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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叙事”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极端化体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底层叙事”，“底层叙事”它的伸张度就非常有限。也正因为比较极端，它可能直接地面对了并且只书写了还在为吃饱肚子奔忙的人群。于是，“底层叙事”总给人的印象是太政治化，或者像有人说的是“新左翼文学”。大白话解释这个看起来颇费脑子的名词，核心意思还是过去“左翼文学”的基本东西，只不过在前面加个“新”字，感觉上就时代化了。像“新世纪文学”的“新”一样，玩的是感官游戏。仿佛蓄意恶搞者给阿Q配上一套时髦的行头，让老光棍阿Q同志沿街走一圈，说不好的确招来都市俊男靓女好奇的眼神，认为曾经只能在梦幻中才敢大胆地挑逗女人的阿Q，这回终于真的“阔”起来了，也许还敢真的姓一回赵了。对于追新逐异、时尚至上的脑袋，相信有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他们的虚伪，而是一种基本认识。至于城市里吃肯德基、用动漫浸泡着的一代，比如被称之为“尿不湿”的“80后”、“90后”，看到改头换面后的老Q，他们非但不理解这位老流浪汉曾经住过的土谷祠，并且经常吃赵太爷家丁棍子的经历他们也简直无法想象。 鉴于如此的语境，觉得“底层叙事”反映了时代尖锐的问题，进而担心这类文学因具体的“政治性”会走得太远。这种认知即便不是过虑，也差不多是对“底层”与“底层叙事”应有内涵的狭隘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对“底层叙事”的狭隘理解，说到底就是对底层的一种偏见，具体说是对底层者，那种在一般人的眼里总是先要吃饱肚皮，再要尊严的广大群体的误解，认为不就是吃饭的问题吗？至多也不过是外加一点尊严和理解吗？适当的抚慰一下，感情上表示一下不就行了吗？之所以有轻巧的认知，是因为人们压根儿没有把这群人及其处境当作一个时代的大事来看待，文学对这群人的关注，也就不可能被视为精神回暖、价值重建，特别是个体人格独立的有效介入。其实，这个群体可能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是一不小心失业者、失去了土地死乞白赖投靠城市者、好不容易再就业了内心却总有别的想法的人。倘若模仿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分类，给这些人拉一挂名单，其实这群人并不是一类人，他们本来就是中档次还不到的工人、学生、民工、知识分子、个体户，而且还可能在量上占据着重要的比例，这种颜色的人几乎随处可见。所以，只能说它是一个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它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里，可以说有多少个阶层就有多少种这样的底层者。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底层者，这是我们最常听的一种解释。那么，文学在一个适宜的氛围、恰当的时间和一种正义感的推动下，表现了他们，并且使本来陌生特别是那些正在或准备“娱乐至死”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说好听点，这类文学如果表现的诚意上没有太大的水分，也无论是哪种“现实”，只要“真实”还能算现实主义的一个坚定的衡量标准，“底层叙事”就不可能对衡估一个社会整体的人文指数毫无价值。即使在消费主义至上、相对主义成为主导的多元化时代，“底层叙事”中顽强地透露出来的哪怕必然要遭人非难和蔑视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也仍然不能算作社会的坏事。可是，有人偏偏就肯在这个被称之为“纯文学”转化的节骨眼上下功夫，认为如此的文学似乎先是把文学的功利性，即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摆到了时代的前台。直接说，“问题”把现实主义“窄化”了。理由是文学的“就事论事”或把丰富的现实“问题化”，虽则尖锐，毕竟很难读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人性”。甚至有人说，这类文学的局限就在于，问题解决了，文学也就跟着终结了。 岂不知，这是个相当管用的提醒。许多“底层叙事”作者正是敏感地领悟到了这个提示的所指，迅速快捷地把本来就有点出卖“苦难美学”的“底层叙事”，相当聪明地转向了“甜美美学”、“和谐美学”以及“幸福美学”。 虽则极端，但“底层叙事”总还是缘现实的问题而发的，我也不揣冒昧提个现实的问题，什么问题能够马上解决？什么问题还将永远成为问题？