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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品质，是指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作品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标志。文学风格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作家的“徽记”、“指纹”。文学大师们有很多关于文学风格的至理名言。福楼拜说，“风格就是生命”；歌德说，“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雨果说，“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老舍说，“风格是各种花的特色的光彩与香味”，如此等等。 文学风格的千姿百态，是文学繁荣的重要特征。综观漫长的中外文学史，传世的经典作品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唐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两千多名诗人的四万多首诗歌，风格各异，争奇斗艳。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就有关于文学风格的专门论述。钟嵘的《诗品》点评了汉至梁122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及其高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还将诗的风格细分为24种。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李白的放旷不拘、思接天地显然与杜甫的苍凉沉郁、济世忧民不同，而文坛上诸如“元轻白俗，郊寒岛瘦”、“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之说更是流传至今。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直面冷峻现实，笔调犀利辛辣，论述剔肌析骨，语言深刻洗练，可谓风格独树。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也都各擅其美。一些作家还因群体风格较为相近形成了创作流派，如大家熟知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 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缺乏独创性和鲜明风格 今天我们谈论文学风格问题，不是为着纯学理的探讨，而是为着研究创作的实际问题。这些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状况总体上是令人欣喜的，不仅创作数量有很大增长，创作质量也不断提升，直令从事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学者目不暇接，也使众多读者眼花缭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还不能让人满意。特别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缺乏自己的独创性和鲜明风格，平庸化、雷同化、浅表化似乎成为顽症，自然更见不到新的有影响的流派。 何以至此？原因很多。 其一，文学经验的同质化。文学经验是文学风格独创性、稳定性的来源，它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有关，是作家对生活经验的审美转化。与丰富的当代社会生活相比，现在不少作品在创作题材、审美趣味、主题内涵上存在类型雷同、思路雷同的状况。譬如，目前有些“底层文学”，不仅基调相似，连人物、叙事、结局也相似。这里面的问题，恐怕与作者生活经验不足，仅凭闭门造车的虚构有关。文学经验要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基础上，也要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两者有机结合才会具有“经验的厚度”，形成文学风格的基底。文学经验的同质化、狭窄化，直接阻碍着创作风格的形成。 其二，文化修养的贫弱。文学风格是作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反映。曹丕、陆机、司空图等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都特别强调风格的主观性，肯定作家个性、气质、才思在风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作家在风格化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将传统文化和各家之长充分内化后生成的再创造能力，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养料有效吸收并融会贯通。遗憾的是，当下文坛跟风写作的习气比较严重。家族小说、官场小说、职场小说、后宫小说等都有一哄而上的趋势，内容意旨大同小异。有些作者不是从自我的知识学养、审美趣味与独到体验出发，而是看什么路数作品走红写什么，急于随风起舞，缺少定力。 其三，文体意识的匮乏。文学风格是作家审美构型意识的体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往往都是优秀的文体家，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文体感”。如莱辛评论莎士比亚时所说，“他的作品的最小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我是莎士比亚的’”。同样，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都有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文体风格。考察目前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一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自动降低修辞的高度和难度，没有能在通俗化与经典性之间找到语言的平衡；一些散文的创作片面追求“原生态”，造成对审美性和思想性的遮蔽；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品的语言干涩，词汇贫乏，缺少文学语言的丰富魅力，更缺少“炼字炼句”的自觉意识。没有了文体自觉，文学作品自然就失去了审美的独特性，变成布封所批评的那种仅仅由“知识、事实与发现”组成的缺乏灵魂与温度的无风格作品。 其四，商业化、娱乐化的诱惑。随着市场经济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如果片面地商业化、娱乐化，就有被市场裹挟“绑架”的危险，长此以往将从根本上侵蚀和动摇文学在审美创造、精神探索和话语表述方面的追求，造成“独异之个人”的消失。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收益和社会关注度，一味迎合市场需要和读者眼球。如何面对利益的诱惑而坚持文学的理想，成了作家追求文学风格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作家要自觉在社会实践和艺术探索中形成独特风格 我们指出这些问题，不是给热气腾腾的文学创作泼冷水，更不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找到病症是为了疗伤，旨在呼唤风格百花齐放的文学繁荣。 文学风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形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作家不断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并非所有作家最终都能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但每个作家都应有对风格的追求。文学风格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作家个人气质、人格精神、审美情趣、艺术才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作个性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活动，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感受、认识和表现，影响着作家去构建独特的文学艺术世界。我们知道，出于不同的创作个性，作家们在描绘相同对象时，笔下也各有千秋。朱自清和俞平伯同舟共游秦淮河，皆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抒发感怀，却成就了大异旨趣的两个名篇，正如当时的一位理论家李素伯所概括：“如用作者自己的话来仿佛，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文学风格涉及创作的题材、体裁、语言、结构、原则、手法等，这些要素对作品的风格的形成都是重要的。同时，文学风格还包括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等内涵。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作家的作品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彰显不同的民族色彩。三大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和《玛纳斯》，分别呈现了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特有的文化模式、精神特质和生活风俗。另外，《召树屯》《艾里甫和赛乃姆》《阿诗玛》等，也深刻反映了傣族、维吾尔族和彝族的生活面貌、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造就了这些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文学风格和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民族风格，是区别不同民族文学的重要指征。伏尔泰认为，“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我们追求中国文学鲜明的民族风格，还要积极倡导各少数民族的风格，丢掉了民族风格和民族文化特性就等于失去了最宝贵的资源。 地域文化既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也关系到作家的创作风格。特定区域的生态、传统、民俗、习惯、语言等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作家的文化心理，使其创作呈现出一定的地域色彩，增添了文学的魅力。老舍的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京味，老北京的帝都文化、民俗文化渗透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沈从文的作品与深邃神秘的湘西背景紧密相连。山西太行山区对于赵树理的创作，东北黑土地对于萧红、端木蕻良的创作，都不啻为源头活水。在大师们的文本中，独具韵味的地方语言常常成为文体风格的直接外化。目前国内个性风格较为成熟的作家，也都深深植根于哺育他们的地域文化之中。 “文变染乎世情”，文学风格还必然融入时代因素。无论经典作家们能否自觉意识到，他们的重要作品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领域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波澜壮阔的时代为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作家们应该站在时代高度，为这个时代放歌。若缺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胸怀，就难以进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境界。缺乏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力，仅满足于书写个人的琐屑情感与欲望，放弃历史意识，以拒绝深刻和削平深度为圭臬，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 作家的风格不仅有形成的过程，也有发展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刘勰认为屈原的创作经历了朗丽以哀志的《离骚》、绮靡以伤怀的《九歌》、瑰诡而慧巧的《天问》，以及耀艳而深华的《招魂》等不同风格阶段，但是自始至终体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总体风格。鲁迅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洗练、深沉、冷峻、幽默，然而他的作品又各具丰采，忧愤呐喊的《狂人日记》不同于深情思索的《故乡》，幽默中含着悲痛的《阿Q正传》不同于藏讥讽于描绘之中的《肥皂》。不少优秀作家拥有“两副笔墨”抑或更多，养成了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和通达的表现境界。 孙犁说，“风格任何时候都不能是单纯形式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作家人格境界的高低最终会反映在文学写作视界上。没有作家人格人品的支撑，风格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简单的辞藻之美只是一张华丽的外衣，文学风格闪耀的光辉主要来自于作家和作品的精神风骨。我们的作家应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学理想，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品质和人格情怀，不断积淀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内涵，这是文学风格最坚实的内核。 文学风格问题，是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需要大声疾呼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惟有实现更多作家文学风格的成熟，中国文学才能最终呈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珍惜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