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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最近斥责一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同时还非常惋惜地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数不懂“外语”，到外面转了一大圈，仍然像卡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能张开眼睛看世界，不能跟世界文学对话，也不能站在异文化立场来反观自己，而不能反观自己就不能提高自己，正如不懂外语也就不能真正懂得母语。 这确实是中国作家与身俱来的缺点。比起顾彬教授另外批评的“胆子特别小”，我觉得外语这一层，更加言之凿凿，好像一记闷棍打下来，是没有必要曲为辩解的。 但我认为，顾彬教授这个说法仍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情绪。母语好，连带外语也好，或者外语好，连带母语更好，这是许多人都懂的道理，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实际上，不少中国学者（包括笔者）也经常在文章中或课堂上为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数不能掌握一到两门外语而惋惜。但惋惜归惋惜，这样的理想是否可以直接拿来做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主要尺度，还可以继续讨论。 语言的差异和由此造成的语言的隔阂，古已有之，至少可以一直古到《创世记》11章1至9节巴别塔的坍塌。那些毕生从事刘禾女士所谓“跨语际书写”的作家学者们，实在应该感谢创世以来神所规定的语言差异才对。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语言差异和语言隔阂，才有民族语言的保守与民族语言的跨越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实践，而无论语言的保守与语言的跨越，也才拥有了各自不可替代的意义。欧洲各民族语言差异及其融合，成就了欧洲各民族不同的文学，但欧洲各民族不同的文学及其融合，最终也并没有抹杀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差异与隔阂。这一点，恐怕连顾彬教授也无法否认罢。 以欧洲各民族交往的频繁与深入，他们的语言尚且呈现如此差异与隔阂的局面，历史上与欧洲以及世界大部分民族长期隔绝、至今仍然继承着本民族数千年大致不变的语言文字的中国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与当今世界文化和文学继续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定的差异，并且继续固守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藩篱之内，也是不难理解的。 世界文学史上，不，就说在顾彬教授表示赞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吧，既有不通外语或外语很不灵光的优秀作家丁玲、赵树理、萧红和路翎，也有精通外语的半吊子作家陈衡哲、林语堂、梁实秋、林徽因。不错，现在又出来一个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而大获成功、但在我看来更属于半吊子的作家哈金。哈金以后有什么造化，那是以后的事，光看他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气象实在不大。哈金的出现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将来中国作家（当然有人认为哈金不是中国作家而是美国作家）即使可以用外语写作（这在“80后”、“90后”或者更“后”的作家群中并非不可能），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优秀。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巴别塔坍塌之后，分配给中国民族的汉语会如此与众不同，而汉语书写样式为什么又是如此古怪并具有如此恒久生命的方块字？可以理解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还得像顾彬教授所说的那样继续卡在由汉语言文字筑成的小房子里（是否就是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呢？）。而且，即使我们国家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普遍推行双语教学，上述事实也不是可以遽然改变的。 谁能说清楚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大概只能说是上帝的旨意罢。但如果单单从文学上讲，则无论汉语言文字是一种良性媒介，还是围困我们中国人的无形的万里长城，都为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生活在地球村却仍然坚持运用顾彬教授所痛惜的“很不行”的汉语写作，并且因此将始终带着夏志清教授早在60年代初就惋惜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或许也可以翻成“中国的迷思”），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与合法性。天国的门打开之前，这样的写作恐怕还会一直继续下去的罢。 不错，我们国家“汉办”正在向全世界一厢情愿地推广汉语，模仿德国歌德学院的所谓孔子学院也在世界各地建了不少，一大批作家如贾平凹、李锐、张炜、莫言、阎连科、铁凝、刘玉堂等，还像当年赵树理那样，死抱住方言土语不肯放手，一些学者为汉语和汉字顺利逾越计算机的门槛而欢欣鼓舞，也有一些头脑不清的作家学者为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擘画更宏伟的蓝图------所有这些彼此未必可以通约的现象，搅在一起，就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存在，以至于顾彬教授因此看到一大堆汉语文学的垃圾，而另一些汉学家则看到了巨大的文化（语文）“帝国”的崛起。语言文字的魔力也真能够吓唬人，古代有仓颉造字而天雨栗、鬼夜哭的传说，现在顾彬教授和一些别具只眼的汉学家们则从莫须有的汉语言文字的扩张中看到一大堆不断膨胀的文学垃圾或者一个持续扩张的新帝国。由语言文字所造成的“审判的幻景”（拜伦），看来越来越可怕了。 