先，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建构。虽然文学以现实为基本的表现对象，在文学观念和具体创作世界中也存在着写实与幻想、再现与表现等多方面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说，文学世界是人类借助想象形式对现实世界感悟和超越的结果，它的内在精神动力是人类对现实的不满足，其基本内核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诗人雪莱曾经这样描述过诗歌的超越意义：“它都能在我们的人生中替我们创造另一种人生。它使我们成为另一世界的居民，同那世界比较起来，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显得是一团混乱。它再现我们参与其间耳闻目见的平凡的庙宇；它替我们的内心视觉扫除那层凡胎俗眼的薄膜，使我们窥见我们人生中的神奇。”(3)这完全也可以看作是对整个文学的概括。中国古人曾将文学概括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不朽”所体现的正是文学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精神。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也有限，但他可以将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写进文学中，而且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可以跨越古今，进入浩瀚的时空中，———这不仅是体现出人类的想象能力，更是一种精神的超越。 超越精神的渗透，使文学尽管只是一种文字虚拟形式，却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和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借助于作家情感和思想的媒介，蕴涵着对人类生命的关爱和对真善美的讴歌，建构起一个承载着人类美好向往的精神家园。这一家园满足着人们向真、向善的精神欲求，还使人们通过文学阅读的方式超越现实，进入到更高更美的精神境界：“只有在审美体验中，人摆脱开现实而进入到了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审美世界，人的以情感为中心的一切心理机制才被全面地、充分地调动起来，并达到高度的和谐。……在审美体验中，人们暂时超越了。”(4) 其次，以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为媒介，文学表现出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文学创作者是文学信仰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是文学的创造者也是文学信仰的体现者。从文学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文学的热爱者，不少人更是将文学作为人生的最大事业来看待和追求，为之奉献自己的整个生命。比如曹雪芹为《红楼梦》呕心沥血，以全部人生来进行创作；卡夫卡也明确表示文学在他生命中的至上价值：“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5)而当这些渗透了作家们心血的优秀文学作品进入阅读层面，也会对人们的心灵世界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人通过艺术这一中介向无限超越之时，时间的流向发生了变化。人在体验之中，不再像日常生活时间是由过去走向未来，而是以未来朗照现在。他携带生命的全部过去和现在进入未来之中，并以未来消融了全部时间，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的内在时间重新构筑出一个新的时空（境界）。”(6)最为典型者是一些文学爱好者表现出对文学的深挚痴迷，如有《红楼梦》、《牡丹亭》的读者感怀于林黛玉和杜丽娘的命运而伤心绝世。更普遍的情况则是：文学所创造的形象和精神意蕴，以美的形式愉悦大众，对人们的心灵进行陶冶，并直接或潜在地影响到社会时尚、道德情操乃至时代价值观，从而对时代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对人们理解和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归宿，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学是一种精神信仰，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信仰。比如，在一般情况下，文学的信仰因素不以显性和直接的方式存在，而是自然而隐性地体现出来。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文学作为信仰的表现也不很平衡，它曾经历过从附属于一定宗教信仰到成为独立信仰的过程(7)。更重要的是，在内涵上，与一般的信仰相比，文学拥有自己显著的个性特征 首先，文学以肯定人类生命和明确的人文关怀为前提。许多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现实超越性多以神性为基础，往往以对现实的否定为前提。但是文学不一样，它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它对现实的超越是以对现实的肯定和关怀为基础，它蕴涵的深层精神是对人类生存和生命的关爱，其关注和超越现实的目的是为了使现实变得更美好，而不是以神性世界来进行取代。所以，文学信仰往往带有比较明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基调，信心和热爱是它突出的基本精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否定，恰恰相反，文学的现实关怀经常以对现实的不满和超越为表现形式，揭示现实中的黑暗和不公正，鞭挞人性中的丑恶和伪善，是其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是文学思想内涵的重要两翼。 其次，文学是以美为基础的。与对人类生命的肯定相一致，文学还侧重对美好世界的展示。文学的美大体包括人性美、自然美和形式美三方面内容。它致力于探索人性奥秘，揭露人性丑恶，是为了唤醒和完善人性。