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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任何一位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关注的人，都不会对顾彬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了。2006年底，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点评。其批评之声经由《重庆晨报》转述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判断后，引起舆论哗然，顾彬自此开始了他在中国媒体上的持续“走红”。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之声并不自顾彬始，中国批评家的批评以及中国作家的自我批评甚至比顾彬还要激烈，但是，为什么只有顾的声音最终演化为“文化事件”而广为人关注？是哪些社会环境的、文化媒体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因素促成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对顾彬言论追捧背后是否暴露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媒体中固有的“世界文学秩序”的想象？中国媒体的世界文学想象是如何被建构的？在这样的想象中，中国作家和学人的反应如何？在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顾彬现象”中媒体所充当的角色、相关学人应对这一事件的行为方式和话语逻辑，希望辨析出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识形态、东西方学者的民族认同，探究形成当代文学界普遍存在的“世界文学秩序”想象的原因。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读者，我愿意对这位四十年来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表达敬意。本文讨论的对象是“顾彬现象”，而非顾彬先生本人。本文关于媒体中“顾彬形象”的解读也不意味着对顾彬先生本人的解读。正如顾彬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i] 因而，对“顾彬现象”的梳理，也意味着对中国媒体、中国文学读者以及中国作家与学者如何面对“阐释和被阐释”的际遇的梳理。本文的缘起，不过是希望通过解读一种当下中国社会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审视民族化与世界性、借助“他者”之眼审视“自我”提供一种视角和方式。 来龙与去脉 之所以把“顾彬”作为一种现象，缘于他在中国媒体空间引发的持续高热长达两年。在文化期刊如此持续的曝光率，对于一位外国学者而言并不多见。另一方面，顾彬的言论引发的关注度也波及各个层面，网络、媒体、文学期刊，学者、作家以及读者都有过不同方式的发言和讨论。这样的讨论，显示了公共空间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化社会之于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想象。 2006年12月11日的《重庆晨报》上，刊载了题目为《德国知名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道，列举了顾彬在德国接受采访时的几个重要观点，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中国作家不会外语，世界视野不够……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该家媒体把顾彬言论总结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判断，这不仅在境内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即使是在境外华文报纸中也都纷纷给予转载。12月14日，《成都晚报》采访了严家炎、张贤亮。12月16日《羊城晚报》以《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顾彬》为题，采访了刘醒龙、李敬泽、艾伟、洪治纲、陈希我等人。12月18日，《羊城晚报》发表了李建军的《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傲慢与偏见》。12月22日，《羊城晚报》的同城媒体《南都周刊》对顾彬事件进行专题报道，采访了宇文所安、近藤直子、葛浩文、林培瑞等汉学家，也采访了残雪、董启章、朱天文等当代作家。 2007年1月18日，北京《青年周末》以8页的篇幅对顾彬进行专题讨论。3月，在“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发表演讲，他把中国当代文学比喻为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比喻为五粮液；他认为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顾彬指责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是“蜉蝣”。著名学者陈平原当场对顾彬的说法表示不满，他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陈平原还指出，“顾彬所采用的发言方式是媒体所乐意见到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娱乐化的”。之后的《新京报》上，肖鹰发表了《中国学者的“大国小民”心态》，对陈平原之于顾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 新闻报道引发中国学者的思索。2007年间，一些学者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2007年3期的《中国图书评论》辟发了李大卫、洪治纲和郜元宝就“顾彬现象”的讨论文章。4月22日，《文汇报》发表了蔡翔的《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也有学者对顾彬的看法给予支持。诗人王家新认为中国学者面对顾彬尖锐的批评是“已接受不了批评。人们的心理还过于脆弱” [ii]。肖鹰在《顾彬不值得认真对待吗？》则表示，顾彬的说法并不武断。2007年10期的《文艺争鸣》的“视点”栏目，刊发了张清华的《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教授顾彬的讲话说开去》。2007年第6期的《长城》杂志上，陈晓明组织了笔谈《西风吹皱一池浑水――“顾彬言论”笔谈》，一些北大博士生从各自角度谈了他们对顾彬事件的理解。