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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被挤压到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这种遭遇显然是文学的不幸，它越来越限制了文学创作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限制了文学作用发挥的空间，西方一些学者发出“文学已经终结”、“小说已经死亡”的哀叹，固然过于悲观，但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窘，却很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学边缘化是历史文化发展变化中出现的某些新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却不能宿命地听任文学的沉落，往深部层次考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文学突围仍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走向开阔地的通道也灼然可见。至关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必须坚挺有力，必须充盈巨大的能量——作为精神产品的精神能量。 笔者这里提出的“精神能量”，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可以包括通常所说的思想性、意识形态性甚至政治性，但在内容上更宽泛，有更大的包容性，并不囿于这些质素。它还重视先进的观念文化，先进的伦理道德，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的和谐；重视人性的完善，高贵人格的形成，关注人的个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张扬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重视高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健康的审美享受和审美愉悦，期望人们的情操和精神在崇高和优美的审美活动中得到陶冶和升华。 应该说，无论是从文学的现实还是从时代的现实来考虑，强调文学精神能量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是什么客观因素把文学挤压到边缘地带？又是什么客观因素使文学突围成为可能？这里仅从文化的历史发展层面作一些分析。 在e时代的社会情境中，各种文化形态都发生了非常巨大非常深刻的变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文化的文学，其生存境遇、功能取向以及面临的接受心理，也都与以往极不相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e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与高新科技相结合的时代，知识的重心是高新科技（包括新的管理科学）。高新科技的发展主导整个经济的发展，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主导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意识，人们最关心的是不断学习高新科技，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汲取各种最新信息。在文化知识领域，高新科技居于中心地位，成为人们追求的主目标。文学，独立的纯文学自然也就被挤退到了边缘的地带。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与人们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的一些重要功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一是文学认识功能的弱化。现在各种信息和知识都可以通过神奇的电子传媒迅速获取，电子传媒对信息和知识的的图象化再现，远比文学更及时、更直观、也更通俗。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重要的社会问题，现代传媒除了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及时报导，还可以组织各种访谈、座谈、辩论、研讨进行分析和评论，甚至可以让受众直接参与发表意见。不可否认，在认识功能上现代传媒比文学具有更大的优势。 二是文学娱乐功能的弱化。现在坐在电子计算机、电视机面前，甚至凭着一部手机、一只ipo，人们就可以看到各种有声有色的画面，那是电影、电视的形式，或是准电影、电视的形式，这些形象化的东西都可以调剂精神，使人放松。人们还随时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玩一会儿电子游戏，或到“聊天室”找人说笑一番。对于女性来说，网上购物给她们带来的快感，也是不同寻常的。这种种娱乐功能，文学显然望尘莫及！ 三是文学宣泄功能的弱化。由于e时代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许多人都可以利用计算机以博客和其它的形式，尽情抒发自己的生活感受，这是真正心灵的诉说，真实情感的宣泄，真实意见的表达。这是作者宣泄的产物，又是读者宣泄的引线，只要无害于社会稳定，都是被容许的。而它们的大量出现和对读者的吸引，又显然使我们相对精致、冷静的纯文学，受到更加不堪的冷落。 这就是e时代文学的境遇。导致文学这种境遇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子传媒的发达。但是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电子传媒也有对文学发展有利的一面，有的是电子传媒直接赋予的，有的是电子传媒特别是它大量制作的音像文化产品的弱点间接造成的。 电子传媒直接赋予文学的有利条件，一是，文学可以与它结盟，使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迅速、广泛地深入人民大众。小说还可以改编成电影、电视文学剧本，电影、电视获得好评，受众又反过来阅读小说原著。当然，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创作本身，也是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广阔天地。电影、电视作为综合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文学。二是电子传媒每天都在推出大量的准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培养、操练作家的没有围墙的大学，这里将不断涌现新的作家和优秀作品，我们常说的网络作家、网络文学，已经越来越引人瞩目，它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电子传媒，特别是它的音像文化产品也是有弱点的，而它的某些弱点，又正是文学的优越。