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牢骚”其实就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而与他对阵的那一方,不愿意,或者刻意躲避“批判”二字。 鲁迅逝后二十多年,梁实秋在《论鲁迅》一文中再次指责鲁迅:“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此即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多次对鲁迅提出的“拿货色来”。胡适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包容、改良等主张,鲁迅呢?他的主张在哪里,他的建设性在哪里?面对梁实秋们的追问,鲁迅似乎也没正面回答过。可他没有回答不证明他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一点比喻》中提到,一只山羊领着一群绵羊,急匆匆地奔向屠宰场,这只山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往那里去?!”鲁迅连续两次问到“往那里去”,作为知识精英,他对这个问题的焦虑既是提给别人的,也在逼问自己。没有回答梁实秋,并非是他理屈词穷,或许,他只是觉得对方的问题很可笑,根本不屑于回答。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提到鲁迅的文化身份。跟同时代的人相比,鲁迅的草根性既非梁实秋们的说说拉倒,轻易就可跳脱出来,也非左派文人们的偏执和以之为旗、另有所图。他一直把自己深深地置于民间。1926年1月鲁迅在《语丝》上发表《学界的三魂》,认为国魂有三:“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事实上,他已把自己定位为“民魂”的一部分,并尤其注意到“民魂”的纯洁性,以防其被玷污:“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基于此,鲁迅为文为人的出发点皆有所本,遍览其作品,他为遭军警惨杀的学生鸣不平,披露革命青年遇难的真相,痛击以复古为口号荼毒文化的官僚,群战站在统治阶层立场上的帮闲文人……与他的论敌相比,他所选择的立场,在主政者那里,自然没什么市场。梁实秋说他满腹牢骚,的确如此。但这些牢骚更多地是在为无法发声的那一群人发声,是在为声音微弱的那一个群体鼓噪。他的不舒服,即便并非全部是草根的不舒服,起码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草根代言的作用。这个社会首先让草根阶层难过了,让他不舒服了,所以,他才要写作,以笔为枪。一个人人怡然自得、安居乐业的社会,怎么可以产生鲁迅这样的人?鲁迅的“牢骚”其实就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而与他对阵的那一方,不愿意,或者刻意躲避“批判”二字。批判是一种精神。换作另外一个人或阶层来主政,只要他让批判者和他身后那个巨大的群体感觉到不舒服,批判者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批判态度。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而鲁迅对老大帝国的批判态度,对时下社会生活的强烈介入,不就是编织笼子的钢丝吗?诚然,一种制度的确立一定需要若干外力,但批判精神一定是外力之一。其生存空间、发声空间一息尚存,他们就会在狭小的天地里持续不断地“谩骂”下去,让主政者战战兢兢,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一条千疮百孔的大河,它是我们所安身立命的所在,谁也离不开它。有人提出疏导洪流,有人主张废掉另外开挖一条,有人要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有人要在河边建一座庙求神灵保佑。各个都很有“建设性”。又有一个人,直接地指出,这里有个漏洞,那里有个漏洞,这里有个蚁穴,那里即将决堤。他心情急迫,声色俱厉,难免让人不舒服,尤其让负责河防的人焦头烂额,奔走不及。可他却是最具责任感的人,他也许没有什么主义之类的概念,没有琅琅上口的口号,你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批判本身就是最大的建设性。 这,也是梁实秋们一直没有理解的真谛。 原载:《文学报》2008-08-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