除了相关学术杂志的讨论之外，《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新京报》等在中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刊都对顾彬进行了人物专访。 在2007年的访问告一段落后，2008年2月，顾彬在澳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尖锐之声再次引发争论。9月，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与顾的尖锐之声同时掀起，难怪读者认为顾彬此前的“狂言”颇有“暖场”之嫌。10月，顾彬与《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在湖南卫视进行对话，这家在中国颇有收视率的电视传媒分两期播出了此次对话，同时，名为《顾彬、叶开：需要重新审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谈话记录也在网络流传。1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顾彬与中国文学研究”讨论会。11月底，《南方周末》继一年前以《顾彬：不反思吃人，鲁迅就过时了》的专题之后，又以《德国准牧师顾彬》为题，对顾彬的生活细节给予报道。两年来，关于顾彬的专访中，题目赚足了眼球――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顾彬＋中国作家或中国文学为关键词，特别突出顾彬的严厉态度和对中国作家集体性的负面评价。比如《顾彬：中国作家害怕面对真正的问题》[iii]，《顾彬：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iv]，《顾彬：中国当代作家写得太快，鲁迅就没有废话》[v]，《顾彬：余华、莫言的语言能力不够》[vi]、《顾彬：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vii]等等。 在媒体空间中，顾彬以“世界权威形象”出现。“他太累了，不停地参加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每天只睡五个小时。2007年底，他在澳门参加‘现代中国文学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看来满脸倦意。但为期三天的会议日程，坐在第一排的永远是他，听得最认真的也永远是他……他就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viii]毫无疑问，在采访手记中，“顾彬”是被“建构”的，这种认真负责的形象潜在地为其言论被公众接受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对顾彬的定位中，媒体也使用了“传教”、“准牧师”、“医生”等称谓――“权威形象”的勾勒、不计报酬的学术奉献精神与顾彬对中国的严厉批评相混杂，一幅图像也在众声喧哗中得以完成：这是一位中国文学的“勇敢批评者”，这是一位对中国当代文学“爱之深恨之切者”，这是一位当代中国文学的“拯救者”。 “我用的标准是世界文学的标准”[ix] 当记者询问顾彬对中国作品使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时，他回答说：“但我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在回答《南都周刊》关于贾平凹等人的看法时，他说，“所以，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一流的作家。他们的英文水平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叙说方法是落后的。非常落后。要我来说，他们根本脱离了现代文学，他们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没有现代性格。所以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思想不行，他们的语言不行，他们作品的形式不行，他们的作品写给谁呢？是写给市场，还有电影公司。”[x]他认为中国作家不懂“世界文学”：“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其他人。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xi]对中国当代小说家“落后”的判断与其对中国当代诗人已走向“世界”的推崇相混杂，顾彬在媒体空间里仿佛是“世界文学”标准的执行审判官，是“世界文坛”的“代言人”。以至于《新京报》不无意味地在顾彬的一幅图片下写道：“顾彬站在‘世界’前面，他已取消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户籍。”[xii]如果媒体有夸大其词之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更明确地使用了“世界文学”的说法。只是，无论是在访问还是在著作中，顾彬几乎未曾给予“世界文学”严密定义。有意无意间，他举“世界文学”标准时用德国作家和德国文学做参照，在顾的语境里，似乎这具有不言自明的意思。 在顾彬那里，某种程度上，他把个人的审美趣味等同于“世界文学”标准，并将其视作一个固定的毋庸置疑的意义所在，他将“世界文学”当作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中国文学是否先进的唯一根据，而不是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可以产生它自身意义及价值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和讨论。这值得讨论。 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世界文学标准”，不在于顾彬对其个人的“世界文学”说法的熟练使用，不在于他以德国读者的眼光批评中国作家作品，更重要和更隐蔽的问题在于顾讨论“世界文学”标准时“无意间”与“德国文学”的混用，这是对“世界文学标准”的潜在改写，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德国中心主义在作祟。诸多中国学者或作家都敏感地意识到了顾的“混用”，但在中国媒体和公众那里却未曾遭遇抵抗――后者的“束手就范”，正显现了顾彬德国/世界身份的强大和“不容质疑”：在中国公众和媒体眼中，来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可能就意味着“世界”。 歌德说，“如果我们德国人不把眼光转出环视我们的狭小圈子之外，我们就太容易沦为冒充博学而又自高自大的人了……”[xiii]“这段话如果当场念给顾彬先生听一听，不知他该会作何感想。反过来，如果歌德地下有知，听到顾彬的这番高论还不气得吐血。”[xiv]在听完顾彬在2007年汉学大会上的演讲后，张清华写下了这样的看法，这恐怕也代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内心感慨。