它对自然状态人性美所给予的充分赞美和讴歌，更显示了文学内在的自由精神；同样，文学以热情的姿态歌颂大自然，描绘自然的美景，赞美自然的生命力，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文学形式自身也以美为特征，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完美性能够给人以情感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文学美的三方面内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强烈和基本的共性，那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文学美的基本精神特征，也使文学拥有与宗教、政治、科学等其他文化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比如从历史主义立场看，曹操可能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可能是落后的，但是，《三国演义》和《堂吉诃德》为我们树立了文学自己的标准，赋予了这些人物与历史评价完全不一样的评判。 第三，文学比一般信仰更为宽容和理性。文学虽然主要是建立在人类情感价值的基础上，但它与理性相和谐共存，而不是像许多信仰一样从单一的情感出发，带有强烈的偏执和惟我独尊色彩。而且，文学的信仰是完全自愿自主的，它没有任何的强迫性，也没有外在的信仰形式，只是以亲切温和的方式感染大众，以内在的精神蕴涵自然而无声地影响社会，表现出充分的人文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比宗教信仰更高阶段的产物，它给人们提供的是与宗教不一样的精神超越体验。 有学者曾这样说过：“对于人类而言，并不存在未经过文化建构的纯粹的自然本质、纯粹的需要、纯粹的利益或纯粹的物质力量。”(8)在人类文明的建构过程中，文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宗教、科学等其他信仰之间既具有张力又构成互补关系，共同承担着人类精神建设的任务，是人类文明中最璀璨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从古到今的优秀文学作品，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孕育着人类对美善世界的感悟力和创造力，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净化剂和美化剂。可以说，一部人类的文学史，是美的创造史，也是一部独特的精神信仰史。 二 时代的文学状况 具体到中国文学，由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的宗教传统，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承担了宗教的职责，信仰的功能更为突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敬惜字纸、重视传承和精神血脉的文学传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也非常突出，它是中华民族独特语言、文化和习俗之重要构成者，也熔铸成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和精神个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中若没有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若缺少了《诗经》、《史记》、《红楼梦》、《阿Q正传》，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高度必然有所局限，也很难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在中国近代以来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中，文学也承担了重要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以文学为主要的运作方式，以新文学运动为整个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文学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对社会民众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化运动中，在抗战的民族危难中，文学的意义非常突出，它积极参与了现代思想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建设，承担了文明批评和文化救国的任务，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艰难而伟大的变革。学者对中国文学巨大影响力的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至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它正如浤浤汩汩的长江大河，滋润着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心田，培养出一种中国人特具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敦厚中和的气质。它不仅泽被四邻，影响着周边国家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光耀五洲，使地理距离、思维方式俱属道阻且长的西方世界也景仰着它的流光异彩，为之目炫神摇。”(9) 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后，文学的信仰却经历了相当坎坷的轨迹，其中既有政治的变异，也有文化的偏移，尤其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的特性。 这最直观地表现在文学失去了大众的崇敬，人们不再对文学有热爱和信任。这一点，在创作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有清晰的表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信仰虚无情绪，作家们缺乏对文学的敬畏和奉献精神，“玩文学”、“码字儿”等游戏文学的观念普遍存在。