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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姜振昌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8、9期撰文指出，解剖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需求使鲁迅由青年浪漫主义转为坚实的现实主义。鲁迅对现实主义的系统思考大致集中在1923至1927年，他强调正视并真实地反映人生现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人、写人的灵魂；与之水乳交融的是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真实在主观把握中要充分显示其客观性，客观在被主观的艺术反映时又应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作者的真诚,归根结底是对生活真实的发现和征服。与之紧密相联的是对文学的接受问题。这与追求“纯客观”的传统现实主义、割裂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张扬“纯主观”的现代派文学都有本质的不同。30年代,鲁迅认同革命现实主义并深入探讨了典型性与真实性的关系问题。鲁迅的现实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期间尽管也曾在新中国文学中一度遭“覆盆”之运，但从“文学研究会”到胡风到“新写实”小说，其光亮一直熠熠生辉并衍生出新的理论建构和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 中国语境与汉语系统中的“文化”概念 姚文放在《中国语境与汉语系统中的“文化”概念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汉语“文化”一词与英语culture一词多有龃龉不合之处，两者并不就是一回事。将culture译为汉语“文化”一词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而中国人使用“文化”一词已有两千年甚至更为长久的时间了，两者的涵义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和文化悬殊。因此像一个时期以来文化研究盛行的路径那样，仅从英语culture一词中寻绎“文化”的含义是不够的，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个误区，有必要更多关注汉语“文化”一词的由来与发展，进而与英语culture一词相互参照，当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文化”概念的内涵。在中国语境和汉语系统中，“文化”概念大致包含人化、教化、美化三个层次，其精神实质分别在于对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美善合一这三种境界的文化追求，顺天应人并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谓之“人化”，教以人伦并使人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谓之“教化”，陶冶人心并使人达到美善合一的境界谓之“美化”。它们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思言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文化”概念的分析应重视其动态性、过程性、整体性，在动态的逻辑推演和有序的系统解析中把握文化的内涵。从人化、教化、美化这一逐级递进的逻辑顺序来看，美化在整个文化中居于更高的层次，更具兼容性和普适性，这就使得构建包容大度的审美文化成为可能。 原载：《文艺报》2008-1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