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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走过60年历程之际，许多人也在梳理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经验与启示。一些评论家认为，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将其置于更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背景，加以理性把握，这样会有利于文学向未来更好地进发。 雷达认为，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的问题。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当代文学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它是与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去。雷达还进一步谈到，在思索近30年文学精神的构成时，我们还不可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就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靠近和学习。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影响是重大的，从哲学观念到艺术技巧，从把握世界的角度到价值取向。中国的文学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一道，融入了世界之林。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还必须加入世界眼光。 学界时常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并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贺绍俊认为，这其实表明了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和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其实就是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及其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同时也先天注定了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局限。如果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不是一种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缺乏一个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当代文学之中来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新的语言对传统文学带来冲击，其中网络语言尤其突出。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思考一下如何接续起长久积淀起来的古代汉语的典雅性、深刻性和精神深度、文化厚度，并加以更好地开发。这确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课题。 王兆胜谈到，可以有多种角度看待60年来的文学发展，例如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也可以放在百年文学或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可能得到的结论都不一样。自由与现实也是一种参照。60年的文学非常丰富，也十分复杂、充满变数。作家在获得更多创作自由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有个界限，就是天地的境界。“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都在追求突破，为了自由要闯出一些禁区，到后来人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古人常讲天地之道，如果人的欲望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天地没有了敬畏之心，这样的创作就是异化的。现在许多作品读后之所以不能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作家的内心是坚硬的，没有温暖、仁慈和爱。作家写作时如果仅用一些概念、知识，而没有对世界的关爱，没有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没有内心的修炼，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狭窄。创作自由不能没有节制，不能越来越放任自流，要学会静默，内心才会有智慧。有的作家创作量大，没创作时也要在博客上表达自己。如此反复表达，文字就会滑了、淡了。要相信厚积才能薄发，才能写出美的、精致的、有质感的作品。静默的修炼、有节制的表达，才可能有所发挥、创新和突破。 孟繁华说，我们在评价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常常用到两个尺度，也就是评价现代文学时用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而评价当代文学时更多注意到良莠相间的复杂状态。其实现代文学中也是泥沙俱下，不乏红尘滚滚物欲横流，但有了鲁迅等一批文坛巨匠，就可以建构起伟大的现代文学史。如果指认当代文学时更多注意到大众文学的末流，就会使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构成一个不及物的关系。现在写作者在语言、文体、结构等方面起点非常高，但在国民性的认识和塑造上，没有脱离启蒙主义的思路，也没有超越现代文学。此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持久关注的耐心，缺乏宏大叙事能力等，都会制约文学向深广发展。 原载：《文艺报》2009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