顾彬之于中国期刊上的诸多言论，令人无法不深刻想到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讨论全球化语境里的文化与认同时所说的，“更充满同情、更具体、更相对地考虑他人，要比考虑自己更有益，更困难。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不去企图统治他人，不去把别人分类，分高下，特别是，不去不停地强调‘我们’的文化和国家是天下第一（或者在这一方面，不是天下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放弃了这点，还是有极具价值的工作可做的。”[xv] 尽管世界上有更多优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但要求顾彬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并不现实。作为个人，顾彬有发表“偏见”的权利，但中国媒体传达其看法时应该有辨析。 可是，在许多媒体那里，顾彬的言论没有被辨别。尽管他的言谈常常有可讨论和反驳的地方：当顾彬说“中国作家是骗子”[xvi]时，记者并没有追问他与多少个中国当代作家交往，得出如此结论？顾彬说，如果有中国朋友告诉顾彬哪部小说不好看他就不看[xvii]，记者也未曾追问顾彬作为研究者的独立判断品质在哪里？顾彬说“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xviii]时，记者也未曾问如此精确的数字从何而来，他是否做过问卷调查……尤其是，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苏童小说的评价和看法：“苏童的主人公们是作为已定型了的人物上上下下。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他们，以致情节进程带有一种必然性，第一事件都是可以预料的。无论男女，生活仅仅演出于厕所和床铺之间。苏童追随着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潮流。在此以外，则又悄悄地潜入了程式化的东西如：乡村是好的；女人是坏的而且是一切堕落的原因；邪恶以帮会黑手党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多余的‘闹鬼’故事和一个乏味的寻宝过程最终圆满地达成了这个印象：这里其实是为一部卖座影片编制电影脚本。”[xix]对苏童小说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这样的评价持保留态度。顾彬所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与苏童小说有着不小的距离，这样笼统而印象式的解读出现在文学史中，令人生疑。但是，与之对话的媒体对此并没有讨论也没有疑问，反而热衷于以各种方式邀请顾彬给中国作家排座次，比如迟子建与萧红谁写得好。这也潜在地表明媒体对顾彬权威身份的无限认同和判断标准的确信。 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 “以他者作为理解自我的工具，作为建构自身的方式，是任何主体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过程。”[xx]当汉学家顾彬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严厉批评、并使用“先进”和“落后”的判断字眼时，他是借“中国”这个“落后”的“他者”确立/确认一个与“世界权威”有关的站在“先进”阵营里的“自我”。正如顾彬从中国这个他者中获得“自我”确认，中国学者和作家从顾彬那里，也必然会反观“自我”。 中国学者的反应几乎都聚集于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和顾彬劝说中国作家要学好外语这一问题上――语言问题，其实不只是关乎文学场域，它牵涉的是民族身份的认同，隐含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于“世界文学”的想象与建构。这是“顾彬现象”最为核心的冲突。 顾彬强调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以西欧文学为正宗的世界文学标准，中国学者和批评家则谋求的是多样性标准。李大卫认为顾彬强调“世界文学”，其背后隐藏着“势利眼”：“今天中国作家的确应该向鲁迅学习，因为他明白，在最终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一切国家及其文化也是平等的。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老是那么势利眼。”[xxi]洪治纲在《傲慢、奴性及其他》[xxii]中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傲慢和中国媒体、公众中弥漫的“奴性”表示了愤怒，他认为顾彬的声音被放大，与“全球化”语境下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的体现。“因为只有从差异的统一性原则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走向文化对话的目的，才能持久维系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才能在全球文化多元竞争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元。” 郜元宝在《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语”》[xxiii]中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他引用了别林斯基的话：“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与衣饰、习俗等好比各民族的脸，各民族的文学更是如此。”在他看来，“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无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都是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之脸。这张脸也许真的已经和垃圾差不多了，但它仍然是一张脸，仍然最自然地流露着我们中国人的各种灵魂的表情，若要它一夜之间妖娆动人，成为某种理想的‘世界文学’标准件（比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每回必提的人类共同的理想主义），除非上帝亲自插手，否则谁也办不到。如果真有‘世界文学’这回事，那也应该是各民族众多不同的精神之脸并存与共在，而不应该是用某一张脸或某几张脸去代替去覆盖其他众多的脸。” 