打工妹好不容易盘上一个小店铺变成发廊女，看来的确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农民进城脚跟站稳了一个泥乎乎的工地变成了“务工者”，暂时有饭吃了，也绝对算解了燃眉之急。可是，这个发廊女还有她的生物链：结婚、生子。孩子上学、生病就医、住房等等。农民工也还继续有他的后续问题：在农村的父母妻儿究竟怎么办？就是务工者本人，即便能够拿到工钱，总不能把颠来颠去、有家回不了的日子看成是“问题”的解决吧？ 迄今为止，所有的“底层叙事”其触角其实伸得没有那么远。看起来写的是一个底层者的一生，实际上有意放大的大致是某个方便突出“问题”的点。正是这个很有政治针对性的“断面”，暴露了一大批底层文学作者急功近利的写作趋向，也使得这一写作潮流过早地蒙上了“早夭”的生命迹象。可以就近取一个热点时事事件来说明。“5.12汶川地震”凝聚了人心，某些时刻甚至表现出了爱的极致；北京奥运恢弘的开幕式、神话象征般的闭幕式，不消说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崛起”的政治意义。经济上的高消费性，被凸显的东方民族文化性，科技上的高技术含量以及人文精神的强力渗透，都以后来举办国难以超越的实力表达了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也使中国的强大有效地凝固成一个眼见的客体矗立在北京。 然而，就我眼见的文学，尤以这两次特大事件以后为界，特别是小说、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极其迷茫，但又着实是发自心底的颂歌、浪漫的景象。就算是一直固执的底层叙事者，也格外表现出那种堪称明朗的积极的肯定的叙事格调。强烈地表明，长期以来积压在胸的“底层”情结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答案，大有对自己亲手经营的“底层叙事”推倒重来的“否弃”感、自责感。说得夸张一些，几乎到了满篇祝福、满纸吉祥、字字幸福、句句抒情的荒唐地步。笔底下那些号呼者、不得圆满者、猪狗一样的苟活者顿时沉浸在了民俗的自得其乐中，似乎再也不需要出门打工了，也似乎再也无需领受老板僵硬的表情了。也或者酒桌上某次很不体面的调戏本身就是个误会，工地上风餐露宿的日子说不定还是一种别有情趣的生活体验，如此等等。都显而易见地证明，“底层叙事”在肇始之初打开的文学表达空间就不怎么有容量，换言之，当底层文学创作者“就事论事”的期望值本来就停留在物质保障的最低线上时，名义上的“尊严”、“自由”、“人格”等提法也许就一直不在文学真正的审视范围。 当表层的期许得到了“政治”的许诺，准确地说，得到了被批判者出自意识形态幻觉的神话般轰炸，底层文学者便在温馨怡人的氛围中只能缴械投降了。究其原委，一方面，固然说明“底层叙事”通过“问题”最终要彰显的诗意、温情、幸福根植得不够深。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创作者并不是以人类的、人性的、个体人格的意识来看待这些一不小心就会处理成类别的“多余人”、“零余者”、“弱势者”，——匮乏者向盈余者，劣势阶层向优势阶层乞求。仅限于物质层面的“一小撮人”与“另一小撮人”之间看起来辐射面推开来了，实际上聚焦点基本上围绕一己利益的“打架”，非但无法伸展更深的精神诉求，反而会使精神批判变得越来越浅化。也就是在这种类型化非常明显的文学叙事中，人们不能从被支持者的一方看到超越这一方身份的远景诉求，也无法从该批判的一方读出培植他们的庞大根系。思想眼光的局限和悲悯情怀的利益化姿态，当原来提出的问题慢慢地被“政治”超级大音化解、稀释之后，附丽于这个群体身上的道德义愤、情感倾诉仿佛一下子冰释了，甚至被更高的观照照亮了。那么，所谓底层文学中的底层者就只剩下了明确的经济身份。这又一转化至关重要，也非常厉害。因为它既是底层者之所以为底层的社会学意义，同时它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即便还是批判性的，那也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拥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这个时候，这一类人（底层者）无疑属于一个在大时代面前掉队的小丑。面对“崛起”的大国，他们是拖后腿者、捣乱者和需要改造者。理所当然，作为阿Q的后裔、陈奂生的下一代，他们身上的文化元素、灵魂上的民族劣根性遗传，是早已被论证好了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他们不配放到现代主义文学的长河里浓墨重彩。要使这个群体依然构成文学表达的一个小角色，当务之急就是给他们配备合适的语境，比如一个自洽的民间节日仪式，一段不辩邪念歪气的民情，或者一副藏污纳垢的民俗画面。一句话，在这些传统文化场合，管你是什么货色，反正创作者不会因为人物没有现代人格而负莫须有的责任。也许，这就是“底层叙事”转向浪漫主义的最根本原因。一种并不诗意的诗意，一种并不浪漫的浪漫。