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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曾一度轰动舆论的“粗口教授”事件最后以一方当事人的勉强道歉而收场，然后就像很多充满娱乐色彩的公共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并迅速为人所淡忘。海水退去的沙滩上，除了公众的喧嚣和评论家的口水外，似乎应该留有值得捡拾的贝壳。笔者旧事重提，并非搬弄是非，只是希望学界中人不要白白错过了这个标本的典型意 义。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上的一篇书评竟然让被批评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在博客上对钟华“大爆粗口”。笔者登陆季教授的博客时，那些不堪入目的文字已经被删除，季教授本人也已经向学界表达了歉意（其中并不包括钟华）。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批评让这位研究文艺学的地地道道的文化人竟然做出这种斯文扫地、贻笑大方的举动呢？ 笔者抱着好奇心特意从期刊网上下载了钟教授的书评文章。说实话，笔者没有拜读过季教授的大作，而且笔者的专业和两位教授的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据季教授的标准，在下实在是没有能力和资质对季教授的大作和钟教授的批评发表任何专业意见。但是，笔者自恃也接受过学术训练，也撰写和发表过书评，所以也斗胆来凑凑热闹，发表一孔之见。 钟教授的书评乍一看是很规范的学术批评，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但是仔细拜读后才愕然发现，对于学术界来说这竟是一篇和季教授在网络上大爆粗口同样惊世骇俗的“非典型”的学术批评。钟教授的书评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对季教授“呕心沥血”的成果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肯定，甚至连一点廉价的客套话都没有。钟教授首先批评季教授的研究范式不知所云，然后历数了作品内容的“七大罪状”，最后干脆脱离文本直接质疑季教授的学术能力和品质，甚至直言季教授的作品根本达不到出版的资格。这哪里是一篇书评？简直就是一篇宣布季教授作品“死刑”的判决书！对一个自称视学术为生命、甚至为捍卫“学问”不惜辱没斯文的学者来说，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学术批评”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在学者们养尊处优，学术批评已经慢慢蜕变为“学术表扬”的当代中国学术界，钟教授这样丝毫不留情面，全盘否定式的批评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季教授大发“诛心之论”——这根本不是学术批评，而是“有策划”地向他“泼粪”。 学术批评本来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学术批评，特别是高质量的学术批评，学术界就容易自满，就会固步自封。所以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术批评，尤其是高质量的论战往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笔者较为熟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贯穿学科发展史的就是三场大的论战（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行为主义VS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VS新自由主义），直至今天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还在不断较劲。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论敌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尖刻的语言，但是很少对对方的作品全盘否定或者质疑对方的学术能力和品质，更不会发生因为遭到批评就肆意辱骂对方的事情。在笔者看来，学术批评的良性发展有三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对批评的对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敢于肯定批评对象的学术贡献。如果只是一味地吹捧，那就丧失了学术批评的本义。如果完全否定，一棍子打死，认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那根本也就不需要学者耗费时间和精力为“学术垃圾”撰写什么书评了。以国内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文明冲突论”为例，自1992年“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就不断遭遇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曾经有出版社将国内学者的批评结集出版，学者们的批评可谓五花八门，但是没有人否认亨廷顿的这个研究范式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二，学术批评需要互动，允许被批评者进行辩解，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否则学术批评就可能沦为学术霸权的话语工具。1986年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Neroalism and its Critics)的论文集，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辩论。尽管基欧汉本人就是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但还是在书的最后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Kenneth waltz)留下了辩解和回应的空间。这次大辩论也就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三，学术批评是有边界的，应该就文本论文本，不宜对被批评者的学术操守随意发表意见，更不宜就此评判被批评者的人格。否则会降低学术批评的学术性，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样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批评者可以质疑他的观点和论据，但是显然不可以据此质疑甚至否定他的学术能力和品质。学术质量的优劣和学者人格的高下不宜混为一谈。钟教授的书评既违反了国内学界“学术表扬”的潜规则，也不符合学术批评良性发展的要求，实在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批评。当然，发表钟教授文章的《文艺研究》编辑部对于这场风波也难辞其咎。在笔者看来，发表钟教授这种“非典型”的书评理应慎重，至少可以在发表之前将文章与被批评者见面，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季教授撰写反批评的文章，与钟教授的批评文章同时发表。这样不但可能避免一场不必要的风波，或许还能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进步，从而达到学术批评的真正目的。 虽然季教授已经偃旗息鼓，但是学术批评演变为公共事件还是给季教授本人乃至整个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网民们大多对季教授嗤之以鼻，学界中人则多痛心疾首，直陈这场风波暴露了中国学者的病灶——“一捧就笑，一骂就跳”。这个评价实在是入木三分！笔者关注这一风波多时，也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包括舆论对季教授的批评，特别登陆了季教授的博客，以求兼听则明。笔者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非典型的学术批评暴露的是国内学界典型的学术生态。这一学术生态的“灾难”之处主要是学术等级制下的话语霸权和学界同行评价体制的缺失。 细读季教授与媒体的对话可以发现，真正让季教授耿耿于怀的还不是钟教授的文章本身，而是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文艺研究》。