近年来，更出现“文学死了”、“文学是个屁”等虚无而亵渎的说法，作家们对文学事业充满了强烈的怀疑和自我否定。而这种怀疑和否定也同样弥漫在社会大众中，在人们中已经很少能看到对文学执著的热爱者，更多的是对文学的嘲弄和贬斥（最典型的是诗歌和诗人形象受到普遍忽视和贬斥）。这一情况导致的直接表征是文学影响力的直线下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作家敏锐地发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的危机感，与当时相比，今天的情况又已是每况愈下。文学期刊的改版，文学作品发行量的低微只是外在现象，更深层的危机是社会大众对文学的普遍冷漠。绝大多数人已经根本不关心文学的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基本局限在文学界内部，在社会上引不起什么波澜（除了一些文学商业炒作。但那已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事件了），更难以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产生影响。 文学信仰丧失更深层的表现还是在文学本身。首先，文学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涵特质。正如前所说，文学之所以成为信仰，是因为它拥有独特的精神内涵，以其对人类生存的深层关切，为人类提供了美好的精神家园，从而得到人们的热爱和向往。但近年来的文学却严重丧失了这些特性。一方面，它缺乏严正的批判力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当前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其中充满着各种权力的压迫和偏见，人性世界也高度变异。但面对这一现实，文学却严重丧失了价值判断力和思想把握力，没有表现出正义的精神和人文的力量，没有对黑暗和丑恶进行犀利的揭露和鞭挞，也少见对弱者的关爱和同情。在许多作品中充斥的，是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和对他人的高度冷漠。与此同时，文学内部涌动着对物欲的疯狂追逐和享受，物质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和颠覆了传统的文学价值：爱等善良情感受到嘲弄，真被虚假所包围，美受到亵渎、扭曲和玷污。其等而下者，物质交换、情感和肉体贿赂、政治交易盛行其中，文学已经沦为商业文化的奴仆。 最具典型性的是泛滥一时、至今不衰的“身体写作”，它将物质化的身体作为最高崇拜，完全祛除人之为人的本质精神特质，在它的笔下，人成为纯粹的欲望体，文学则成为这些欲望的宣泄口，精神世界已经彻底退场。此外，最近几年盛行的以“玄幻小说”为代表的各种网络文学、青春写作，也基本上是以娱乐消遣为唯一目的，很少蕴涵对生命价值、尊严和意义的思考。而在当前有一定影响的形式主义文学潮流，虽然具有其文学自律精神特点，但它以单纯的形式美代替对全面文学精神的追求，缺乏深层的人性关注，事实上也偏离了文学的信仰精神。 其次，是文学精神的高度平庸化。如果说文学的人文沦丧虽然大面积地存在但还不是绝对的话，那么，精神的平庸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集体共相。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开始到现在，平庸精神一直在文学中恶性蔓延，作家们普遍满足于琐碎地描述和迎合现实，将庸俗化的搞笑和市场化的媚俗作为文学的最高目标。在作家们的笔下，物欲的展示代替了爱的渴求，慵懒的虚无代替了充实的生命力，颓废、反讽成为时代精神的盛宴，物欲消费的疲惫和空虚充斥于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却丝毫没有理想主义和超越精神的照耀。非常荒唐的是，一些人还以平庸为文学精神的借口，认为平视大众、认同大众就是文学对大众的关怀。这是对文学精神的严重曲解。人文关怀需要理解大众、关切大众，但前提是更高的批判和超越精神，没有批判的关怀无异于纵容，没有理想的平庸是文学的夙敌而绝不是同道者。 当前文学将超越精神和人文内涵相对立还体现在另一种文学上，这就是宗教文学。以北村、张承志等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进行了皈依和宣示，它们确实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超越精神色彩。然而，遗憾的是，它们所体现的只是宗教信仰，其中没有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特的人文内涵，或者说，文学在其中承担的只是宗教奴仆的角色而已。张承志近年来的创作轨迹，典型地表示出文学精神向宗教精神的一种蜕变。(10), 上述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而其合力的结果是文学严重地丧失了信仰的位置。文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特征，也失去了它传统的社会影响力，文学曾经的信仰光荣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光彩不再。 文学信仰的时代性缺失，是当前社会整体精神状况的折射和缩影。文学和精神的边缘化是全球性的思想潮流，后现代文化思潮解构了传统精神价值，也颠覆了传统的文学意义。这些思想在没有反思和批判的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刚好迎合了上世纪80年代刚刚从长期政治阴影下逃离出来的中国大众，后现代文化对传统理性的消解、反叛和颠覆，与长期创伤记忆下中国大众对精神、理性的反感，古怪而又巧妙地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全民性的信仰颠覆喜剧。而此一背景又恰逢金钱文化借市场经济在中国滥觞，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遭遇到商业文化的颠覆性冲击。此外，电子网络文化也在此时兴起，对传统的媒介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产生影响。 