蔡翔对顾彬提出的“外语”的具体所指和“世界文学”的确切含义给予质疑：“首先我没弄懂他的‘外语’究竟指的是哪一种语言，揣测了半天，觉得顾彬先生不像是在要求中国作家努力去学习伊拉克语或者阿富汗语，很可能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指的就是欧美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当然还有德语，也就是‘西方语言’。另外，顾彬先生的‘世界’或‘世界文学’也不好懂，这个‘世界’或‘世界文学’到底意指何在，包括‘第三世界’或‘第三世界文学’吗？看了半天，没有读出‘全世界’的意思，倒更像是指的‘西方’或‘西方文学’。所以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世界（文学）’的真正表述也许应该是‘西方语言/西方文学’。因此，顾彬先生的‘世界文学’更像是他的自我表述，似乎和歌德的‘世界文学’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xxiv] 张清华在《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xxv]对顾彬的标准和推理依据进行了归纳：“首先，西方的文学是‘好的文学’，这是前置的结论；为什么它是好的文学呢？因为他们的作家懂得外语；为什么懂外语就能写出好作品呢？因为会对语言和文化更敏感，对写作的体验更深……”张的问题是，“第一，在现今世界，是国际化的文学才更具有价值吗？第二，什么样的文学才符合国际化的标准？第三，靠什么建立其国际性价值？第四，中国当代文学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张清华的文章在讨论中国与“世界文学”时显示了某种潜藏的矛盾与复杂：他一方面质疑西方中心主义，另方面也强调“中国经验”及其国际价值，前者是敏锐地企图消解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阴影，后者又显示了中国学者既不想认同西方的标准，但又不得不在这样的标准面前思索中国文学发展的无奈。与其说这是文字本身的矛盾，不如说这是中国学者面对“世界文学”时无法逃离的处境使然。这是由民族国家身份带来的无法摆脱的内在焦虑。 矛盾而复杂的处境和态度也出现在2008年6月召开的“华语文学与世界文学：2008渤海大学文学高峰论坛”[xxvi]中。论坛并不以顾彬的言论为目标，也不牵涉到对其著作的讨论，但是，2006年底以来持续的“顾彬现象”不可避免地成为论坛讨论的隐形背景。“东方想象”被以具体经验的方式讨论。李洱提到了西方读者的“中国想象”。在他看来，真正反映我们喜怒哀乐的小说，反倒很难被西方的市场接纳。阿来则以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为例。他觉得在中外文学交流当中是不完全对等关系。国外中国文学读者和出版商，有其“独特”的阅读趣味和倾向，“一个是有偏见，包括东方想象，西藏想象，那么他们预先有一个筛选，他们在看的时候也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其二，“西方的人偶尔在《华盛顿邮报》讨论，但大部分时间还不是把它当作文学来讨论，不是把它跟辛格放在一起，跟索尔·贝娄放在一起，或者说用讨论他们的方式来讨论，而是把它看成揣测中国的方法，他们在小说中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带有一些意识形态，而且非常强烈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世界文学”？作家尤凤伟说，“世界上任何文字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翻译出去，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如同任何国家的河流、山脉的‘籍贯’都同属地球的道理一样。”作家王小妮说，“ 从来没有‘世界文学’这样一个界定。它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在她看来，“以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不能因为被自己民族以外的人的确认、了解，或者被翻译而迷惑，真的误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比原来伟大得多的、覆盖面更广阔的荣耀的群体，那个所谓的群体根本不存在。一个只有1 000人所掌握的小语种的写作者，并不比1亿人中的写作者卑微渺小，被众多的人知晓常常不是什么好事，衡量一个语言的伟大和掌握这种语言的人群总数之间肯定没有关系。所以，在文学的角度上，永远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崛起’。”王小妮和尤凤伟的看法有力地消解了“世界文学”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戳穿了“世界想象”的幻觉。但是，这样的“戳穿”虽然美好，却也并不能改变中国当代社会固有的世界想象。这是无奈的事实。 即使对“世界文学”固定而不言自明的含义表示质疑，但它潜在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在此基础上，徐敬亚和施战军对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分析是确切的。徐敬亚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文学’并不是指亚非拉，也不是说寒冷的南极。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几个会说我在非洲有广大读者，非洲给我什么奖了。我们心中暗指的，盯得更多的是西方主流的地盘，欧洲、北美西方发达国家的读者、批评界和汉学界。”人们如此在乎某一位汉学家的批评或表扬，分明是深刻的内在心理动因使然。施战军认为，这种心理动因，“就是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份额的焦虑。……中国作家普遍上是愿意以有更多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为荣的，现在翻开很多作家的简历就会看到有这种以荣耀为表征的焦虑在。” 学者和作家们都深刻认识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标准的强大阴影，他们对此表示质疑和抵抗；但讨论问题时又不得不以他们的标准为参照。既想逃避东方主义，又不得不在全球化中考虑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特”。既然，满足西方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使然，那么，试图强调自我经验是不是潜在迎合西方世界的东方想象？这是两难的处境，这种面对西方话语时既尽力排斥又不自主地被吸纳的处境，是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处境，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整个中国社会的处境，恐怕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共有的宿命。 