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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就文学原创期刊与选刊转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收获》、《小说选刊》和《读者》等杂志的主编。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逐年降低，文学期刊的发展面临边缘化的困局。（《羊城晚报》9月17日） 与“文学期刊的发展面临边缘化的困局”相对应的一个调查结果是“文学刊物90%以上都是入不敷出，没有造血功能”，简单地说就是九成文学刊物几近破产。这是一个不能不让编辑、作家和读者共同反思的问题。 而就笔者的看法，原创与选刊之争恰恰是文学期刊发展困境的必然，道理很简单，如果原创文学期刊活得有滋有味，一方面能享受文学的荣光和尊严，另一方面能“名利双收”，恐怕争议就不可能发生吧？正是生存困境凸现了争执，也让羞耻于谈钱的中国文人开始公开叫板。尽管其中不乏理性的成分，不乏社会意识变化的诱导，但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期刊生存困境的折射。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文学期刊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曾经高枕无忧的“皇粮全供”到彻底断奶，市场化后的文学期刊，资金的匮乏成生存的制约因素。调查显示，文学期刊的订数迅速下滑，多数已跌破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底线， 但是，这种困境能让我们得出文学期刊“国家不养出路难寻”的结论吗？难道要重回国家怀抱才能迎来文学期刊的生机吗？若果真如此的话，在笔者看来，不能面对市场挑战，不能直面公众的挑剔，这样的生机仅仅是一种虚假的生机，而非文学期刊真正活力和未来希望的迸发。 文学期刊的困境是一种淘汰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漫长的，如把困境的消解寄托于国家财政的依附上，不仅不切合实际，并且可能是度过了这个困境，也会面临下一个困境。进一步说，文学期刊困境是商业化和大众化不成功的表现，并且，这种困境的形成与时代背景有关，但更与期刊无法拿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好作品有关。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的困境是不适应时代和公众要求的困境，而决不是一个经营上的困境，往大的方面说，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尴尬有关，往小的方面说，冀望于国家财政，则是对文学期刊自身责任的推卸。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认知观念下，文学期刊的属性内容被单一定位在文化属性上，而商品属性却被忽视遮蔽。换个角度看问题，期刊也是商品，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商品。所以，当期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参与市场运作时，要符合市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关注市场的期刊，只能坐以待毙。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有理由认为，所谓文学期刊困境仅仅是不适应市场需要的困境，是无法取得读者认可的困境。尽管原因颇多，但如果直面市场和读者，能拿得出过硬的“精神食粮”，在笔者看来，困境完全可以消解，现实中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其他期刊可以走红，文学期刊也应有这样的目标和追求，而不能成为“怨妇”，一味抱怨纯文学被抛弃、读者选择变化等理由。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说过：“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这对文学期刊来说，同样适用，即使有了国家补贴，但如果读者不认可，这样的生存不是“行尸走肉”吗？还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期刊吗？ “皇粮”是文学期刊的“最后一棵稻草”吗？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0日0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