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已然成为时光的一个休止符。这个年度，文学的价值与力量进一步得到发挥与伸张。尤其是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的召开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让文学重重地牵引着世人的视线。在此番背景下，2011年的文学创作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从这一期开始，本版邀请专家进行集中盘点，试图勾勒出2011年的文学风貌，敬请关注。 长篇小说自2010年出版总量攀升至4000部之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老大”，地位更为稳固，其影响也更加突出。据悉，2011年长篇小说年产量在4300部以上。这样的一个总量构成中的新增部分，主要在于类型化的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增强，这使得长篇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两类写作的明显分野，一类是偏于严肃文学的传统型写作，一类是偏于通俗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两种写作各有不同的取向，也各有自己的读者。 与类型化长篇小说相比，以专业和半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因为追求内容含量与艺术成色，更为文坛内外所看重，人们也由此来观察年度长篇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就这部分创作的情形而言，2011年仍然令人惊喜。这不仅在于许多实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长篇小说创作，使得这个领域力作荟萃，还在于他们的写作，或总有进取，或每有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长篇小说艺术的不断刷新。 就2011年的传统型长篇小说来看，各种题材纷至沓来，各种写法不一而足，称得上丰繁与多样。但在梳理总的阅读印象时，一个彼此呼应的“主旋律”渐渐凸现，那就是围绕着人性与个性的探赜，集中于人生与人际的索隐。2011年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人学”主题的艺术演绎。 历史与个人 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并要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氛围。这就使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切相连。因此，人的命运的顺遂与坎坷，往往是观察一定的社会与时代的风向标。 作家们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去看取人，去描写人。在他们的笔下，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融合，既不孤单，也不孤立，这使他们的理想总与现实相缠绕，他们的命运总与时运相纠结，从而使个人的浮沉与歌哭，充满了无常与无奈，也因此具有了不同的符号性意味。 方方的《武昌城》，以1926年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但这部作品最让人揪心的，却是马维甫这个守城军官的无奈：他看清了攻守双方的输赢趋势，也特别同情夹在其中的无辜百姓，服从命令的军人天职使他决意顽固坚守，但城内百姓的不断死伤，尤其是表妹的身亡，让他终于动摇。当他打开城门让北伐军进城后，又觉得自己背叛了上司的信任，而革命军也因而看不起他，他忍受不了内心的纠结，结果跳城身亡。这是个失败者的故事，然而这失败，却又身不由己。一切都在于历史的演变使得他当初的选择既无出路，又无退路。 贾平凹的《古炉》，在以点代面地表现中国基层社会和乡土政治的本相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这个被地主婆捡来的孩子，身体本有残疾，又注定了要打入另册，在古炉村几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他的价值似乎就是拿上一条火绳，给抽烟的人点点火，间或被人们戏弄。这个小人物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连缀起了古炉村的四行八作。由细微处看人际，由低视角看人性，于是，在这个看来既不对称的关系、也不正常的视角里，格外真实地揭示出了乡村政治与乡村人性的异常风景。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以他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来透视一个知识分子与环绕着他的社会境况的紧张关系。只懂学问、不谙世事的陆焉识，正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这种十足的书生意气使他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辄遭厄运，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劳改。当他终被释放、]获得自由，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和曾经的爱人，仍然颇显多余和倍感怅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曲悲歌的话，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显然还有陆焉识身处的那个时代。 