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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方能叶茂，此理无须证明。即便是无土栽培，根也不能没有。 而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够玄乎，无“根”照样可以叶“茂”，而且森森然葳蕤一片，似乎随便插下几根筷子，即可林海听涛。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要热闹几倍十几倍，“热闹”衍生出的“著名评论家”比“著名作家”要多得多。放眼各级社科院、高等院校、体制内的作协、各级文学院、博士点等机构，专业的、非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乱花迷眼，著书立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何等的枝繁叶茂，花团锦簇。要说我国现在是文学大国，恐怕谁也没这个底气；要说是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大国，准有人自拍胸脯:然也！ 说来有趣，早先悉心读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沈从文的《论技巧》，颇为解渴。再看当下今人的万千评论，除了名词、概念的翻新、仿制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理论的移花接木，真正具有“根”意味的理论批评难觅芳踪。要说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理论成果，那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需要，那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文学批评没有理由无休止地赖在洋妈妈的怀里，始终停留在哺乳期，早该学会直立行走，长大成人，用自己的思维、学说、观点构建原创批评理论，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自己，从而完成由借“种”育“苗”到自我培育、繁殖的过程。事实恰恰相反，当下的批评照样涛声依旧。去年就有某著名高校的某著名文学批评家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要论对拉美文学的研究，我们远远走在他们本土理论家的前面；要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有完善的西方理论体系”……几十年了，尖端科技都更新几茬了，文学批评仍未断奶。 在我看来，批评家本是理论武装了的读者而已。因为没有自己的“根”，批评家和作家的二元对立必成死局。作家休想通过文学批评反照到自身创作的模样。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文学侧重于“关注现实”的当下，批评家植“根”何处比批评本身尤为重要。首要的一点，文学批评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吸收能力早已成熟的前提下，必须立足本土，树立自信，投身对“根”的培育实践，变“人家说”为“我要说”，扭转从基因上直接嫁接、移植、生吞活剥的难堪局面，注重技巧、思想、精神的“相亲”；其次，批评家要围绕源远流长的民族审美、欣赏习惯，重铸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标准，重新确认中国式的审美之“根”。如果离开民族性和文化链对当代文学品头论足，必然是头痛医脚；再次，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物质时代，批评家万勿呆在文学的象牙塔而忽视了通过对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国情、民情的研究及时给“根”提供养料，否则只能把文学逼到纯艺术、纯技巧的悬崖，随时有可能坠入深渊；第四，批评家还应该修炼真正的人文情怀之“根”，否则所谓批评的立场、原则、纪律、良心、操守就会付之东流，使“伪话语”占领话语高地。有个现象很有趣，花里胡哨的作品能被批评家吹上天获这个奖那个奖，而真正的明珠也许从来就没有被发现过。恶劣的引领，只能让批评和文学一起在泥淖里化为腐朽。第五，批评家的思想之“根”应该比作家更“根深蒂固”，否则会混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 可悲的是，现实中，相当一些批评家把理论武装混同于思想武装，岂不知理论武装易，思想武装难。真正的作家其实是靠思想来写作的，批评家的思想如果没有足够的抵达，那样的批评比张牙舞爪更为可怕，比“跳大神”更找乐。 植“根”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燃眉之急是有效梳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赏析之间的交叉和迥异，切记无原则地把所有“理论人”纳入文学评价、评判机制。应该先正本，后清源；先保墒，再植“根”，如此这般，才能使批评与文学贴近自己的土壤，实现真正的根深叶茂。 连庄稼汉都晓得，所有的收成，必须从庄稼的“根”做起。 原载：《文学报》2009-12-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