正是这多方面的文化遇合，中国社会在最近十几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信仰危机。精神被放逐，虚无主义占据文化的舞台，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社会伦理和道德严重失范，思想文化杂乱无序，人们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也无力思考生存的信念。颇为典型的例子是基督教等宗教信仰在大众中的盛行———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些宗教的价值，但是，考虑到中国没有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国大部分人的信仰并不具备基督教的实质而只有实用功利的成分。它和当前文化中盛行的“祭孔”、“祭陵”等行为一样，所折射的正是全民性的心理危机和社会性的信仰缺失。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文学的精神状况是社会整体精神状况的折射，文学信仰的危机是全民性信仰危机的一个缩影。 文学信仰的危机来源于这一全民性的信仰匮乏，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匮乏。“上帝死了，康德离他们太远了，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道德观在他们心目中不复存在了。何况人自己迟早要死去，而且谁也没有为了要去拯救人去操心。作家们丧失了信仰，世界不再使他们觉得是必要的了。”(11)这段话虽然描述的是西方文学，但完全可以看作今天中国文学的写照。正是在时代精神匮乏的潮流中，许多作家乐于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推卸和躲避自己的责任，而文学的虚无和精神溃散，又加速了精神文化的崩溃，构成了当前文化景观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三 信仰：重建与新生 “人类是无法长期生活在空虚的境况中的———倘若他无法朝着某个方面成长的话，他并不能单单就是停滞而已；他长期禁锢的潜在力将转变成病态和绝望，而至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坏性的行为。”(12)任何一个时代，没有精神信仰是难以想象的，缺乏信仰的卫护，心灵就会失去崇高的监视，就会导致没有节制的欲望泛滥，没有罪恶感的暴力横行，没有同情心的自我膨胀。时代在要求信仰的重建，而“时代的贫乏必须使诗人的整体存在和诗人的天职成为一诗意提问”，(13)当前社会的信仰匮乏当然不能说因文学而起，但处在信仰危机中的文学应该承担起更多的任务，通过自我信仰形象的恢复，促进社会信仰的建设。 一、加强我们对文学的信心。 当前文学信仰的困境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信心的丧失和热爱的匮乏，文学信仰的重建也首先应该加强信心的建设。只有在拥有信心的基础上，才可以重归对文学的热爱和奉献，才可望重燃激情，恢复文学的影响力。文学是有自信的理由的，它的深度和传播形式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文学内在的人文精神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的价值与其人文特点密不可分，对文学的信心实质上也就是对人文的信心，对精神的信心。我以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人的存在都绝不可能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精神是人类生存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所在，是人之作为人的本质价值。所以，文学的形式可能会发生演变，但其生存绝对不会随物质文化的发达而消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哲学家在人类出现信仰危机时将希望寄予文学。如别尔嘉耶夫就认为：“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马塞尔等人在理解人的本质方面，比经院哲学家和学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贡献更大。”(14)弗莱更明确表示：“作为信仰结构的宗教已经大大衰落了；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能够将它再支撑起来，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它的律令所影响到的人已经少而又少，即便受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这就是说，自从浪漫主义运动以后，诉诸想象的艺术便日益取得了当初使宗教能够被人理解和欣赏的那些中介的地位。艺术承担起了社会预言的作用……”(15)立足于长远也许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信心支撑。尽管文学在现时代下处于困境，但它终将在人类信仰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对人类文化产生比以往更为深刻的影响。 二、坚持文学对世界独特的关注方式。 独特性是一事物存在的前提，要保持文学的生命力，就必须对文学的独特性进行坚持。否则，就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生命力。在现时代，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让文学成为其他事物（包括商业、政治、权力等）的附庸，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具体而言，文学需要在两方面作出特别的努力。一是以人文和爱为中心的价值观。正如前所述，文学的精神特点之一是它的人文性，是它对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深切关注，其深层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热爱。在社会信仰严重匮乏，人们彼此之间缺乏关爱和信任的情况下，文学应该凸显自己的人文特点，以对人类爱心的维护和追寻影响大众、感染大众。其次，是对美的坚持。