肖克凡的《生铁开花》由“十七年”时期写起，重点抒写了“文革”时期的工厂生态与工人命运，并折射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进程。作者采取了以戏写人、戏中有戏的结构方式，那就是以一群高中生由“文革”初期的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到因政治宣传需要集体走进华北电机厂，再到成为工人之后的渐次分化与相互纠葛，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隐痛，把当代工人的运程与当代社会的进程内在地链接起来，使得他们的成熟与浮沉、成长与进退，都分别成为工厂兴衰、时代变异的具体佐证与生动注脚。 人伦与女性 “人伦”这个出自儒家学说的概念，现在已不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关系，而常用来指称以家庭天伦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古人云：“人伦睦，则天道顺。”极言人伦对于人道的重要。事实上，只有小家之和睦，才有大家之和谐，社会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们才能共存共荣。 在现实人伦之中，女性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世人在看待和谈论人伦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女性的意义。因而，对于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涉及女性与人伦的描写，就分外地让人欣喜，格外地引人关注。 王安忆的《天香》由明清之际上海的申家建造“天香园”的起起伏伏，描写了刺绣的兴起与申家的沉浮，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但这部以小角度讲述的小故事，却透射出大视野与大格局，这是因为作者发挥出独家所长，以一个个小女人的角色来凸显了一个家族命运的变迁。申府中的女人之间的亲密疏远，实际上决定了申家的内在气韵。天地很小的女性们，切切实实地传承了民间工艺，滋润了一方水土。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中的秉德女人，从一开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接下来是毁灭的加速和反复。但秉德女人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打击与挫折，她释放出来的总是内心深处的善。这种善让她得以继续生活下来，并且坦然接受了命运中的诸多不幸。小说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会历史的动荡，男权社会的霸道等。秉德女人的命运，既是乡村生活伦理的可能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带给她的必然结局。因而，小说由一个中国女人悲苦又倔强的人生，饱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命观的思索。 葛水平的长篇新作《裸地》，在书写自然意义的“裸地”的同时，还书写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裸地”：女女这个非凡的女性，本想把全部心思用在种地上，而谁料想被富户盖运昌看上，被他典来当做了传宗接代的一块“沃土”。而这个女女既让盖运昌泄欲，又为盖运昌养老，最终成为了盖运昌没有名分的红颜知己。作者揭示的，不仅是自然的土地，还有女人的心地。这样的双重含义，使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乡土题材范畴，而具有土地养人，女性也养人，因之都值得善待和敬重的多重寓意。显然，作品既是土地的挽歌，又是女性的颂歌。 存在与精神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与斑驳陆离，常常会使人难以完全适从，并引发精神状态的异动，从而带来存在与意识的分离、分裂，造成现实与理想的错失、错位。这种互文性现象，既可由现实的视角来窥探人们的精神走向，也可由精神的层面来反观现实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的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在随之变异，并由此反衬出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这种精神异动现象在2011年的长篇新作之中，受到独特的解读。 格非的《春尽江南》，把那个“乌托邦”意象“花家舍”，进行了一种完全虚化的处理，甚至以一些商人的附庸风雅，让它变成了物质社会的一处风景。而作品则把叙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丈夫谭端午与俗世社会的格格不入，妻子庞家玉在生活潮动中的如鱼得水。这种错位的人生，不仅导致了这对大学生夫妇的无奈分手，背后还进而隐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冲刷中的日渐分化。在这里，不仅“花家舍”变味了，而且象谭功达那样钟情于“花家舍”的理想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谭端午这样守住了理想却守不住妻子的失败者。作品在谭端午与庞家玉看似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中，严峻地审视着现实，也严厉地反省着“自我”，苦涩的现实观照之中，别具一种精神拷问的深长意味。 歌兑的首部长篇《坼裂》，充满了生活的元气与青春的生气。