总而言之，就是把眼睛蒙上，不谈现实问题，只谈“传统文化”；不谈残缺和破碎，只谈诗意和完整；不谈压抑着的痛苦和无奈，只谈勉强表现出来的欢声和笑语。 要说为了如此的伪浪漫而缺失人物的主体意识，还算文学风格之一种，的确还在创作自由的范畴内。那么，把这种伪浪漫主义定位成是找到了底层者在这个喧哗世界的正面肯定性价值，我实在弄不明白这种荒谬的判断依据究竟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实验人人都可以一试，那就是你可以把那种沉浸在某种封闭的氛围中的人物拉出来，让他脱离那种好心情的节日仪式、离开那种甜蜜的风俗演绎、告别那种令人陶醉的民情，走进尔虞我诈的名利场、走进高消费的人群，甚至走进房子、车子、孩子就学、亲人生病等等一系列更为迫切的竞争现实。安详的诗意还会有吗？平静的心情还能维持多久？和谐的心态还有生命力吗？这不是要求文学必须书写眼前的那点现实，也不是要求文学必须咬牙切齿、横眉冷对。而只是说，文学既然来自于经过双方努力可能达成共识的不同心灵，面对人们差不多都熟悉的现实共同体、人物共同体，应该达到不撒谎、不骗人的起码标准。如果连这一标准都很可疑，不要说紧贴现实的“底层叙事”，一切题材的文学都将会只剩下一堆技术的碎片。我还可以举出我知道的小城周边的一个实例，知情者告诉我，某新区搞新农村建设，村民为响应组织号召变卖了田地和果园算是搬进了新楼房。可是上面的检查、视察一拨又一拨，为不给当地的领导丢面子，家里的设置必须统一并且要有一定档次。怎么办？政府只好先指定素质还算可以的几户人家，给他们订购了统一的真皮沙发，包括待客的起码饮具、瓜果之类，然后再在附近的沙滩上洒上星星点点的绿草屑。意思是“新农村”的最后结果就是从外到内、从内到外，从人到物、从物到人，都要绿茵茵一片。领导指着远远的绿地情不自禁地说，你们都把沙滩变绿洲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村民慨然作答，我们就住在这诗情画意的绿洲中。至于远在山区的“新农村”建设试验，那些寄托着村民乌托邦理想、经过严整规划的整齐房舍，漂亮的确是漂亮，可是村民们依然心有担忧的是，那些房舍的干净、整洁和设施的现代化，并没有把随他们一起生活的牲畜、家禽以及必要的“脏”设计进去，一生泥腿子可能还将继续泥腿子的农民，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生存的难题如何解决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土地的传统功能可以勉强转换，农耕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强行更改，学业未成的子女也可以劳务输出，生老病死的困苦亦可以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断跟进，哪怕是高额的代价。但一个不得不依赖土地刨食吃的农民，要说让他一进门就打开电视，一张报纸、一杯茶水，在张口闭口股市、吵来吵去韩剧的氛围中了此余生，不是白日梦，也是天方夜谭。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对底层者尤其农民的政策回应。对于如此之复杂之难以预料的农村社会，天南海北、南腔北调、郊区山区、平原大山，偏僻的、便利的，富庶的、赤贫的，发达的、落后的，不管是不同的民情不同对待，还是不管不同的民情都采取整齐划一、一刀切的办法，肯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众口难调，难免有顾此失彼的漏洞存在。然而作为文学者，尤其作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发现不了问题，是能力问题，明知道问题的所在，还要不由自主地甚至发自内心地进行拙劣图解，不能不说是主体性的最大悲哀。不料，引发底层文学写作者思维发生关键性转变的也就在这里。“绿茵茵”特别是平时不可能长出绿草的沙滩的确是诗意的，绿洲上有炊烟升起、鸡犬相闻的确也是无比浪漫的。这个角度，底层文学作者也许并没有撒谎，只不过，这一类的“课题”似乎也没必要一定要所谓作家来做，相信任何一个三流记者、新闻工作者、宣传干事就可以摆平，那还要文学、作家干什么呢？ 话说到这里，似乎就要走到死胡同了。相关作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你以上举的事例即使属实，那也是腐败问题、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问题。我们是弄文学的，而且是“纯文学”。“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永恒“人性”。那种“就事论事”式的问题文学，既然所论之事在现实中无法兑现，文学又因本事而简化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都已经高度注意到了“底层叙事”最终意欲实现的和谐、富强、幸福、美满，即“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力求解决，我们何不直接通过挖掘民俗知识来正面歌颂它、表扬它？