特别是音像文化产品一个先天注定后天强化的特质即商品性，这是它得以迅速风靡全球的原因，但同时也潜存着一个最大的缺陷。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所说：“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摒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而当代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源泉的原因。”①由此可见，尽管今日铺天盖地的音像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甚至还是“唯美主义”的，但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形象就是商品”。 商品性必然与快餐性、媚俗性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它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有效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甚至还会对人的精神造成某些消极影响。这样，文学就又可能获得一种很重要的可能性，在它的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宣泄功能被削弱的同时，它的教育功能也许反而可以更加凸现，作家们也许可以专心致志于文学更加纯粹、更加神圣的理想——提升精神。这无疑是文学更加内在更加高贵的品性，也是作家应该肩负的最为庄严的使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电子传媒的全球性覆盖，音像文化的全天候轰炸，固然给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电子传媒制作的音像文化产品并不能将文学取而代之。它的某些弱点，特别是价值追求的商业性，使得它在为人们提供精美的精神营养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而在这方面，文学显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我们作家如果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即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塑造人类灵魂的根本任务，不懈地努力，文学就有可能从边缘突围，走向广袤的开阔地，而且可以借助电子传媒的先进手段，更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 二 前面我们着重从客观方面，分析了当下文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以及改变这种境遇的可能。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内因。文学被冷落主要是它自己造成的，文学的重振也主要靠它自己的努力。这里绝对需要的是，为了有效地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学必须努力增强作品的精神能量。 毋庸讳言，笔者今天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能量问题，是针对我们文学创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现状而言的。 我们身处的e时代，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进步，是怎样描述都不会过分的。但是，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人们的精神危机也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深重。众所周知，e时代的人们一方面面临着全球化展开以后，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方式造成的困扰，缺乏理想和信念，不少人精神迷惘；面临着高新科技加剧的“以人为奴”的趋势，多数人变成“人力资源”，主体性不同程度地丧失；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狂潮的冲击，人们的情欲普遍膨胀，个人享乐主义空前泛滥。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存在着金融危机、经济泡沫、通货膨胀、恐怖袭击、地球暖化的威胁，无时不存在着破产、失业、疾病、灾难的焦虑。在这样的境况下，人性必然发生复杂的变异，人的道德意识必然发生严重的下滑。因此人们也就特别急切地需要获得人文关怀，并自然地把希望寄托于文学，希望在我们的文学中得到精神滋润和温暖，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精神支撑和提升的力量。 但是，反思当下中国文学不能充分激起读者热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教训，恰恰是文学忽略了对作品精神能量的自觉追求，不能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我们文学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干扰，积重难返，不仅有艺术问题，更有思想政治问题。我们曾经借助过西方现代派一些文学流派的理论观念，也重温过启蒙主义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批判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复归文学的本性，为今天文学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但是，迫于当时挣脱文学上极左桎梏的极端紧迫性，我们对西方文学思想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观念，是匆匆地拿来，匆匆地使用，未能充分地梳理、分辨、扬弃，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理论上的极端性、片面性。特别是，当我们在批判把文学沦为“阶级斗争工具”、“为政治服务”工具的时候，在拯救文学主体性方面取得可喜进展的时候，却又不小心冒出了疏离时代、疏离政治和抽象的反理性等主张，这样文学也就忽视了精神品格的铸炼，严重地脱离了e时代人们的现实要求。 事实上，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反理性、排斥意义阐释，主张玩形式游戏、语言狂欢的，但也有强调文学与社会、与民族、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主张文学是负载“意义”的。