应该认识到，在以顾彬现象为背景的思索中，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不如人意，不能构成媒体、公众和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粗暴判断的合理理由。不能由于自己的眼光和标准对当代文学创作现状不满意，就用全称判断的方式尽情发泄，这既不是对待文学和创作应该有的理性表达方式，也并没有给予研究对象和批评对象以尊重。事实是，即使是与顾彬进行讨论的中国学者那里，他们也对当代文学的现状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意。但对顾彬的标准和语言方式的质疑依然是必须的――“只有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样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发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xxvii] 我以为，诸多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世界文学”标准的质疑，是对其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粗糙判断的对抗，这不应该仅仅视作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而应被视作对视西方价值判断为唯一标准的话语霸权的质疑，是对媒体中弥漫的“娱乐化”的批评方式的不满，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身份的确认，这恐怕是这位汉学家在中国学术界遇到抵抗最根本的原因。只是，颇为吊诡的是，顾彬在中国作家和学者面前遇到的抵抗，在媒体空间里完全被忽略了。媒体使其言论畅通无阻，不仅进行了扩大化，并且还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情绪进行了渲染，从而在两年的时间使顾彬构成了“现象”。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是，使媒体之所以渲染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媒体希望制造话题、吸引公众眼球吗？如果不是，是什么使各地的文化媒体都如此不约而同？ 被建构的文学趣味与媒体背后的话语权力 “文学是千变万化的。它们与环境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联系在一起，……阅读和写作文字从来不是中立的活动。不管一部作品只是如何具有美学价值，使人赏心悦目，它总是带出利益、权力、激情与欢愉的成分。媒体、政治经济和大众机构――总而言之，世俗的力量和国家的影响――都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的一部分。”[xxviii]因而，分析是什么造成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极端情绪、是什么构成了媒体不满情绪的潜在动因时，也将牵涉到与文学有关的“政治”：中国新一代文学读者阅读趣味的建构以及媒体自身所处的舆论环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遭遇世界”和“遭遇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中国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由此建构而来。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时说，“中国”与“世界”的再度会际与遭遇，构成了某种深刻的震惊与创伤体验。80年代的主流话语重构，是参照西方中心重构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边缘位置，并有力呼唤着一场朝向中心的伟大进军。这幅新的世界想象的图景，勾勒出美妙的黄金彼岸的同时，也构造了中国人的“西方”饥渴。[xxix] 就文学角度而言，80年代后，中国先锋派作家对西方化写作手法的模仿和追求改变了新一代读者阅读趣味――来自中文系或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青年都经历了西方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启蒙”。正是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学开始了它重写现代文学史的工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流传到内地，产生深远影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文学贡献被重新理解和书写――以西方文学标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做出的评判受到重视，也成为中国读者阅读中国作品时的重要参照体系。这一事实为汉学家声音受到热情欢迎提供了历史背景。马悦然是在顾彬之前颇受媒体欢迎的另一位汉学家。他“钦点”某位作家进而使其为中国公众所识的方式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界以汉学家判断为重的风尚。德国之声中文网的记者讨论顾彬事件“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辱华事件’”时认为，顾彬的汉学家身份很重要：“顾彬之流是对中国有大贡献的人。是他们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中国文学要靠他们走向世界。”第二个原因是“作家们自然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他们。”[xxx]――从夏志清、马悦然到顾彬，30年来，中国文学界及读者以“汉学家”标准为然的心态一直存在，这几乎成为文学界的“下意识”。 如果不把媒体看作是冷冰冰的机器，而将它视为由不同媒体人组成的群落，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进入主流文化媒体的工作人员恐怕都是60年代后、70年代后乃至80后出生的人。若是对这些编辑记者的个人成长史与阅读经验进行推想，他们的文学阅读品味无疑是198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进入文化媒体的从业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自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而来的读者群，他们对当代文学抱有过热情和期待，渴望“追赶世界”，以西方文学标准为标准、尊崇汉学家的看法几乎成为这些人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习焉不察的文学习惯。