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陷在泥淖中难以自拔？当两种南辕北辙的评价同时指向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开始了，2009年，被众多外部力量所裹挟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次最集中的他审和自审的过程。 最高点还是下坡路 “首先我要说明，我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说法是有时间范畴的，所说的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并不是要与鲁迅、沈从文所在时代的中国文学高度相比较。”评论家陈晓明以四个方面的理据作为个人观点的支撑: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 在评论家肖鹰看来，当下的文学现状并非一番盛景，“如果文学仅仅是批评家和作者之间暧昧的自娱自乐，连基本的读者群体都没有，如何能称其为文学在当下处于最好时期呢。”“批评家应该具有不妥协的批评态度，而不是一味‘唱盛’。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直面问题，批评家应该有独立的意识，要站在对立面来解读文学、引导读者，而不是一味唱好作者，忽悠民众。” 肖鹰:当代文学的定位应在中西对话中完成 “对中国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中国的方法，对西方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西方的方法？”肖鹰认为，谈论中国学术文化身份的重建，不能忽略全球化语境的背景。 “我们现在简单地划分中国或者是西方，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是一个梦。”他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尊重来自外部的声音，“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 他不禁想问:经历了20世纪后期以来的西风美雨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肖鹰说:“近百年来，我们都承认王国维、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的中国学术身份，然而，他们开辟的国学路线就是中西对话和交流的路线。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三证法’，既肯定了文化差异，又肯定了文化互补，它的学术理念是‘中国人不能通过自身理解中国(人)’。承认文化盲点，尊重文化差异，以差异修正盲点，是上世纪国学大师们给予我们发展中国学术的重要启示。” 陈晓明:我们需要中国学者的立场 12月12日，陈晓明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近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围攻。这里是我首先要表达的观点，那就是:‘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他强调，“这100年来，我们大量地受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吸取西方的经验。我也赞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胆学习西方，这个知识的谱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没有中西学术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西方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学者会用2/3的时间来学习中国，而中国的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等，都是在充分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进行个人写作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确确实实到今天我们突然面对中国所谓的60年，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立场没有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找不到中国的立场，也没有中国的话语方式。在今天我们如何看中国立场？我们不能连一点点中国的立场和我们的话语的肯定性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那种途径。” 原载：《文学报》2009-12-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