但另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的母语又被宣布为非常差劲，这岂不是有点奇怪吗？ 那么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怎样才算是具备很好的母语能力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顾彬教授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大概自己也没有很好地想过吧？ 因为这里首先牵涉到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母语？中国当代作家当然在使用他们的母语，但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有母语？中国当代作家所拥有的母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中国当代作家是否拥有同一形态的母语因而我们可以采取某个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母语能力？ 正视这些问题，首先就不能单纯纠缠于中国作家母语好坏的价值判断，而应该更深入了解他们的母语内部的复杂构成。 同样是“右派作家”，王蒙的语言和高晓声、张贤亮的语言就不可以同日而语，很难制定一个标准来判断他们三位的语言孰优孰劣；同样是“寻根作家”，贾平凹和韩少功的语言也有巨大的差异，难分优劣；同样是“先锋作家”，余华的语言比较朴实，孙甘露却极端欧化，更无法比较优劣；同样是道德反叛的作家，痞子文学代表北京作家王朔与被现在已经日薄西山的上海《新民晚报》污为“流氓作家”的代表南京作家朱文，他们的语言，味道又完全不同；王安忆、铁凝同样是当代重要女作家，年龄相仿，但各自的语言也迥然不同。当然另外也有更多的作家，他们的语言接近标准的普通话，但如果深入分析起来，仍然有细微的区别。比如，即使被顾彬教授斥为“垃圾”的卫慧、棉棉的作品，那里面的“母语”也有很大的不同。 “五四”以来，“现代汉语”在逐渐凝固为统一的国语（“母语”）的同时，也不断在自身内部开辟越来越多具体的语言道路，容纳越来越多具体的语言要素。虽然有抽象同一的“国语”、“普通话”、“现代汉语”或者“中国作家的母语”诸概念，但至少对中国作家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具体形态上完全同一并且无可挑选的语库。 换言之，当代中国作家是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甚至也可以说越来越分崩离析的语言背景下写作的，原来适合于古代作家或现代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些具体标准，已经越来越不太适合当代作家。这并不是说，当代作家的语言实践就没有判断标准了，而是说在判断当代作家语言的实践时，必须首先充分意识到当代作家所置身的语言背景的复杂性，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就可以看他们在复杂的当代汉语背景中取得了怎样的语言艺术，而不能将杜甫或者鲁迅的语言艺术的标准强行加给他们。 具体地说，判断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艺术，不是看他和曾经有过的汉语要素的关系（比如文言文或古代白话），而是看他与他正置身其中以及正在使用的与当代中国大多数人声息相通的那些汉语要素的关系。一个当代中国作家，比如王蒙，他也许置身于一个更大更广泛的语言背景中，他愿意处理自己和更多更复杂的汉语要素的关系，这就对他自己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也就是我们判断他的语言成就、语言水平时适合的标准。另一个中国作家，比如孙甘露，他也许置身于并不怎么广泛的语言背景中，他也许只愿意处理自己和非常有限的汉语要素的关系，他由此接受的来自语言的不同的挑战，就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他的语言成就、语言水平的另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他操纵火车，那就用操纵火车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他驾驶轮船，那就用驾驶轮船的标准来评判。倘若用驾驶轮船的标准甚至用古人骑驴的标准来评判一个火车操纵者的水平，那就非常不合适了。 当然在骑驴、操纵火车、驾驶轮船之间，也可以判断水平的高下，难易的程度，美丑的差异，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语言背景的巨大转变，语言要素的急剧增加，语言标准的异常多样和混乱，是造成“五四”以来评判中国作家语言水平时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造成“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始终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严厉评判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语言上攻击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中国人在语言文字上进行自我攻击——这从晚清以来就成了中国学者与作家的世界级强项。《新青年》集团不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只是怀疑）那时侯的全部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吗？顾彬教授只是先指出中国作家外语不行，然后才说中国作家“甚至”连母语（汉语）也不行（他的“垃圾说”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国作家母语也不行”），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步骤则两样，他们首先认为中国作家的母语能力不行，接着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作家所依靠的母语本身就非常不行。不仅不行，还遗毒深广，罪恶滔天，所以他们认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可比顾彬教授厉害多了。然后，中国新文学的先行者们才主张努力学习外语，甚至主张用外语代替汉语，变外语为母语（吴稚晖、钱玄同、陈独秀）。这也比顾彬教授彻底多了。 如果当时的设想一举成功，外语不行——中国作家头上这块明摆着的癞疮疤——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洗净，中国作家就可以直接用世界语、德语、法语、英语来写作了。