这些文学习惯变成了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的血液，成为了我们阅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回顾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时，或许我们应该重视这一时期文学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和读者群潜在趣味的变迁。三十年来，中国文学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培养了一群西方文学的狂热爱好者群体，它建构并强化了中国读者头脑中的“世界文学”想象；它以西方文学判断标准重新改写并普及了许多文学青年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换言之，这些操纵主导着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向的媒体人，多半是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三十年培养起来的文学读者们。 这也是顾彬现象出台的必然原因。问题不在于顾彬说的是否有常识逻辑，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量到底是多少，而在于他对世界文学标准、对现代文学的态度与媒体人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找到了“契合点”――对顾彬的认同是媒体长久以来被建构的文学阅读趣味使然。顾彬的看法很多时候是随性的、不具系统分析，甚至也只是私下看法，但媒体利用自身长于煽情和鼓动的优势，使之成为了权威的公众话语，以此表达对中国当代文学“追赶世界”步伐缓慢的既怨又怒的心理。顾彬现象中，如果说顾彬是站在“前方”的主人公，那么媒体则是幕后的隐形发言人。尽管顾彬是一个人在媒体间发声，但他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看法。顾彬现象深刻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间当代文学/文化是如何培养了中国当代读者头脑中的“世界文学秩序”的；显示了被建构和熏陶的文学阅读趣味又是如何强大而潜在地影响着当下的文化媒体“集体无意识”地使用其话语权力；显示了世界文学秩序/世界文化格局如何深刻进入了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这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界和文化界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时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关于讨论到顾彬事件“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辱华事件’”时，《试探顾彬事件的几个“看点”》中分析了第三个原因，评论者认为是最主要的：“民心来得如此快如此汹涌。还没等专家们作家们作出反应，网上已经是一片拥护之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查了一下百度，发现相关链接达到了21万个，这个反响是太大了。”[xxxi]“民心汹涌”的形容可能并不夸张，但“民心”二字如何理解恐怕需要辨析。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除了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已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坚固的阅读趣味之外，中国人内在的“厚古薄今”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理似乎评论者并未注意到，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的心理把很多人引向对顾彬事件的盲目追随。在笔者看来，顾彬事件在网上的传播速度如此迅猛的“民心”基础迎合了中国公众的“世界文学想象”，也依然是“顾彬”的身份在起作用。 当然，这也是时代语境使然。这是一个众声喧哗，崇尚“大声”的时代。在当下的媒体空间里，发表偏执的惊世之语远胜过中正平和的讨论。网络媒体的发展更催化了这一时代特点――“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因为它使象征形式能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xxxii]一个例子是，在对顾彬言论追捧的群落里，有很多人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他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读当代作品，但另方面凭借内心中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去理直气壮地对某位小说家发出强烈的批评之声。当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出台后，网络媒体中关于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的讨论便会持续不断，而当中国作家对获奖者的小说表示不认可时，马上就有读者/网友批评说中国作家没有资格批评――当读者擅自剥夺中国作家作为读者的资格并在网络上获得叫好时，它显现了一切以“西方”为是的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的根深蒂固，和民众对自我文化深刻的“不自信”与/“自卑”。在顾彬现象中，需要检讨的还应该包括越来越喜欢简单直接的判断、喜欢跟风起哄的公众以及这个喜欢把一切“娱乐化”的时代。 对中国当代文学不满情绪的集中发泄是无奈中的必然选择――在虚弱的没有任何“资本”依靠的中国文学面前，媒体可以寻找到“正义”、“良知”和“善良”的立场，可以表达他们随意要表达的而不必顾忌。因而，采访顾彬的文章中会有那么多的标题离“公正”和“客观”甚远，尤其是到了网络上，更是断章取义和煽风点火：这让人吃惊地看到媒体如何片面、狭隘地去“处理”与顾彬有关的选题（而这样的“处理”并不影响此类文章顺利出台与发行，也不会收到读者的不满和反对）。“挟顾彬以令中国当代文坛”的说法可能是偏激的，但是，在某个层面上未尝不能成立。顾彬现象显现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刻薄心态，这种心态最终体现在对顾彬拯救者形象的过度阐释与对中国当代作家群体的“情绪化”批评。