至于具体的文学创作，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许多作品，也不是真的无所负载的。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可谓举世瞩目，它以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大旱灾为背景，叙述一个佃农家庭离乡背井，远涉几千里到加州谋生的遭际。作家悲悯的心怀，感动过无数读者，并因此而获得“人道主义者”的称号。而史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鼠之间》，政治倾向性就更加鲜明，在这部作品中，他甚至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还不如老鼠”，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宣示！ 笔者认为，对西方文学观念，“破”的时候与“立”的时候，取向应该有所不同。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矫枉过正，更多地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中一些颠覆性、消解性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繁荣的事业中，也许就应该更多吸取其积极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文学不断增强精神能量，在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精神提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文学的精神缺失，除了创作思想上的问题以外，与“市场写作”也很有关系。这里所说的“市场写作”，指的是瞄准市场需求，追求市场销量，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的写作。因为市场需求和大众需求是扭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市场写作”也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但市场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市场的需求也是多元的。我们所处的商品社会，常常会释放出一些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境况下类似白日梦的信息，一些竞争激烈、生活艰难重压下抽身远遁和寻求官能刺激的信息。而文学又恰恰有可能提供一种似真似幻的情境，让一些人得到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于是不少相应的作品，也就适时而生。然而它们只是针对一部分人，或针对一部分人一时的需要，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也终究只是一部分、一时的市场，更不要说应不应该谋求这种市场。但是能给予广大读者真正关切、温情抚慰的作品，能给予广大读者有力的精神鼓舞的作品，却能获得最广大的长久的市场。我们要考虑的市场价值，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哈利·波特》便不难明白。 《哈利·波特》共7部，截至去年7月，全球销量已达3.5亿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也许有人会因为它畅销而视为粗浅，但西方不少学者却给了它很高的评价。特别有趣的是，西方报纸上对《哈利·波特》的意义的一些提法： ——一面“现代的照妖镜” ——一部“现代传奇” ——一个“波特世代” ——一种“全球政治资产”② 英国的一次研讨会上，还有评论家把它说成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甚至在会上展示了一幅戴着鸭舌帽穿着工装裤的哈利·波特漫画。我们且不去考虑这些提法是否有道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作家创作的有广大市场的作品，并不只是为读者提供消遣解闷、官能刺激的，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是有所为的，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追求思想的重大和深刻。看来，我们的文学要有市场，但不能误解市场。 三 提升人的精神，是文学应该担当的崇高职责。只有当文学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受众能从中获益，形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它才能重新拥有读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而前提是文学本身必须具有充盈的先进的精神能量。这里有几个问题也许值得探讨。 第一，是增强文学表现生活的现实性问题。 为了充实、提高文学作品的精神能量，作家应当勇于直面时代生活，敏于感受时代精神。文学史上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是反映时代生活，激荡着时代精神的，即使是写历史题材，也交融着现实的情致。 从统计学上看，当下我们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是占绝大多数的，但为什么还总让人觉得它与现实不够紧密，对读者不够关切呢？ 犹如现代社会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现实生活与现实性，也是不可混淆的。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并不自然具有充分的现实性。有的作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淡化时代背景，有的作家将彼一时代的生活内容移至此一时代来表现，之所以可能，甚至获得成功，就因为生活本身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当代生活的许多内容和形式，与过去时代的生活内容和形式，都是差不多的。我国南方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桌上的菜肴，面前的大米饭，手中的筷子，包括那种和和美美的气氛，就这个场景而言，都是与30年、300年前没有太大差别的。描写现实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筛汰这些超时代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生活现象却不具备现实性的品质。笔者想强调的现实性，应该是只有在当下现实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形式，理想追求和精神气质，是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质。 