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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除饮食文化以外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影响世界，中国不可能承担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大国的责任；缺乏现代文化创造，中国就不可能参与世界现代进程、在重大世界问题上发出独特的声音从而赢得全球的真正尊敬，这大概就是我提出“创新必须是中国式创新”的直接理由。 ●鲁迅、巴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亚洲或本土，中国的“新潮文学”更是走不出中国，如此，依附西方原理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格。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西湖学者，《原创》主编。已出版《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主义美学》、《否定本体论》、《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等著作。 2004年在日本神户大学任教，我曾经问过一名日本女大学生:你最喜欢中国的什么？她想了一想就说:中华料理。我说你还知道中国什么？她就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不太是滋味。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除了饮食文化，中国今天的文化已不能占领世界市场。无独有偶，张艺谋的奥运会开幕式也揭示出另一个问题:除了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内容可向世界展示外，在现代中国文化方面只能让一些人在地球上奔跑。“中国元素”也只能是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元素。缺乏除饮食文化以外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影响世界，中国不可能承担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大国的责任；缺乏现代文化创造，中国就不可能参与世界现代进程、在重大世界问题上发出独特的声音从而赢得全球的真正尊敬，这大概就是我提出“创新必须是中国式创新”的直接理由。 不错，中国今天已经是经济腾飞的大国了，但这不等于中国已经是文化上可以“创新、生产、出口”的大国了。而无论是中国古代文明还是西方现代性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使文化创造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不仅经济发展会缺乏文化创新引导而不稳定从而出现“亚洲四小龙”现象，而且会使人们只能在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徘徊导致“价值迷乱”。这种迷乱，不可能对世界产生文化性的影响。因为世俗化地“满足于现实性富足”的中国人，和有宗教精神支撑的可以超越富足的西方人，背后是两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所以西方有“对抗和超越现实”的文化，才有“概念思维”、“形式主义”和“本质和反本质主义”、“超人”这些思想文化产生，而中国文化则是《易经》八卦图的“在现实中的整体性”来谈自己的人生努力，所以如何让中国人“不满足于富足”，是一个中国现代原创性哲学命题。同时，既然是“创新”，那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从中国道家“淡泊欲望”和儒家“君子喻于义”、“知足常乐”的观念中提取能引导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均是从“抑制”、“轻视”、“淡泊”个人欲望出发来对待富足和享乐问题的，而不是从“尊重个人欲望”和“人生还有不同于欲望满足的另一种努力”出发来引导人们“不在意欲望”的。所以，“中国式文化创新”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各种人文观念进行“中国改造”，同时也需要对中国传统人文观念进行“原创性改造”。 也许有学者会说，理论不需要区分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有用就行。而我认为笼统地说“有没有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文化大革命”，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新潮文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了巴金的《家》，但这样的有用，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去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所以鲁迅、巴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亚洲或本土，中国的“新潮文学”更是走不出中国，如此，依附西方原理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格。所以上述创新也就不能揭示出真正的“中国问题”。上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的“主体性”就是如此，因为它难以面对“由理解世界贫困的个体能否形成主体”这样的“中国问题”，其实践功效就会与反封建性的个性解放混同。同样，中国古代文化确实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但是它们今天的功用之所以只是张艺谋“向世界展示”的“文物审美功用”，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性所强调的“尊重个体”、“尊重生命力”、“尊重创造力”是脱节的，所以很难进入现代人的现实生活。推而论之，中国的《易经》确实具有现实性、对应性、和谐性、整体性的神秘特点，但儒家的《易传》只是对其的一种解释，中国历史上还有柳宗元这样的不同于儒家“天人合一”的“天人不相预”的解释，这就说明今天的“中国式文化创新”还可以改造儒家的观念，建立起不同于儒、道的对《易经》的解释，如此，“新儒家”不触动儒家基本观念的“解释之创新”，就需要进行批判性对待。这样的工作，才是“中国式的文化创新”的应有之意。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1-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