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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以及由“五四”培养出来的更新的一批继承五四精神的有志者，除了在新文学的创作上向前奋进，也开始有意识地做着中国文学史的拓荒工作。譬如中国小说史方面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1924)、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1927)、中国诗史方面的《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1931)等。无论是对创作史的研究，还是对批评史的研究，这一时期都呈现出一种荜路蓝缕且欣欣向荣的景象。 以“五四”新的理念观照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的。不过，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好像不是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是稍后即1934年郭绍虞出版的同名文学批评史。从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了长足的进步，且许多有着中西学养的学者忝加进了这个行列。朱自清、方宗岳、罗根泽、朱东澜、黎锦颐等辈。而尤以稍前的郭绍虞和稍后的罗根泽所作贡献最著。其实，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因为罗的批评史不是一个全本而只是下限南北朝，所以缺少了像郭绍虞那样的广泛影响。革故鼎新的1949年之后，郭与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事实上“约定俗成”地成了中国官方的“钦定本”了。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如那些年代里的政治因素)，而是因为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代表着当时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高成就，因此它们所享受到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郭绍虞的版本。正是这两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历史的影响，它们甚至规约着国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研究方式、研究趣味，以及大致相近的的研究体列和撰写体列。 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里的文学批评现象和重要的文学批评者(理论者)为纬；或者说，以朝代为局、以文学批评现象和重要批评者为点(棋子)进行文学批评“史”的梳理和研究。这种写法，自然是受到了中国历史通史的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哲学样式大致是相通的。我们今天来看，这种编写体列，当然不存在什么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且我们从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知，两书不仅具有荜路蓝缕的奠基之功，而且也具有多方面引发新路径的创新之功。前者大约是我们所共识的，而后者并不为所有人认同。在新材料的发掘、使用上，由于限于著者的经历、学识，更由于当时新材料的发现捉襟见肘，因此，无论是文学批评现象，还是重要的批评人物，以及文学批评史的“脉络”，有可能出现一种相同的思维惯性，或者相同的评价体系和评判标准。朱东润先生在写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时，就曾担心自己是否会“有心的抄袭”。作为时代和人自身的局限，这不是谁的过错。不过，当我们现在面对它们时，我们也许可能应有另外的思考。 因此，我们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 其实对于这一点，罗根泽早在几十年前(1958年)，就先知似地看到了。罗根泽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西洋的文学批评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侧重“理论”，而西洋的文学批评侧重“裁判”。罗还指出，这种“理论”是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朋友关系所引起的。由此推论出中国没有职业的文学批评家。但是，罗不是批评中国的这种文学批评现象，而是给予了这种现象以赞扬。罗认为，西洋的文学批评史从职业的批评人出发，疏离了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的创作者与批评者——譬如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关系是一种“反串”关系，而正是这种“反串”关系，让中国的文学批评更加通达与圆润。也许，这种观点和立论是罗根泽最重大的发现。但是这种关系，却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的非理性。由于这种“反串”的朋友关系，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像《文心雕龙》和《诗品》这样较为系统较为理性的文学批评著作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也就是说，像散见于诸子百家中的文学批评、两汉儒生注经中的文学批评、明清的小说评点，以及发展到灿若星云的诗话词话，都是文学批评者(包括朋友、私塾弟子和隔代私塾弟子)某时某地的个体生命感悟。这种批评方式确实有着它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在考量和呈现个体文学感悟方面，有着最为质感的美学效应(事实上中国的画论也是这样的)。这与西洋文学批评里的“条分丝抽”的理论认定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建立在个体感悟上着手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有其独具魅力的地方，但因此它流于“支离”和“破碎”却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还有可能遭致垢病：中国的文学批评就如主人的“跟巴狗”一样。捧场(效忠)是前提，偶尔的吠几声，只不过是“小骂”罢了。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 事实上，我们已经从罗根泽这种描述中发现了罗根泽对此的担心。罗指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注”《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多如牛毛，但是“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却很少。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先天就有其不足，即它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构。譬如对芜杂的如“性灵”“肌理”等多种说法，到目前有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界定。又如，由于20世纪考古的发掘、新材料的提供、西洋文论特别是二战后西洋文论的引进，会不会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趣味发生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奠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不同的变化呢？甚至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呢？并不是专治文学批评史但却是中西学养深厚难有人所及的金克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过，“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当然依照自己传统的古典的思想体系，固守自己的领域，对新的探索不会有热爱大的兴趣和信任”(见金克木《文学评论的新问题》)。这段话自然不是批评现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金克木的担心和批评却表明了中国目前文学批评史的现状。同时，这段话表明了由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今的某些窘境，而且差不多可以说“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如何在古典与当代、固守与创新方面超越前辈，恐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在新世纪的新任务。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近20年来出版的一些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有了某些变化，但是新编写新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没有逃脱郭、罗的影响和规约则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批评史(不仅是通史，也包括断代史)，当然侧重点在“史”，包括对文学批评事件的选择性记录和不同视角的编辑，然而，仅有“史”是不够的，还要有“论”，而且是富有创意的“新论”。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