作品以男军医林絮与女军医卿爽双向视角的交叉叙事，一方面以连续不断的突发事件，描述了两人各自在遭遇地震时奔赴灾区进行医疗救护，一方面又以二人通话与短信，见闻与观感，描写与地震坼裂同时发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作品结尾，林絮为救卿爽的奋不顾身，既把林絮与卿爽之间的个人私情升华到人间大爱，也让他们各自稍显杂沓的人生攀升到了新的高度。 皮皮的《黄昏的下落》，描写了一桩疑窦丛生的谋杀案。在中年男人藤风的蹊跷死于某公园的案件中，与他有染的几位女性都有嫌疑，而参与办案的女警察齐安，竟然是其中最大的嫌疑犯。作品围绕着藤风的人际关系和相关关系人，既写他人眼中的藤风其人，又写藤风眼中的几位女性，在一种互看与互证之中，揭示当下社会人们从情感到精神存在的迷失与病症。 人生与个性 人们常把“浮世”与人生并称，并以“浮沉”指代命运起伏。人之行世，犹如大海行舟，既要辨别方向，又要把好舵盘。在这里，客观条件一般难以改变，个人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常说“性格决定命运”。 但在作家们看来，性格在决定命运的同时，性格也在测量着环境，考量着社会。环境是否充分宽松，社会是否足够包容，从而让各各不同的个性得以存身并得到伸展，其实是社会在人性化层面上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 王刚的《关关雎鸠》，表现的是主人公闻迅由剧作家转任戏剧学院教师之后的不适应，由此反思当下大学教育与文学教育的远离本义。坚持人文理想的闻迅，因为不迁就世俗，不仅在教师同行中较为孤立，而且也不受青年学生的待见，真正欣赏他的，只有那个也痴迷戏剧的漂亮女教师岳康康。闻迅原本对岳康康只是莫名的暗恋，但共同的理念与彼此的心仪让他们相知相恋，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处处碰壁的闻迅在情感与精神上的唯一慰藉。因此，这里的“关关雎鸠”，便不仅有着吟唱爱情的近义，还有着呼唤理想的远义，也许还有着理想的可望不可即的隐义。 王旭光的《天地之骨》，作品里的男主人公——八极瓦工的儿子曾思凡，少年时的美好憧憬与学成后的高远理想交织一起，使他成为某市建筑行业的著名设计师。但身怀绝技的他却并不顺遂，在重要设计项目的招标上，他既要与国外的强劲对手一拼高下，又要和昏庸的政府官员全力博弈，稍不留神还会被伺机而动的市场大鳄暗中掌控。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念毫不妥协，但却越来越感到了孤独和无力，直到罹患白血病英年早逝。一直深爱着他的婷婷在心里不断地发问：“是什么东西把你压垮了，是该死的建筑，还是你那让人扼腕而叹的性格？”这像一个不断放大的问号，也会在读者的心里盘桓不已。 林雪儿的《妇科医生》，以女医学博士江小鸥为中心人物，写一个妇科医生追求理想的过程。作品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写了理想主义者处处碰壁的故事。作品由江小鸥的遭际与坚持，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好人为什么就难以实现理想？作品在塑造江小鸥这个理想人物的同时，对这个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产生疑问，对势利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情感与情性 都市言情是长篇小说中持续不断的热点，而随着一些青春文学作家的迅速成长，这一主题在长篇领域里格外凸显。他们之所以专注于都市言情，不仅在于情感本身即是人生的重要主题，还在于当下都市情感的不断变异和扑朔迷离，既令人为之迷惘，又引人为之迷醉。 2011年间描写都市情感的作品不少，但有四部值得特别注意。它们虽然同写情感，却又各有旨趣，尤其是力图写出情感内里的情怀与情性。 埃辛夷坞的《浮世浮城》，在赵旬旬与池澄各有所属又不无暧昧的情感纠葛中，逐渐抖落出或为他们不知、或为他们忽视的实情，这使他们之间爱恨交加。而由谷阳山上的遇险、受伤和疗治，及其这一过程中的摊牌、交底与倾诉，又慢慢地化开仇怨，逐步解开心结，并在试图分开之时，相互都选择了拥抱。作品深刻揭示了作品人物的内在人性，从而达到人性的拷问与人生的自审。 浮石的《皂香之尘世浮生》，描写了已有妻子的洪均与几位女性的婚外恋情。而他以为安分守己的妻子虞可人，实际上也在与他人暗度陈仓。作品的结尾，洪均引来一场未知的麻烦，这是意外还是宿命，难以确定。但能够预见的是，欲念的失守必然带来命运的失控。 陈婞的《性灵》里的白领帅男白云忆，因初恋情人嘉茜的莫名逝去而不能自拔，当他决意重新开始新的恋情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出现了性功能障碍。他接触了别的女性之后进而发现，她们也无不是灵与肉相互分裂。作品从这个角度，揭示了当下都市情感生活在热闹表象背后的问题所在，那就是诚信的缺失已侵蚀到爱情的肌理深层，使爱情已失却了心的相吸、灵的互动。这部作品在对社会痼疾的深邃诊断之中，充满着对于灵肉和谐的男女情感的深切呼唤。 焦冲的《男人三十》，以留京工作的大学生人群为描写对象，实际上展开了两条相互交织的故事主线，即已婚的孙文虎与葛晓菲不咸不淡的婚姻生活，及未婚的甘旭然如火如荼的多头恋情。看似愿望正当的孙文虎最终落了空，而看似用意不轨的甘旭然却频频得手。作品揭示出了当下都市情感中存在的错乱与迷失。 以上五题所评点的作品，难免挂一漏万。但可发现，2011年度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的题材领域，都有可圈可点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的写作群体，都有可喜可贺的精彩表现。这样的扫描，也以其姹紫嫣红的景象昭告，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2011年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丰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1月17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