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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五四”初期作家和学者往往不分，至第二、第三代，才渐渐分开。五十年代至今，分化的趋势一直压倒合并的可能。但分化并不等于全不相干，比如目前，一部分有专门之学的学者固然轻视作家，羞与为伍，另一部分靠文学吃饭的学者又过分崇拜作家，甘做食客和吹鼓手。许多作家缺乏起码的学问常识，根本不知其无知，只晓得炫耀“天才”、“想象力”和“生活积累”。偶尔有一两个稍微做点学问，即以学者自居，视学问为易事；或刚沾了一点学术的边，就自信心全失，把灵魂交给假先知式的学者。 新文学运动刚起来时，新派知识分子一窝蜂地成了文学家，但不久便“二马分途”，一部分改做学问，恢复本来的学者面目，一部分坚持弄文学，而以学术为副业。鲁迅是学者，但首先是作家（有学问的作家？），胡适也算是作家，但充其量只是半吊子诗人，是曾经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上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胡、鲁之间，学问家/文学家的差异，比90年代王元化、李泽厚所争论的学问家/思想家的分野，要大得多。 作家和学者，文学和学术，二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究竟孰高孰低？这涉及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学术的性质、功能和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秘机，即人生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鲁迅）。“诚理”只能靠文学家用“直语其事实法则”的方式揭示，此为“科学”、“学子”所不能办。鲁迅虽然又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将文学和学术放在彼此需要、互相补充的地位，但详考他的一生，总体上还是将文学看得高于学术，正如《<呐喊>自序》所说，“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自古以来，文人沉溺于诗文，却又普遍看不起诗文，而更重视学问，以为注释经典，考证文史，才是正业。曹丕公开推重文学，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空谷足音，所以鲁迅说那时候有一种文学的自觉。魏晋之后，这种自觉并没有维持下来。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特殊语境中彻底扭转了传统观念，明确将文学放在高于学术的地位。他认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国家，学习者容易在心理上臣服于学习对象，产生自卑，又很容易蔑视在学习上属于后进或无知的同胞，于是产生双重奴隶心理。他还说“学者，少有稳定性者也”，因为学术主要诉诸理性而较少关乎情感，学术观点缺乏切身体验的支持，不一定是学者的定见，容易变成“伪士”的“济私助焰之具”。文学（诗）因为是从“心”发出，从日常切近的人生取材，作家不再隔岸观火，而是将自己也烧进去了，比学问来得更深切。又因为诉诸情感和形象，有学问所不能有的感染力，可以更有效地改变群体的思想。他有一个很智慧的比喻，说文学好比一个人生在热带，不知冰是什么，跟他讲冰的物理构造化学成分他不明白。拿块冰往他脸上一贴，就什么都清楚了。鲁迅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个观点的真理性。在一般读者社会，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现代学术，虽然文学家的实际社会地位未必高过教授学者。 至于当下中国文坛，基本上是“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或许作家在小圈子里还能勉强维持过去的荣光，公共生活领域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如今但凡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理论储备，甚至仅仅学会时髦的学术话语或咒语、腔调的学者，皆摇唇鼓舌，招摇过市，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经费多多，奖品挂满，“粉丝”济济，学生满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法学家、军事专家乃至兵器专家，包括文学史家，哪个不比作家神气？无怪很多作家宁可跟在学者后面奔跑，用本来应该记录人生、创造形象、抒写性灵的笔，来贩卖一点零碎的学说。 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岂能完全寄于学术，而忘记文学的“涵养神思”之功？我不信没有好的文学，却能有好的学术。果如此，学术也被掏空了，因为学术若无文学的滋养和检阅，就像大脑没有心胸和身体支撑。许多人有这种经验：一段时间净看学术论著，人生未必“大归于枯寂”，但也乌烟瘴气得可观，必须立即补看诗文小说，才能取得一点平衡。 “作家去势，学者横行”，表面上是文学的不幸，但也可能恰恰是文学的大好时机。好的学术尚且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王国维所谓“可信者不可爱”），像今天这样成天制造垃圾的伪学术更容易令人生厌。久而久之，生活还是会更强有力地呼唤文学。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难以安心；鲁迅放弃“可信者”（学术）追求“可爱者”（文学），至死不悔。王国维和鲁迅，两相对比，至今仍不无启迪价值。 学术和文学，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互相砥砺，但不幸我们有轻视文学的传统，如今又有学院体制对学术的强有力保护，学者们经常戴着一顶普鲁斯特所谓“不该有的皇冠”，躲在大学围墙内，与同时代的文学声气不通。又有作家协会，造成几乎全封闭的文学圈子，无形中鼓励作家专业化。作家而一旦成为“专业”，小有所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便会诱逼他们手不停书，写作不仅专业化，也强制化，不管有没有东西可写，每年总要保持一定产量，哪有时间去充电学习？结果文学和学术分开，学者和作家老死不相往来，成了我们这里的特色。 其实现在网络发达，作家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变成学者应该比以前更容易。只要有心，总能造就自己。反过来，学者想成为作家倒是难上加难。一度写出好作品而后来长期治学的学者，想要重新创作，也会力不从心：钱锺书就是最好的例子。严羽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知道的人很多，但心悦诚服的就少了，否则“学者小说”、“教授小说”就不会那样层出不穷。不少学者，学有余力，写点文学性散文或质木无文的小说，就俨然文豪再生。也有学者，连那样的散文小说也写不来，却动辄自诩其志不在学术而在文学，好像文学的门槛很低。这样贪心不足，真应该读读颜之推的一段“家训”：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原载：《文汇报》2011-09-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