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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主要在哲学、政治学领域展开，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尚属未开拓的领域。2011年年底，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张永清、马元龙主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两册。一册是“理论批评”，泛论当代文化、政治的核心问题，展现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之后”时代的一种“理论”风采。另一册为“文学批评”，围绕“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中的世界文学争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阅读实践”两个主题，选编了十九篇第一次以中文翻译问世的文章。这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译介的重要读本，也是选编者对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贡献。这几乎可以作为在国内开拓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 后马克思主义一语，有许多歧义。而现今无论国内外都以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也基本上以他们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作为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界说。他们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e）中提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本书的认识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的，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2003:4）据翻译者介绍，拉克劳、墨菲与中译者通信说，这句话的英文斜体字（中文用黑体字）强调的是，如果本书一方面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另一方面，它确实仍然把马克思主义（Marxist）作为出发点。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我们过去介绍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认为，在当下不可能继续只用阶级、阶级斗争的思路去认识晚期资本主义，不可能用人本主义的主体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要用诸如女性、有色人种等边缘人口的抵抗主义、生态环境保护主义等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论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视为本质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征，它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后马克思主义在吸收后现代主义文化时，并没有断然抛弃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这与一些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后来又明确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后马克思主义完全纳入西方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社会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时代特色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与马克思在世时的资本主义形态有很大区别。立足于西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一种切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态，正如中国自身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以后可能还有高级形态等，目前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发展阶段都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发展特色的捕捉，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后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可能还会持续。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不必匆匆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具体地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在当代有价值的观点。后马克思主义也有自身的文学理论思想，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具有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同的思路、问题和视域。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学者不能不做认真研究。 张永清、马元龙主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一书，集中译介了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世界文学的争论文章，这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后马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关注现实问题而不空谈理论，而且确实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出发点来讨论现实问题。关于世界文学的论题即是一个例子。 在西方文学史上首先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是19世纪的歌德。1827年歌德在谈到他正在读法文译本的中国清代小说《好逑传》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1978:113）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009:35) 无论是歌德的、还是《共产党宣言》的世界文学的概念和问题，从19世纪以来都没有成为文学理论家专门研究的问题。在20世纪后期，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全世界范围的信息交流变得快捷、简单，1960年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交往的探索》中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麦克卢汉关于传媒改变世界结构关系的地球村说法，受到社会学家的普遍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形成全球化的社会理论。此后，关于世界范围的文学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往往冠之以“全球化”概念，而成为文学全球化问题，一时文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出版了《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一书，在左翼文学理论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卡萨诺瓦竭力回避或破除文学全球化这个命题，意在表明，所谓文学全球化的概念将全球文学置于一种一体化、同质化的状态中，全球化强调世界文学在文学流通、出版发行中各个国家文学市场壁垒的消解，强势出版国家、地区和集团统一全球文学传播、交流的趋势不可阻挡，如果只从全球化角度认识当下全球文学格局，则有巩固和扩大西方文学霸权主义，维护世界文学的不平等格局之嫌。然而，文学的世界性又确实是这个世界文学存在的现实问题。所以，她要回到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上，重新提出世界文学问题。文学全球化问题是中心地区文学向边缘地区传播、流动、影响，引起边缘地区本土文学的变化，突出的是中心对边缘的占领和征服。而卡萨诺瓦拒绝用文学全球化概念来描述当下全球文学的格局，转而研究目前无论是文学创作或是阅读都离不开的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这种世界文学的概念不是政治、经济主宰、统辖的一种文学运行结构，而是文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世界空间。