近年来，文学美的特点受到很大挑战。这也是文学失去许多读者的重要原因。美是文学魅力的基础，文学的影响力也应该是以美的方式，依靠内在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人们，得到人们的热爱。当然，美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文学美也不排斥创新和发展，但对美的本质的坚持应该是文学的根本。 三、寻求文学的理想主义方向和超越精神。 在当代中国，理想主义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曾经有过单纯的激情与理想主义，也曾为政治所利用，内涵和意义受到扭曲。在历史过去之后，人们本能地反感理想主义，更愿意关注当下，认同世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兴起和长盛不衰的社会心理原因，也内在契合着商业文化的物质主义潮流。这种情况有历史的原因，但对其中存在的误读和危机需要予以明确的揭示和针砭。理想主义是民族发展的基础，一个缺乏理想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光明未来的，也会导致社会文化丧失活力和信心，我们不能因为曾经的理想幻灭就放弃理想本身。 同样，文学应该有更强的超越精神，应该有更高的价值关怀和精神向度。因为文学的本质就具有超越性，它能够给人更高的关怀，也能给人以精神启迪，引导人们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得到人们的崇敬和热爱，也才显示其精神意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澄清文学的现实要求与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文学与现实是不可能分割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是文学深厚的资源和热切的关怀所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要完全沉溺于现实，要写成赵树理那样的“问题小说”（这类小说当然有其优点，但不应该成为作家们集体创作的方向）。文学需要以精神映照现实，需要超越现实的更高的人类关怀，也需要非现实的其他题材创作，需要浪漫主义和其他非现实主义。应该明确的是，超越与现实并不矛盾，而是有着内在的和谐性和密切关系。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曾这样说过：“要想伟大之至，一部艺术品必须鼓舞读者心灵；艺术家的秘密在于让这种状况与最贫瘠、最严酷的现实相协调。生活让人心灰意懒，艺术催人奋发图强。”(16)这正是对当前中国文学的要求。只有具有深切的理想主义，文学才能超越“严酷”而“贫瘠”的当下现实，显示出文学的价值和魅力，才能像一束灿烂的阳光照亮我们被历史黑暗所尘埋的世界，洗涤我们被物化和欲望化的心灵，促使人们对更美好心灵和现实的追求。 正如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所说的：“简而言之，对我们作家来说，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在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17)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和精神的困境，文学能否直面这一现实，能否重新建立起文学的信仰，并以这一信仰的方式参与整个社会精神信仰的建设，是对中国作家艰巨的考验，也是中国文学走出颓境、呈现新生的重要契机。 注释: （1）冯天策《信仰：人类的精神家园》，济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第11—12页。 （2）转引自王守昌、车铭洲著《现代西方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页。 （3）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4）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5）《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第169页。 （6）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6—117页。 （7）雪莱的《为诗辩护》就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8）（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页。 （9）王文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上），《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10）参见拙文《论张承志的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钟山》2006年第3期。 （11）（法）布阿德福尔《新小说派概述》，见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12）（美）罗洛梅《爱与意志》，蔡伸章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3）（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4）（俄）别尔嘉耶夫《美是自由的呼吸》，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15）（加）弗莱《现代百年》，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16）Henry James, Notes and Reviews,pp.225-226. 转引自代显梅《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17）（法）萨特《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8页。 原载：《钟山》200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