这就要求作家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努力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前沿知识去发现、研究和把握现实生活，洞察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渴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充分的现实性，获得充沛的精神能量。 这里，现实性显然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作家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热情。但现实性不仅体现于感性生活的层面，更体现于精神内涵的层面。因此，现实性又与题材没有绝对的关系，写现实题材不一定自然具有现实性，写历史题材也不一定就没有现实性。因为“历史无法逃避自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变成了不同的当前的过去”③。当作家写出了“当前的过去”的时候，作品就同样可能显示一种现实性的光辉。美国写二次世界大战写了60年，先是狂热的爱国宣传，把美国写成救世主；继而是专注热闹的动作和冒险的故事，追求官能刺激；后来又突出表现战争的残忍，宣扬和平主义；近几年推出的《珍珠港》和《拯救大兵雷恩》等，则瞩目于在战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普通士兵。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处理，都反映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都显示了“当时”的现实性。 第二，是追求文学的精神高度与深度问题。 当下我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与精神深度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武侠作品，之所以颇得受众欢迎，成为文学读者的首选，④是因为“侠”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形式，他具有以英勇正义对抗权贵势力的肝胆，以个人力量对抗世俗价值的傲骨，作品中往往洋溢着慷慨悲歌之气。但近年来有些作品抽掉了侠与权贵、世俗对抗这一灵魂，陷入山头之争、传人之争、夺爱之争，单纯表现暴力征服与暴力复仇。没有“侠”，只有“武”，这就不但不可能超越前人，反而大大地后退了。 又如性爱，现在似乎被当作人性描写的不二法门，成了作家争相表现的一个热点。应该说性爱本不是写作的禁区，是完全可以写的，也是应该写的。事实上写红杏出墙，写性行为，也是自古有之。但前人和别人的成功之作，往往是与反对宗教神性，张扬人性主体，颠覆性强权，追求人性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与揭露消费社会人的商品化、性的商品化的背面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有些作品却抽掉这种种思想旨趣，孤立地过度展示错乱的性爱关系，赤裸裸的床上纠缠，这样又倒退了。 上面两个例子，一是受众阅读的首选，一是作家表现的热点，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部分作家思想矮化。不言而喻，要让那些思想上从前人和别人的高度上倒退下来的作品，那些缺乏精神深度的作品，对读者发生积极的影响，获得他们的青睐，显然是不可能的。 看来，文学要拥有广大受众，最根本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是要看我们的作品能不能为读者提供高品位的精神能量，特别是我们中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特有的精神经验和精神智慧。 文学的精神高度与深度，不是抽象的，它是与我们时代所要大力张扬的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当下社会的精神现象充满了悖情，一方面是激情澎湃，意气风发；一方面是心理紧张，思想迷乱。文学要使前者得到鼓励，后者得到转化，就需要深入开发个性与人性，“在最为切实的核心中进行探寻，重新创造”⑤。要挖掘并表现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身上所蕴含的诸如雄伟的、坚硬的、强大的、刚烈的、柔韧的、不屈不移不淫的精神元素，积极向上的精神元素，英雄主义的精神元素。我们不相信虚假的、模式化的高大全的英雄，但是十分珍视真实地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被誉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标杆”的陈世旭，他的特有的具有徽记性的“惊涛艺术”，就是在许多作品中，都善于把人物投入到矛盾冲突的惊涛骇浪之中，在极其危急、险恶的一瞬，表现出一个人物潜在的巨大精神力量。尽管他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是普通的卑小的，甚至有点委琐、有点畸形的芸芸众生。 也许我们今天的着眼点，就正是要放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要表现普通人的精神强度，也是要提高普通人的精神强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不容易。因为今天的普通人与革命战争年代的钢铁战士不同。那时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隔离了日常的、平凡的、琐屑的生活，个人的情欲和人性常常被挤退，甚至处于冻结状态。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和平的环境中，爱情、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利益冲突、工作、娱乐、消费、物质享受、时尚追求，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个人情欲和人性表现非常活跃。人们在庸常状态中显示着一种驳杂的、混沌的成色。作家的智慧和能力，就是要从他们身上发现、凸现潜在的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元素，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元素，抗拒流俗，抵御腐蚀的凛然坚毅的精神元素。但这又不能离开人物与故事的生活具体性，又需要保持生活的原色，保持个性与人性的独特与丰富。就像海明威在谈论《老人与海》时所说的：他不是要搞什么象征主义，只是“试图写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只是要“描写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描写人的灵魂的尊严，而又没有把灵魂二字用大写字母标出来”。⑥海明威在这里揭示的，正是在追求生活真实性的同时如何凸现人的精神强度的艺术妙谛。 