“我国的国家级文艺杂志只有两家，一个是《文学评论》，一个是《文艺研究》。在《文艺研究》这么重要的一个杂志上发表这种完全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文章，对于一个把学术研究作为惟一的生存依据的学者来说伤害太深”（季广茂答《新京报》记者，2008年2月28日）。“他对自己骂人的解释始终只有一个，即：钟华在国家一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恶意书评，玷污了他的学问，给他的杀伤力巨大。同时，他认为钟华不具有资质”（《京华时报》2008年3月3日）。由此看来，钟教授书评的力量还是其次的，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是《文艺研究》，后者才是季教授真正无法言说的梦魇。如果钟教授只是在一个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批评季教授的文章，即使文字再苛刻，功成名就的季教授很可能对此付诸一笑，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文艺研究》就不一样了，它是仅有的两家国家级的刊物之一，高高占据着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学者以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为荣耀，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和作品的学术价值，而遭到这类刊物的抨击（尽管通常不代表刊物的立场）则无疑是灾难性的。这类“国家级刊物”或“核心刊物”无形中就具有了把人捧上天或致人于死地的魔力。笔者检索了“中国期刊网”，1994年以来季教授还从来没有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论文，一个“无名小卒”（尽管也是教授）否定自己学术成果的文章却堂而皇之进了这么神圣的学术殿堂，无怪乎季教授会忍无可忍。更要命的是，钟教授的文章一旦登上了“大雅之堂”就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威乃至霸权，“同行们对某位学者学术水平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阅读有关其著作的书评。而且一般人都会相信，在《文艺研究》这样的国家级杂志上，由一位教授撰写的书评，一定是‘免检产品’，质量、成色绝对没有问题，不会质疑”（季广茂答《京华时报》记者，2008年3月3日）。由此看来，季教授面对这一套等级制的话语体系也是有苦说不出，他不敢得罪发表文章的《文艺研究》，才会选择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不满都发泄到钟教授的身上。在季教授如今的“洁版博客”上，除了他零零散散的反驳文字（其实完全可以写一篇反批评投稿到《文艺研究》），更多的是对钟教授的批判与奚落。比如嘲笑钟教授作品少（钟教授只有一本专著，而季教授著、编、译共计16本），钟教授的作品错漏百出等，并且一再声明钟教授不具有评判其作品的资质，很明显对钟教授是不屑一顾的。无奈，这位“不入流”的钟教授却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掌握了话语的霸权，迫使季教授只能用“非传统方式”回应钟教授的“非典型批评”。其实，受到学术等级制压制和凌辱的季教授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在“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压和凌辱学校没自己好，名气没自己大，级别没自己高，成果没自己多的钟教授。如此下来，我们的学术生态只能是恶性循环！ 与学术等级制下的话语霸权密切联系的是同行评价体制的缺失。对季教授而言，最大的灾难还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在国家级刊物上令自己颜面尽失，而在于这篇批评文章可怕的后续效应：“这篇书评发表后，我发现我的世界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完全不同了。在单位的时候，平时无话不谈的很要好的朋友却要刻意避开这个话题，这本来是很严重的话题，但谁都不谈，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还有一位师长，70多岁了，平时对我呵护有加。他看了书评后，就相信了那人贬低我的那些话，立刻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书面道歉认错。这篇书评杀伤力如此之大，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季广茂答《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28日）更可怕的是，“这种伤害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同行可以蔑视你，学生可以瞧不起你，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的著作，没有杂志社愿意发表你的文章，没有学术会议向你发出邀请，你无法申请任何课题，一句话，等于被学术界放逐了，一切都前功尽弃。这是一种高明的谋杀，满纸都是我的鲜血”（季广茂答《北京法制晚报》，2008年2月28日）。 显然，钟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这篇“非典型批评”给季教授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普通看官的想象。它不仅涉及学术批评和学者的名誉，而且直接关涉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一篇书评居然可以起到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实在让人不寒而栗！为什么一篇书评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即使《文艺研究》在这个学术领域拥有不言而喻的权威性，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篇书评只是代表钟教授个人的学术观点而已，并非学术界的公断，甚至也不是《文艺研究》的立场。熊培云先生说季教授太脆弱，但笔者以为学术界更脆弱。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学术争端激化为社会热点的过程中，不少内行人却也像外行人一样看热闹，然后发表一些只会激化矛盾的道德说辞。很少有学者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就事论事进行评判，还季教授一个“公道”。关键时刻，同行评价机制却失语了！季教授曾十分委屈地说：“学界内部隔行如隔山，不同学者研究领域不一样，差别很大，一般人都是通过阅读书评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季广茂答《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28日）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就没有其他专家认真阅读过季教授的作品吗？季教授的作品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在结项时难道不需要专家评审么？季教授的作品列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出版前难道不需要提供专家审读意见吗？有这么多专家为季教授的作品把关，而且肯定提供了较好的评价（否则也不可能通过验收甚至出版），为什么他们不为季教授讲几句“公道话”呢？难道一篇书评就使他们彻底颠覆了自己原来的专业判断了吗？季教授本人又为什么不提供这些专家的评审意见以正视听呢？我们的同行评价机制在哪里？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又在哪里？在我们这个“不问是非，先看态度”还十分流行的国度里，季教授剑走偏锋，采取如此与自己身份严重背离的“自杀式自救”必定得不偿失。 一篇非典型的批评文章，一次非传统的学术争端，其背后却是典型的学术生态。什么时候我们的学者可以不再畏惧学术霸权？什么时候学术争端可以诉诸同行评价？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优质的学术批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正常的学术生态？ 原载：《博览群书》2008/10/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