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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的社会制衡作用 鲁枢元在《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反思——兼及“退步论”文学评估》（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文学艺术的社会制衡作用较之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制衡要“柔弱”得多，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向上、情感和想像上的制衡。它没有行政命令的威严，没有经济制裁的刚硬，更没有军事打击的严酷。用沈从文的话说，那只是一种书呆子式的“即景生情”，某种个人情绪的排遣。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当回事，也可以不当回事，一切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自然的。对于文学家自己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心理调节；对于喜欢它的读者来说，自然也会受到情绪上的感染，情绪上的沆瀣一气，从而化作一种心理意向、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温情、柔弱而又柔韧的力量，从而对社会的进程发生某些微妙的影响。这种情绪与精神上的制衡虽然柔弱，却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发挥不可替代与不可估量的作用。 公认的文学定义并未如期出现 南帆在《理论的焦虑》（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庞杂的知识背景似乎再度证明，某种公认的文学定义并未如期出现，文学性的密码仍然闪烁不定。从“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傲主张到众多形式主义学派的漫长努力，文学理论仍然无法有效地描述某种自律的文学结构。尽管文学的许多特征得到了广泛的谈论——例如心理学的，语言形式的，典型人物或者象征、隐喻，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些特征的普适化屡遭挫折。严格的理论批判表明，历史学、笑话、谜话、广告修辞以及众多的民间传说或者民谣均可能与文学共享上述特征。换言之，人们无法将文学从诸多话语类之中单独提炼出来，确认某种不可重复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氛围的改变，上述文学特征可能淡隐，甚至僵死；同时，另一些特征逐渐增强，进而演变为新型的正统。总之，历史瓦解了所谓的恒久性，文学似乎不断地甩下各种人为的规定而变幻无穷。 民族复兴呼唤文化复兴 庹祖海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上发表《论民族复兴与文化发展》一文认为，决定战争胜负和民族兴衰的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竞争，也是文化的交锋和兴替。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争论，文化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引发了多次文化论争。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根本解决了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才正确地解决了文化的发展问题。民族复兴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必然需要文化的复兴和支撑。没有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有民族复兴。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强国梦想里，深深的文化情怀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的百年史时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一个个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共产党，中国的命运才出现根本转折。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强化政治和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增强经济竞争力。（三）塑造和展现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 董中锋在《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上发表《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一文认为，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首先面临着外在威胁，主要表现为西方观念文化的大力输出、严重的出版贸易逆差和西方意识形态的隐形渗透。其次是内在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出版物中的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所挤占，出版物中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比例失衡，出版物中的本土文化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再次，文章提出了中国出版文化安全的战略构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应该从战略上发展文化事业，用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建设一批重大的出版文化工程，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第二，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民族文化出版物的出版，而且还要从经济上给予补贴，使民族文化出版物健康发展，以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三，实行出版文化的价值整合、出版文化的规范整合和出版文化的结构整合。 原载：《文艺报》2008-6-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