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崇高”，丝毫没有轻忽“优美”的意思。文学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呼唤崇高，是有感于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精神缺失，是为了强化文学的现实针对性。但同时我们也体验到，在浮躁、焦虑的社会心理和粗鄙、俗气的文化氛围四处弥漫的情况下，优美的文学给予人们心灵的抚慰与温馨，无疑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是培育国民的新的文化精神问题。 当今社会精神现象出现的复杂情况，是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能适应时代的深刻变化分不开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与高新科技联姻的时代，在我们高速度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民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法制观念、民主思想、科学精神、技术伦理等新的文化精神。这是过去文学创作比较忽略的方面，现在应该引起重视。 例如环境问题，现在已经从科学家的注视下，走到了各国政府的门口，每个人的面前。从联合国气候变化跨国委员会2007年度提出的技术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地球暖化如果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将会造成大量物种灭绝，多种流行疾病肆虐，华盛顿、纽约、东京、上海被水淹没，逾十亿难民流离失所。各国政府都在研究并采取限制与减少废气排放量的措施。许多科学家都在“地球工程学”的前沿攻关。文学是时代感应的神经，理应更加敏感。 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莱德菲尔德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小说《塞莱斯廷预言》，也许可以看作环境题材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颇富神秘色彩的作品，对e时代地球生态遭到巨大破坏，环境恶化，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忧思和对其救赎的期盼，是令人感动的。它借助古代手稿第九条的真知预言，展示21世纪，人们将在地球上营造一个美丽的家园，人们都放弃占有欲和控制欲，不再掠夺自然，不再毒化环境，让自己居住的世界，处处鸟语花香，宁静和谐。也许这只是一个乌托邦，但也确实是人们需要的一种理想的朗照。正因为这样，小说一出版就受到美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在全球持续热销。⑦ 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新的文化精神，首先是不能生搬西方的文化观念，那样容易导致精神奴化，而应敏于捕捉时代生活中萌发的新的能体现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质素。张扬这些新的精神质素，以满足人们置身新的现实条件下的精神需要，解决人们在纷纭复杂充满悖情的生活环境中可能产生的精神困惑，帮助人们在新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精神提升，培育人们新的道德人格个性。其次是这种新的文化精神，也不能与传统割裂。它既是在时代生活变革中生成的，又是对传统的推陈出新。因此应该善于从历史遗产中吸取一些不仅属于过去也是属于未来的思想资源，经过现代性的转化，使之注入新的人文精神之中。这是文学一个开拓性的新的领域，必然触及一系列新的主题。尽管有的主题我们还仅仅是初涉，甚至未涉，暂时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但“学不可以已”，只要我们沉入生活，向生活学习，同时也向书本学习，掌握更多前沿知识，我们的文学就一定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四 对中国文学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突围，这就是如何从世界文学的边缘走向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目前的事实是比起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世界的积极影响，文学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的贡献，却显得相当微弱。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书店的书架上可谓寥若晨星，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电影奖，一直与我们无缘。这里面有意识形态问题，有语言障碍问题，有接受心理问题，但是也应承认，我们文学自身也存在问题，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力量不够强大。为此，笔者想补充两点意见。 一是要有全球的视野，全球的情怀。这不是要我们文学脱离本土，去为世界而写作，而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有中国，中国在世界，中国与世界是息息相通的。立足本土，面向全球，我们在审视具体的社会生活时，就有可能获得一种高远的识见，打通本土与世界交织在生活深部层次的灵肉联系，提炼出具有深刻的普世意义的精神主题，获得更广大读者的接受。 例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著名作家多丽斯·莱辛，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虽然被认为是一部女性自我觉醒的叙事，是对上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书写，但它却远远地超越了性别与国界。作者以尖锐而不偏颇、细腻而不乏味的描写，所展示的两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事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的生动情景，事实上已经在更广大的脉络里反映了当代人际之间的紧张与争斗，对人类的生命状态和命运寄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多丽斯·莱辛是为英国读者而写作，也是为世界读者而写作的。 所谓全球视野、全球情怀，说到底是作家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观照生活、审视生活的水平，对读者的功能发挥也关系至巨。 例如清宫题材，早成写作热门，乾隆作为“盛世之君”，更多有溢美之词。