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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去势,“学者”横行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郜元宝 参加讨论

    一般说来,“五四”初期作家和学者往往不分,至第二、第三代,才渐渐分开。五十年代至今,分化的趋势一直压倒合并的可能。但分化并不等于全不相干,比如目前,一部分有专门之学的学者固然轻视作家,羞与为伍,另一部分靠文学吃饭的学者又过分崇拜作家,甘做食客和吹鼓手。许多作家缺乏起码的学问常识,根本不知其无知,只晓得炫耀“天才”、“想象力”和“生活积累”。偶尔有一两个稍微做点学问,即以学者自居,视学问为易事;或刚沾了一点学术的边,就自信心全失,把灵魂交给假先知式的学者。
    新文学运动刚起来时,新派知识分子一窝蜂地成了文学家,但不久便“二马分途”,一部分改做学问,恢复本来的学者面目,一部分坚持弄文学,而以学术为副业。鲁迅是学者,但首先是作家(有学问的作家?),胡适也算是作家,但充其量只是半吊子诗人,是曾经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上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胡、鲁之间,学问家/文学家的差异,比90年代王元化、李泽厚所争论的学问家/思想家的分野,要大得多。
    作家和学者,文学和学术,二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究竟孰高孰低?这涉及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学术的性质、功能和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秘机,即人生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鲁迅)。“诚理”只能靠文学家用“直语其事实法则”的方式揭示,此为“科学”、“学子”所不能办。鲁迅虽然又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将文学和学术放在彼此需要、互相补充的地位,但详考他的一生,总体上还是将文学看得高于学术,正如《<呐喊>自序》所说,“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自古以来,文人沉溺于诗文,却又普遍看不起诗文,而更重视学问,以为注释经典,考证文史,才是正业。曹丕公开推重文学,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空谷足音,所以鲁迅说那时候有一种文学的自觉。魏晋之后,这种自觉并没有维持下来。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特殊语境中彻底扭转了传统观念,明确将文学放在高于学术的地位。他认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国家,学习者容易在心理上臣服于学习对象,产生自卑,又很容易蔑视在学习上属于后进或无知的同胞,于是产生双重奴隶心理。他还说“学者,少有稳定性者也”,因为学术主要诉诸理性而较少关乎情感,学术观点缺乏切身体验的支持,不一定是学者的定见,容易变成“伪士”的“济私助焰之具”。文学(诗)因为是从“心”发出,从日常切近的人生取材,作家不再隔岸观火,而是将自己也烧进去了,比学问来得更深切。又因为诉诸情感和形象,有学问所不能有的感染力,可以更有效地改变群体的思想。他有一个很智慧的比喻,说文学好比一个人生在热带,不知冰是什么,跟他讲冰的物理构造化学成分他不明白。拿块冰往他脸上一贴,就什么都清楚了。鲁迅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个观点的真理性。在一般读者社会,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现代学术,虽然文学家的实际社会地位未必高过教授学者。
    至于当下中国文坛,基本上是“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或许作家在小圈子里还能勉强维持过去的荣光,公共生活领域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如今但凡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理论储备,甚至仅仅学会时髦的学术话语或咒语、腔调的学者,皆摇唇鼓舌,招摇过市,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经费多多,奖品挂满,“粉丝”济济,学生满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法学家、军事专家乃至兵器专家,包括文学史家,哪个不比作家神气?无怪很多作家宁可跟在学者后面奔跑,用本来应该记录人生、创造形象、抒写性灵的笔,来贩卖一点零碎的学说。
    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岂能完全寄于学术,而忘记文学的“涵养神思”之功?我不信没有好的文学,却能有好的学术。果如此,学术也被掏空了,因为学术若无文学的滋养和检阅,就像大脑没有心胸和身体支撑。许多人有这种经验:一段时间净看学术论著,人生未必“大归于枯寂”,但也乌烟瘴气得可观,必须立即补看诗文小说,才能取得一点平衡。
    “作家去势,学者横行”,表面上是文学的不幸,但也可能恰恰是文学的大好时机。好的学术尚且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王国维所谓“可信者不可爱”),像今天这样成天制造垃圾的伪学术更容易令人生厌。久而久之,生活还是会更强有力地呼唤文学。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难以安心;鲁迅放弃“可信者”(学术)追求“可爱者”(文学),至死不悔。王国维和鲁迅,两相对比,至今仍不无启迪价值。
    学术和文学,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互相砥砺,但不幸我们有轻视文学的传统,如今又有学院体制对学术的强有力保护,学者们经常戴着一顶普鲁斯特所谓“不该有的皇冠”,躲在大学围墙内,与同时代的文学声气不通。又有作家协会,造成几乎全封闭的文学圈子,无形中鼓励作家专业化。作家而一旦成为“专业”,小有所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便会诱逼他们手不停书,写作不仅专业化,也强制化,不管有没有东西可写,每年总要保持一定产量,哪有时间去充电学习?结果文学和学术分开,学者和作家老死不相往来,成了我们这里的特色。
    其实现在网络发达,作家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变成学者应该比以前更容易。只要有心,总能造就自己。反过来,学者想成为作家倒是难上加难。一度写出好作品而后来长期治学的学者,想要重新创作,也会力不从心:钱锺书就是最好的例子。严羽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知道的人很多,但心悦诚服的就少了,否则“学者小说”、“教授小说”就不会那样层出不穷。不少学者,学有余力,写点文学性散文或质木无文的小说,就俨然文豪再生。也有学者,连那样的散文小说也写不来,却动辄自诩其志不在学术而在文学,好像文学的门槛很低。这样贪心不足,真应该读读颜之推的一段“家训”: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原载:《文汇报》2011-09-2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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