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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描述并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状况，是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和评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相对于一些论者的喜忧参半乃至忧心忡忡，我的感受里似乎更多了一些欣慰与乐观。而这种欣慰与乐观的产生，并非因为我信奉“两种生产”的均衡论和一体论，从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学繁荣之间，简单地、机械地、也是想当然地划上了等号；事实上，它完全来自于我对文学自身的理解与省察。换句更为明了也更为妥切的话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宏观情景和整体态势，使我看到了足以欣慰和乐观的东西。譬如：文学从本质上不再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风向的附庸，而是毅然回到了艺术和审美自身，成为一种植根于生活的自由的生命创造和真诚的精神言说；文学作品冲破了种种题材的禁区与观念的禁锢，开始向社会和人性的纵深处掘进与探照，文学的“人学”特征和文化内涵被放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广大作家的写作不再仅仅满足于布道和启蒙，而是在守护其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自觉注重其应有的游戏元素和娱乐功能，文学的读者意识与市场属性得以彰显和强化；国际间的文学交流空前频繁和自由，世界性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全面的纵向观照和及时的横向引进，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资源日趋开阔与丰邃；文学创作繁复而火爆，不同的题材、体裁、风格、手法争妍斗艳，竞相展示，审美个性受到尊重，艺术探索获得鼓励，流派或群体意义上的文学现象不断呈现，若干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有的甚至具备了经典的品质和传世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实证着文学领域巨大的历史进步与沛然的艺术生机，进而提示人们：中国文学继五四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起点。 或有人问：你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那么，你又怎样看待这三十年里中国文学所出现的问题与弊病？如众所知，从某种意义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三十年。由于这种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在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已经生成了必须倚重商品、市场、资本、竞争、信息、媒体等等的规律、经验乃至惯性；也由于中国社会在封闭、禁锢和贫困、落后之中停滞的太长，耽误的太久，以致使国人的现代化诉求过于急切，过于功利，所以，它一旦实施于中国大地，一种由利益和欲望所驱动的，单向度的物质主义扩张和少节制的技术理性膨胀，就几乎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心灵之花的文学创作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扭曲和伤害，以致出现一些问题和病相也就势在必然。近些年来，我们常说的文学的边缘化、粗鄙化、快餐化、媚俗化等等，大抵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毫无疑问，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与病相，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理应在未来的创作实践中加以自觉有效的匡正与反拨，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与病相，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整体态势的肯定性评价，其理由至少有二：第一，从中外文学史所提供的经验来看，近年来中国文学所出现的问题与病相，大都具有社会变革和转型期每见的精神眩晕与心灵失衡的性质，是一种文学理想由解构到重建过程中很难避免的艺术“痉挛”与“阵痛”，因此，它既不能代表当下和未来文学的主体向度，更无法遮蔽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第二，在我们感受到并热议着的中国文学的问题和病相中，有不少原本是一种浑圆立体的存在。它们因为浓缩了多维多向、矛盾复杂的思想、社会和文学元素，所以常常是相反而又相成，对立而又统一，即：危机之中承载着生机，无理之内蕴含着合理，乍看回退的未必没有进步，貌似失望的反倒孕育希望。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和现象，单单做孤立的褒贬和封闭的轩轾是不行的——这样的褒贬和轩轾，很容易陷入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或以偏概全——相反，我们只有姑且跳出当下的语境，坚持从一定的时间和心理距离之外，从大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辩证和准确的判断，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而这样的判断一旦得出，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事业的估价，庶几会更趋欣慰与乐观，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原载：《海燕》2008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