其实，乾隆在位60年（1736-1796），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以珍妮纺织机的发明为标志，英国开始产业革命；乾隆四十年（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总结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发表了《国富论》；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宣布了第三等级的胜利，并发表了《人权宣言》；乾隆四十年（公元1776年），华盛顿将军领导的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乾隆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1796年），华盛顿辞去已经做了两届的总统，开辟了民主制度的道路。但是乾隆依然顽固坚持封建专制，连一点改革的意向都没有。以至好景不长，在下一个60年里，社会经济迅速衰退，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对这样的皇帝不是不能写，也不能违背历史真实去写，但如何确立我们的态度，选择我们的角度，恐怕就得有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了。 描写现实生活，就更要求作家拓展思维空间，提升思想能力。当下中国和许多国家都处于消费社会，它与生产社会极不相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此外，全球经济、高新科技、现代传媒和时尚消费，都是当下中国和世界的基本现实。它们都是双刃剑，人们面对它们的背面，事实上也都在面对自己的良心和尊严。文学表现针对当下的精神主题，毫无疑问不仅对本国读者的心理吸收具有极大的沁入性，对全球读者的心理吸收也具有很强的的启发性。 二是要深入探索人类文化的共同根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要有地球居民的意识。因此，深入研究和表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在另一极上，我们还要深入地探讨人类文化的共同根性。这是各民族人民之所以能够共处共存的基础。我们追求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说到底，就是要把这个基础加宽加厚并且夯实。当然，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化根性，其表现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文学是感性的，感性是民族的、地域的、个性的。寻找人类共同的文化根性，把握民族独特的个性化的表现形态，使二者融为一体，这也许不失为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谐一的重要途径。 例如我国古代的花木兰，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前线作战英勇杀敌，战争结束又回家尽孝，这故事不仅感动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赞许。但是它在中国古诗和戏曲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样子，而在美国的具体表现形态，却又是另外一种风貌。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美国迪士尼不惜重金，聚集多方面顶尖人才，花四年时间拍了一部花木兰的动画片，片中增加了一个花木兰单枪匹马阻止2000多名匈奴骑兵入侵，并且深入虎穴救出陷入绝境的指挥官的情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这种美国式的追求个人主义和奇观效果的表现形态，与中国文艺的民族个性显然大异其趣，然而由于“根性”的普遍性，张扬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感，是人类普遍认同的。而且这一点在今天中国人太物质、美国人太物质、全世界的人都太物质的境况下，又具有精神救赎的意义，因此中国的受众仍可接受它的呈示，正如美国受众也能接受中国艺术的呈示一样。 我们的文学应该是中国创作、中国制作（文学被拍成影视），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感性生活到精神气质都应该具有突出的民族个性，这一点是作家务必自觉坚持的。我们重视文学的普世价值，决不能以牺牲民族本性为代价，而是要在不迷失和弱化自我的立场上，寻找民族性与普世性的交融点。抓住交融点，把笔墨深入下去，把境界提升上来，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恐怕是中国文学从边缘突围出来，走向世界的广阔天地，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尽管文学创作是极其复杂的精神劳动，但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回到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仍是：作品/作者/读者/社会/世界”。⑧世界变化了，社会变化了，读者也变化了，而且这变化是那样巨大，那样深刻。这就必然对作家、作品提出新的要求，必然期待我们的作家，以新的文学观念、新的表现手法，创作内容和形式都出新的作品，精神能量品位高、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中国创作和中国制作，才能从边缘走向开阔地，从本土走向世界。 ①《文化转向》，弗雷德里尼·詹姆逊著，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0—131页。 ②以上提法参见美国《世界日报》2007年7月20日“话题”、7月21日“话题”、7月29日“周日快递”有关《哈利·波特》的整版长篇综述。 ③《美国文学周期》，ROBERTE.SPILLER著，王长荣译，上海外语出版社，1990年版，引文见中译本序言第7页。 ④《文汇报》2006年8月31日报道中引述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书倾向调查”资料称：武侠作品成为文学读者的首选。 ⑤《创作中的表现主义》，埃德施米特著，引文见《西方现代文论选》，伍螽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153页。 ⑥《老人与海》，海明威著，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见译者前言。 ⑦《塞莱斯廷预言》，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张建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介绍见中译本前言。 ⑧《两篇有关西方新文论文章述详》，王佐良著，《读书》1995年第5期。 原载：《创作评谭》200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