在有隐含立场的媒体空间里，无论是被阐释者还是被批评者，其实都潜在地被书写者和编辑者建构[xxxiii]――某种程度上，顾彬现象是媒体通过倚重顾彬西方/国外汉学家身份尽情表达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体制不满的案例。 诚如戴锦华在分析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民族表象时所指出的，从近代到今天的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表述中，世界主义的胸怀、西方中心主义（或曰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与本土文化身份的指认、自觉的民族反抗及不无病态的民族主义狂热始终复杂纠缠在一起。[xxxiv]2006年底至今，媒体对顾彬的推崇掺杂着文化媒体与读者对文学体制及当下文学的厌憎、对当下文学体制的不满以及渴望自我文化被“世界”认知的焦灼心态，它跟崇洋心理和国人渴望与“世界”接轨有极大关系。这最终体现在当代文化媒体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现状时不能心平气和。因而，顾彬言论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当下“文学场”/“文化场”复杂作用的结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与本土文化身份的指认复杂纠缠在一起；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经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读者内心潜在的对中国文学的期许：既渴望受到“世界”嘉许、与“世界”接轨，又渴望拥有“中国精神”和“主体性”。 [i]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页。 [ii] 王家新：《顾彬的批评对中国文学有益———也谈顾彬的批评及反批评》，王家新认为语言问题包括外语问题当然不是惟一的问题，但这却是切入文学问题的一个角度。 [iii] 《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14日。 [iv]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2月21日。 [v] 《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5日。 [vi] 《长江商报》，2008年11月17日。 [vii]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1期。 [viii]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2月21日。 [ix] 《顾彬：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1期。 [x] 《南都周刊》，2008年11月28日。 [xi] 《顾彬：余华、莫言语言能力不够》，《长江商报》，2008年11月17日。 [xii] 《顾彬只是中国文学旅游者》，《新京报》 2007年3月30日。 [xiii] 《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469页。 [xiv] 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讲话说开去》，《文艺争鸣》，2007年10期。 [xv]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478页。 [xvi] 《顾彬：我希望我是错的》，《南风窗》，2007年第8期。 [xvii] 《南都周刊》，2008年11月28日。 [xviii] 《长江商报》，2008年11月17日。 [xix]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56页。 [xx] 于治中：《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读书》，2007年3期，3页。 [xxi] 李大卫：《顾彬、鲁迅和我们的世界文学想象》，《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3期。 [xxii] 洪治纲：《傲慢、奴性及其他》，《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3期。 [xxiii] 郜元宝在《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语”》，《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3期。 [xxiv] 《文汇报》，2007年4月22日。 [xxv] 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讲话说开去》，《文艺争鸣》，2007年10期。 [xxvi] 此次论坛的谈话见当代中国文学网www.ddwenxue.com。李洱、阿来、尤凤伟、王小妮、徐敬亚、施战军等人的发言均出于此，不另注。 [xxvii]于治中：《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读书》，2007年3期，8页。 [xxviii]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452页。 [xxix]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68页。 [xxx] 平心：《试探顾彬事件的几个“看点”》，德国之声中文网站，2006年12月24日。 [xxxi] 平心：《试探顾彬事件的几个“看点”》，德国之声中文网站，2006年12月24日。 [xxxii] （英国）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287页。 [xxxiii]在关于中国学者就此事件的反映中，媒体处理也是微妙的。比如在采访完陈平原之后强调他的话：“你哗众取宠，让我不太高兴”，这种强调其实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变成了娱乐化和粗俗化，事实上，在这个访问中，陈平原主要谈的是顾彬应该有严肃的证据来证明其结论，而不应该如此大而化之地发言。对个人生活语言的强调出自记者希望吸引读者注意，但另一方面却建构了中国学者不谦虚的形象。在传媒或网络中常可看到借顾彬现象的“借题发挥”：《作家们，请别把顾彬的批评当笑柄》，《中国作家为何不谦虚？》等等。这与媒体中出现的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形象有一定关系――媒体把双方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简单的批评与反批评，潜在突显出了批评者的勇敢。 [xxxiv]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