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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陈宏生《文坛真的如此污糟？——与彭学明先生商榷》一文，觉得也有话说说。陈宏生文章“商榷”的是彭学明发表在今年2月19日《文学报》的文章《当今文坛病相报告》(《羊城晚报》又以《坐诊文坛文人五种病毒》为题在“花地·论坛”发表，陈宏生文章参照的是《羊城晚报》版)，虽然两处发表，题目也不同，但彭学明文章是同一篇文章，而且《文学报》发表的更为全面。 陈宏生文章使用了层层剥笋的方法对彭学明文章断章取义地进行了一一拆卸和组装，限于篇幅，我这里不再细析该文的具体行文脉络，只想重点指出陈宏生文章作为批评文章，其存在的若干常识性思维错误，或者常识性价值错误。 我本人对彭学明文章持赞同态度。其一，彭学明发表该文，有一个坚实的阅读基础，他在另文中曾特别强调过，文坛的五种病相是他近年来参与鲁奖、茅奖，还有其他文学大奖时阅读积累后的直感。作为直觉体验，彭学明文章捕捉到了宝贵的感性问题。其二，作为各大奖的评奖参与者，你可以说彭学明文章还没有做到指名道姓的批评，但他所拎的五种病相，一方面印证了近几年来有识之士一直批评的文坛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说明，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彭学明面对问题并不是选择背过脸去、或者闭嘴，而是以严肃的正视和犀利的言说，这样的直言者，在当下文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首先彭学明在文章里指出了文坛“以恶贬善的经典恶搞”，并在文中表露了对经典恶搞的深深担忧。陈宏生为此大为反感，称彭学明是“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感情’大爆发”。说实在的，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反感并不是始于陈先生。追根溯源，这种肇始于“后现代”的反文化、反价值、反中心、反普遍性人类情感的解构主义情绪，在中国文学、文艺、文化实践中已经弥漫有日了。而陈先生在此又搬运了一回，并且凑巧遇上了彭学明文章提到的潘冬子、包青天的形象。潘、包能否代表民族情感，是其次的问题，重要的是，陈宏生对民族情感一词有痛彻心底的厌恶感。我不妨斗胆提个问题，《红楼梦》、《登幽州台歌》是不是封建社会封建文人的塑造？别老把“进步论”吊到嘴上，也别一听到“正面肯定性价值”、“民族情感”就犯恶心，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很难正视现实问题的一种病态表征。 其次，彭学明在文章中指出了文坛“以色贩相的文字卖淫”、“以丑为美的行为艺术”、“以俗媚俗的低下文格”、“以牙还牙的口水战争”等几种病毒或者病相。彭学明指出的这几点病相，文坛也的确存在，也本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学者的正常的声音。但也引起了陈宏生的强烈愤慨。陈一再说彭学明“神经过敏”、“片面粗暴、故作惊人语”。现实本来就是藏污纳垢的，这谁都知道，前面这些因素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常识。问题是，在文艺中、在文学写作中，如何表现它。令人思索的文艺作品、引人回味再三的文学作品，也不乏有俗、脏、性的元素，但它们引人思索的恰好不是俗、脏、性本身，而是引发人们产生不满足于此的审美冲动——这一点，彭学明文章说得很透彻。我想说，批评面对如此现实的时候，如果都像陈宏生一样持一副看破一切、跟进一切的态度，那么只能说明，是盲目的、没有世界观的，而绝不能说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文学作品中，对性、俗、肮脏走火入魔的描写，是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了，彭学明只是点了下穴，陈宏生如此反感，不知何故？ 第三，如何结合现实判断文艺、文学作品。彭学明语重心长地谈到过自己观看无厘头话剧的感受，并且也说过不能以自己孩子阅读为尺度的事。这些均遭到了陈宏生颇为辛辣的嘲讽。文艺、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它时如果不能把孩子考虑进去，我不知道我们该在哪里着眼谈论整个文化建设？那种主张截然分开话剧、影视与文学作品的做法，看起来很超脱，大概觉得艺术门类不同艺术衡量尺度也应该不同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并不是纯净水，它就来源于如此的现实。对源头价值观失去观照的热情，批评实践中的价值观肯定只能是空中楼阁。 陈宏生的文章虽无什么新意，但表露出的批评风气、批评心态，同样值得商榷。如果我们的批评风气和心态都是陈宏生这样的批评风气和心态，那将非常悲哀和可怕。 原载：《文学报》2009-06-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