但这样一来，所有的汉学家也就只好立即从地球上消失，顾彬教授也就不可能从德国提出他的“垃圾说”来刺激我们这些被围困、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叫做“被抛”在汉语世界的不幸的当代中国人了。 世界上有用英国英语创造的英国文学，有用美国英语创造的美国文学，有用德语创造的德国文学，有用法兰西语言创造的法国文学，有用意大利、西班牙语言创造的意大利文学和西班牙文学，有用日语创造的日本文学，有用更多的弱小民族语言创造的更多的弱小民族的并不一定弱小的文学，有用各种混杂的语言创造的各种后殖民文学——但，也有用在古代就比较混杂的汉语创造的中国古代文学，有用现代以来日益混杂的汉语言文字创造的在外形上或许真的和垃圾差不多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别林斯基说过，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与衣饰、习俗等好比各民族的脸，各民族的文学更是如此。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无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都是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之脸。这张脸也许真的已经和垃圾差不多了，但它仍然是一张脸，仍然最自然地流露着我们中国人的各种灵魂的表情，若要它一夜之间妖娆动人，成为某种理想的“世界文学”标准件（比如追求和表达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每回必提的人类共同的理想主义），除非上帝亲自插手，否则谁也办不到。如果真有“世界文学”这回事，那也应该是各民族众多不同的精神之脸并存与共在，而不应该是用某一张脸或某几张脸去代替去覆盖其他众多的脸。 其实非要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问题，也须顾及一点特殊国情，虽然一讲国情总要引来许多嘘声。 “五四”前后，译事大开，王国维曾经断言，这将是继汉唐翻译佛经之后又一文化盛事；严复、林纾两位，甚至一时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这以后，优秀的翻译家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特别的尊重。但尽管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情，所以更多的人还是像严复主张的那样，越过译文而直接阅读西书。他们（包括大翻译家严复）压根儿就没打算倚赖翻译的第二手材料。这样从“五四”前后一直到四九年以前，学习外语、掌握外语，确实蔚然成风。当时从教会学校学生和留学生中出了不少文学家，他们的外语自然很好。但四九年以后，一方面再没有那样的外语教学条件，又赶上新一轮闭关锁国，鲁迅所谓“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几乎统统关闭了，那时别说外语，就连用母语写成的书籍也大多扫进“四旧”，而且吃饱肚子都很困难，遑论其他。 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就在这样的年代成长起来，要求他们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陈西滢、巴金、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人那样精通外语，难道公平吗？ 80年代以后，虽然有不少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奋起学习汉语，但终于因为过了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而且为着欣赏文学而学习外语，和为着学习数理化而学习外语，其困难程度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废然而止。这是很值得同情的。 但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当代作家学习世界文学的热情也并没有完全失去。许多人千方百计接触外国文学，只不过条件所限，他们接触外国文学的渠道实在少得可怜。这就造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中国当代作家对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普遍有依赖心理。 另一方面，四九年以后也并非完全闭关锁国。俄苏文学不用说了，一段时期内，对世界各民族各历史阶段的文学名著（所谓“文学遗产”）还是翻译了不少，加上近、现代在文学翻译上的积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一笔文化财富。学术界有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了解。是这样吗？我期待有专家出来加以澄清。 但不管怎么说，这在客观上确实为当代中国作家不得已而倚赖翻译的外国文学，提供了足够的依据。我接触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虽然确如顾彬教授所说，外语很差，但谈起外国文学来，简直如数家珍。他们大多数有自己佩服的翻译家，许多人还和某些翻译家过从甚密，并通过这些翻译家而和某些外国作家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像格非、余华、马原、王安忆、孙甘露等等，甚至都有外国文学方面的专文和专著。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也令人敬佩。很明显，他们对于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的心理倚赖，毋宁说是他们在“外语不好”的先天条件下仍然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文学的高度的精神认同，这种认同，大概也超过了某些中文不错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亲近感罢。 所以用“中国作家外语不好”或者“中国作家母语也不好”来判定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找到了病家的某一病象，却并没有抓住主要病症，更没有看到病根所在。 以后我们还是慎谈语言吧，如果不能切实地体贴那语言背后复杂的生存境遇。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