这种看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未曾调查，还不好妄自小看作家们。但从我个人的阅读直觉来判断，至少现如今（尤其在一些特大事件以后）的“底层叙事”已经暴露出了作家们的如此浅见，大量民俗小说的涌现就是明证。个别通过传统节日喜庆氛围表达底层者非但不底层，反而充满甜蜜自洽、诗意温情人生始末的作品，你甚至能感觉得出，作家对现实、对时代、对他本来熟悉的那个底层世界，不知隔膜到了什么程度。话说得难听点，心灵已经被一些强劲的“喜庆”风、“和谐”风吹得早已找不到北了。沉浸在如此“良好”环境，满脑子的感激都写不完呢，还哪顾得上审视那些攒动着的人头心底里到底是什么感受？艰深的理论，面对如此之现象，一会儿命名，一会儿发现大众的最新趣味，一会儿又窥斧运斤说是体现了什么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但依我浅薄的智商和残缺的记忆，民间老百姓对这类事从来有个准确的说法，那就是“和稀泥”。与文学沾边的事，把作家说成是“和稀泥”也许不雅，但也实在没办法，老百姓的智商没有那么缠绕，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有意撒谎骗人、搅屎盆子，话再说得好听，名头再大，叫法再动听，本质上它也还是“和事佬”，而且是令人作呕的“和事佬”。 把屎壳郎说得再天花乱坠，屎壳郎的成分毕竟是屎；给落霜的驴粪蛋再怎么赋予审美的形式，驴粪蛋始终是驴粪蛋。通常见到的批评文字，总乐意用“投合消费主义”、“迎合大众口味”、“娱乐化”等等自认为尖锐的武器指责这一类文学的写手，还十足地觉得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实际上，底层文学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思想、价值、良知之类的批评，差不多早已是对牛弹琴。因为人家的目标或者用意，就是建造一个个围绕“和谐”、“幸福”、“盛世”的传统文化。准确地说，他们只在乎昔日哭鼻子抹眼泪的人在文化中如何被改变，变得如何安详、快乐、诗意的事，而不是建造的文化氛围如何遮蔽、歪曲哭鼻子抹眼泪的人的事。别尔嘉耶夫对奴役人的“个体人格”的诸多因素有过精辟的见解，其中在谈到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时，他写到，宗教的唯美主义全副身心地关注宗教仪式，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由此进入麻醉状态；道德的唯美主义以人的美和美感代替人的具体生存和人的个体人格；哲学的唯美主义，则放弃追求真理，仅朝向审美者，仅注重人的某种激情状态，仅关心和谐与不和谐的建构；而政治的唯美主义则摈弃正义、自由，跟哲学的唯美主义一样，仅仅钟爱某种激情状态。 以此观之，由当初的尖锐、勇毅转向到实际上的伪浪漫主义的“底层叙事”，表明它只是一个全然生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激情状态中的审美者，那么，这种仅关注“怎样”，而不关注“是什么”的被动主体，其灵魂结构体察过的事物，只能以对现实的回避为前提。他们不再找寻真理，当然也不会发现真理。就像别氏说过的，“找寻”是主动性，不是被动性。同样，“找寻”意味着奋斗和挣扎，而非顺从。 表面看，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思想的眼光不够深透所致。譬如颇有蜂拥之势的“底层叙事”，眼睛就盯着吃喝拉撒睡那么点事，等这点事过了，再往下走一步，涉及到同类长期以来被困顿的精神问题，没人愿意深究，基本上是集体性近视。骨子里，不能不说与近年来大力倡扬的某一路文学传统有关。这一路传统的彰显，表明了要“文学性”——实际上是要“本土性”人类化的人，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人类性，至少在审美的幌子下远离了探讨人类性的重要话题。 汪曾祺的确开启了当代不谈政治、少谈政治的文学先河，沈从文的启示似乎也在任时局怎样变动文学总要在“人性美”（多数模仿沈从文的创作者并不愿深究“美”的背面还隐藏着什么）上有所建树，张爱玲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热”，反复的阐释中人们已经没有太大的热情审视张爱玲的“悲凉”了，张爱玲留给当下文学创作者的遗产恐怕只有不辨、少辨善恶是非，只有“好玩”的“世俗之心”了。在如此普遍而异口同声的文学气流中，我敢说，文学只能出产大同小异的“文化价值”、似是而非的时代信息和十分过气的诗意浪漫。不可能诞生高屋建瓴的大悲悯、顶天立地的“个体人格”和透彻人心的真抒情。本来很有前途的“底层叙事”突然收敛起犀利的批判锋芒，进而不明真相地醉倒在浪漫主义怀抱，意欲何为？也许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