世界文学这个观念的焦点问题不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而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歌德的超越民族边界的一种世界文学形成，扩展各民族间文学的广泛对话的殷切期望，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时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深刻认识。卡萨诺瓦拒斥文学全球化观念，回到《共产党宣言》来认识、描述当代世界文学现状，重新提出世界文学问题，表明了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研究当代文学新格局时，不落入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窠臼，坚持回到马克思的出发点，这对于当代国外左翼文学理论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树，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所载卡萨诺瓦的《文学作为一个世界》（“Literature as a World”）集中地论述了她的世界文学观。从这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些显著特色。 值得关注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开拓了一种侧重从空间性审视文学的新视野，来超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力图有效地解释文学的具体现象。20世纪文论在批判了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之后，先后出现了语言论转向和社会学转向，这两种转向分别使文学研究走向片面、单纯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极端。它们都在各自的聚焦点上，深度地挖掘了文学在内部和外部的许多逻辑网节点，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文学的实际存在不可能只建基于它的内部元素，也不可能只与外部世界的若干因素连接，文学的结构性存在只能是若干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有机、整体的组构。卡萨诺瓦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则要突破20世纪文论的单纯踩踏上内部或外部一只脚的片面的深刻化或深刻的片面化，超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划分，既与西方当代脱离社会性研究文学的内部研究划清界限，又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专注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学理论。她认为，在文学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空间：一个平行版图，相对自治于政治领域，这个地方因而专属于某种特定文学性质的相关问题、争论和创新。在这里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性别的、伦理的各类斗争最终依照某种文学逻辑，并且通过文学形式而得到折射、变形或改造。从这个假设出发来思考，并努力构想这一假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后果，我们便能沿着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一种批评路线开始工作。（卡萨诺瓦，2011:1-2) 毋庸讳言，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在力图将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联系起来或者结合起来，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分析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语言学、符号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历史性的新的阐释方法，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范例。但是，詹姆逊的历史主义阐释学是把历史理解为时间性概念，在时间的演进中把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而像卡萨诺瓦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试图不通过共时性的流行理论方法的整合，不在时间性维度上把握文学的社会性，而直接从空间理论入手，寻找整合文学、历史和世界的整体思维方法。卡萨诺瓦认为，福柯在《词与物》（Les Mols el les choses)中提供了对物的空间布局整体性的观看方式，只有把握物的各个部份在整体空间中的配置，物的各个部份的形状与颜色的规律、变化和复现便能被人所把握；其连贯性和内在的关系也才能得到理解。只有从每个部份构成的空间图形在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出发，只有从每个空间图形与其他空间图形的相互关系出发，才能理解每个作为空间的图形。而文学的社会性不仅是文学的历史性(时间性），还是文学的空间性。这样，似乎只有把文学不仅理解为时间性的历史，而且理解为空间性的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的有机统一。 按照卡萨诺瓦的逻辑，马克思讲的在资本建立世界市场之后开拓出的世界的文学，并不是一种外部研究的视野，而是从文学实际存在的空间场域，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文学空间性的解释。这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在文学存在的空间性上引起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空间场域从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这不是一种外部研究的结论，而是一种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紧密结合的内在结构的深刻阐释。 文学可以作为一个空间世界来观看和分析，就是卡萨诺瓦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新视野，这就是她试图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而不是使二者割裂的分析方法。客观而论，这种视野和方法，无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是独树一帜的。现代性思想强调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时代性，因此建立和发展了以时间性作为根据的历史主义思维方法。而后现代思想则打破线性时间在思维中的必然联系，要求人们直接地面对自身生存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往往并不是以时间性来运行，而是以空间性面貌突显在人们面前。在后现代感受中，人们处身于特定时空之下，人类生存的空间性问题扑面而来，即以2013年伊始，中国广大地域空间普遍经历雾霾引起的严重环境污染为例，其空间性感受比时间性感受倍加强烈。海德格尔作为现代思想大师，其代表作书名为《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而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则把人的存在用语言表述中的空间关系来作《词与物》的分析。像卡萨诺瓦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用空间性来分析文学，以解决20世纪在西方文论中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分立的局面，不能不说俨然摆出一副后现代姿态。 当然，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的概念也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思想的重要影响。她说，构想一个世界空间，它通过一种主导结构而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主导结构独立于政治、经济语言和社会形式。这种设想显然受惠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的概念，并且更加明显的是，受惠于其“文学场”的概念。但是，后者迄今都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构想的，这个框架受到了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疆界、历史传统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局限。我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并且特别是在其“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发现了将这些机制扩展至国际范围的思想和可能性。（2011:10) 布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不是一个文学与外部其他因素关联的一般性概念，而是由于文学处于外在世界的各种关系之中而形成的文学自身的内部场域，就不能仅仅只有艺术的审美因素，而是内部的艺术审美核心因素与实际上影响文学存在的各种外部因素，在文学自身的内在场域中的整体性结合。这个思想是相当精彩的。文学的外部因素影响文学不是外在发生的，而是通过影响内部特质，使纯粹的审美因素发生具体改变的过程与结果，这个过程改变文学自身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文学自身存在的场域。其实，康德关于美的分析的经典论述就包含了这一层思想。康德把美分为纯粹美和依存美两种。纯粹美的特质是无功利、无目的、形式的美感，这是审美之为审美最根本的因素，舍此则无所谓审美。艺术的内在因素是审美的，但是艺术根据康德的看法并不是纯粹美，而是依存美，即艺术不是也不能以纯粹美的方式存在，它是有功利、有目的、有内容的，而这种与外在世界关联的功利、目的、内容则只有通过无功利、无目的、形式的纯粹美的形态显现出来，才成为艺术。这就是说，外在的社会因素使内在的审美因素发生改变，使纯粹美成为依存美，才有艺术的存在。纯粹美与依存美的整合就是文学场。文学场并不存在于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而是存在于文学自身之中。但是在许多借鉴布迪厄文学场观念的研究者那里，文学场基本上成为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解读，而卡萨诺瓦则是深刻地理解了布迪厄这个重要要概念的要义，把文学场理解为文学自身存在的内在空间，在这空间之中，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都与文学之为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结合起来。在她看来，文学作为一个世界就是文学有一个内在特质与外在关系整合在一起的文学场。这是对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最好理解和运用。 文学作为一个世界而存在是说文学的内部因素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不要在外在世界中去寻找，它已经独立地存在于文学自身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强化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必须从文学场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文学，受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启发，卡萨诺瓦则把文学场的疆域从民族文学扩展到世界文学，就与《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文学论相契合。这样几种概念、观念、思想的结合就成为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在当代的实际运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面对当下文学问题，整合当代思想资源时，十分注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实际联系。这应该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不是凭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后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卡萨诺瓦指出，当前在世界文学的这个既有格局中，其结构是不平等的。“世界文学空间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等级结构和不平等性。商品和价值的不平衡分配一直以来是这个结构的构成性规律之一，因为出于历史原因该结构的资源是在民族国家疆界范围之内积累起来的。”（2011:12)欧洲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利用现代化概念把这些民族文学装扮成为主题、形式、语言和故事类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文学样板，而且通过文学商品市场化途径，以实现该类商品的“非民族化”快速流通，占据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市场，形成所谓文学的全球化。文学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文学，特别是以“权威英语作家”作品为规范和样板树立起来，以市场商品化方式推销到世界各地的试图建立一种规范和价值一体化的文学趋势。世界文学空间概念之所以优越于文学全球化概念就在于，它一方面承认由于文学全球化造成了世界文学空间在结构上的不平等，它作为世界文学空间的第一个构成性特点而存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世界文学空间作为文学场还有文学自身的内在因素顽强地存在。因此，“文学世界第二个构成性特征就是它的相对自治性。”(2011:14)世界文学空间中既有政治统治，也有语言统治和文学统治，这三者互相交叠、渗透、遮蔽。“文学不平等极其复杂的统治关系激起了文学自身的斗争、反抗和竞争形式。这个空间中的被压迫者也形成了特有的反抗策略，这些策略虽然也会引发政治后果，但只能在文学框架内得到理解。叙事秩序中的形式、创新、运动与革命在尝试着推翻现有文学权力关系的过程中也会被利用、被俘虏、被盗用、被收编。”（2011:18)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萨诺瓦赞成和支持非欧美国家作家进行改变世界文学空间不平等结构的斗争。但是她认为，这种斗争虽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文学革命。有许多伟大的文学革命都是发生在边缘和受压迫地区的，乔伊斯、卡夫卡、易卜生、贝克特、达里奥等人就是见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认为中心的文学形式及体裁是强加于被压迫地区作家身上的殖民遗产的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本身作为这个空间内的共有价值，也是一种工具，如果对之加以再征用，那么它就能使作家———特别是那些掌握最少资源的作家———获得某种自由，并在其内部获得承认与存在。文学的相对自治性一方面指世界文学空间中的文学统治是超越政治统治的重要因素，政治统治不能起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指文学现象有一种自身独立的的标准。比如当今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一个世界文学空间存在的最好的客观的指标”。(2011:5)拉丁美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依赖于政治优势，也没有依附语英语权威文学的样板，正是世界文学空间相对自治性的表现。而欧美文学中也有超越政治统治的文学性自治因素，边缘地区的乔伊斯、卡夫卡、易卜生、贝克特、达里奥等人的成功，也证实了学习英语权威文学形式本身也可以使文学资源积累较少地区的文学得到迅速提升，在世界文学空间中享有盛誉。这个观点值得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思考和借鉴。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主席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指出，“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他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当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来多数作家更滑稽和震撼人心。他语言辛辣，在他描述的中国近百年的画卷中，令人亲临其境。”（李枚忆：2012）按照卡萨诺瓦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崛起的说法，也可以说，莫言是在世界文学边缘向世界文学空间不平等格局发起冲击，又一个引起文学革命的作家。莫言作为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地位，表明中国文学在莫言等作家的长期努力中达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准。改革开放的中国广大公众对莫言的获奖表示了祝贺和欣慰，中国文学事实上以莫言的获奖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国文学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评价，也必然从中获得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支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面对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我们还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理论。当前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是这种译介和研究不能是为译介而译介，为研究而研究，依然应该秉持洋为中用的要旨，把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应该重视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世界文学这个焦点话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卡萨诺瓦：《文学作为一个世界》，载张永清等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拉克劳等：《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李枚忆等：《莫言瑞典领奖纪行》，载《文艺报》2012年12月24日。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