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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10月6日-)与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又译作“莫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为思想旨趣，质疑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内涵非常丰富。文化政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政治的后阶级政治(身份政治)，一种不同于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的具有诗性气质的话语政治。话语接合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理论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同时反过来对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对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研究理论家霍尔、贝内特、齐泽克、巴特勒等人的文化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启迪价值。 一、解构与建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层理论结构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最新的左翼理论思潮和真正理论化的学术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拉克劳和墨菲两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径直把“后马克思主义”简称为或并称为“拉墨理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称谓(或命名)是别人授予的，而拉墨则是自觉扛起“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其他理论形态的后马克思主义偏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味解构和批评，而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却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层理论结构。拉墨解构(而非简单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张通过解构来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有价值的部分，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传统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重现活力。正如拉墨所说的：“我们著作要说明的是，当代思想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前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竭力为知识传统注入活力。”[1](P146)与阿尔都塞的“两个马克思”之说相似，拉墨也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普遍阶级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对这部分要给予否定；另一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关于领导权的这部分——对这份要给予激活①，并要用后结构、后现代、后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精神分析等当代最新理论充实到其中，进而重构新社会主义规划和激进多元民主策略即新霸权(hegemony，又译作“领导权”)理论。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拉墨理论才是最具代表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笔者的资料限制、阅读视野和论文篇幅之所限，本文所论之问题主要以拉墨的三部最有原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为重点(兼及拉墨的其他著作)，这三部著作堪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部曲”。精读这三部曲，即可窥见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貌，把握其理论要旨和理论精髓。 拉墨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2](P2)“沉积”(“积淀”)(sedimentation)与“激活”(reacti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重要术语，“沉积”指理论惯性和科学常规对科学原初、学科本源的遗忘，“激活”则是对科学本原的恢复，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与胡塞尔不同，拉墨不仅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还要呈现其理论原创的偶然性。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借鉴和改造了胡塞尔这一“激活”的现象学方法，以反思和发现传统理论所谓客观性、必然性和制度化深处的偶然性踪迹，从而激活、揭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正统理论所遮蔽所压制和所遗忘的民主、霸权、偶然性话语及其新的政治建构的契机。正如拉墨所言：“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2](P4)拉墨立足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立场，反观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被遮蔽和被中断的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领导权概念的出场确定谱系学依据。 拉克劳认为：“所有本质主义的系统式微，为激进传统的恢复铺平了道路”[1](P231)。因此，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与建构双层理论结构。②即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和重构。一方面是拉墨足于反本质主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具体地说，其解构部分主要有以下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解构，对阶级本质主义或普遍阶级论的解构，对闭合社会的解构，对大写的阶级政治和政治代理人特权的解构，对领导权本质主义的解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必然规律、以暴力革命为根本、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话语的解构，等等。另一方面拉墨又运用后现代思维激活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价值等积极因素，并将后现代和后结构等理论成果融入其中，以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其激活、建构或重建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西方两千多年哲学史上“接合”论的激活或谱系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霸权理论传统(偶然性、多样性和霸权理论传统)的激活与重建、尤其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激活和重建，对激进多元民主的新社会主义民主规划的建构，对新领导权话语接合实践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理论构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解构和建构(或重建)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不可截然分开，只是为了阐述的方面而归纳之，应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思考和把握。《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Politics)(1985)一书是拉墨最具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霸权”这一核心概念的谱系，指出当代左派理论的危机及其根源，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阶级斗争论、普遍主体论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张在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霸权”理论，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连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 拉克劳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时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2](P4-5)拉墨反复强调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而是对这个知识传统的解构、重构和发扬光大。并认为从这个谱系学视域来看，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拉墨重申：“透明、同质的神话(这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要坚决地予以抛弃。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这一方式，我们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只能开始于对其自身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停留于我们的传统与政治文化之中，亘古常新。”[1](P160) 二、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 拉墨在谈到后马克思主义兴起语境时指出：“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3](P51)正是为了阐明这种新政治的变化，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以拉墨最重要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为例，拉墨在很多场合提到，该书的写作语境有三：一是法国左翼思想界用集权主义概念来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对拉墨产生很大影响；二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治盛行，英美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三是新社会运动如种族主义、同性恋和环境主义运动兴起，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和阐释这些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主义方案必须正视之。总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应对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所遇到的理论危机。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保守主义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执掌的政府推行一套实际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左翼政党和知识界普遍失语。拉墨认为，撒切尔夫人以其集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策略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保守主义的反动具有一种明显的领导权特征”。[2](P197)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集权主义的领导权，同时避免后现代主义绝对的分离主义和虚无主义，拉墨重新思考和探索左翼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策略，主张捍卫民主传统，并努力将其扩大到后现代社会诸多新的对抗关系，进行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等同性接合，建构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或曰新霸权。墨菲称之为“激进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它的目的是创造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另一种纽结，而不再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看待权利，宁愿设想‘民主的权利’。这将产生一种新的霸权，这种霸权将是最大可能数量的民主斗争的综合产物。”[4](P20)拉墨主张在后现代自由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有条件的左翼主体身份的政治认同，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拉墨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同质化的政治代理人理论。拉墨认为，政治代理人的立场也是异质性、多元决定的(而非单一的同质的)，不能把政治代理人在其他语境中的立场也误认为“工人阶级立场”。代表关系其实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一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2](P133)。“我们的方法不是去关注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代理人的变化。关注的是开始从社会身份的架构如何思考政治，这联系到身份问题。对于我们，政治身份不是直接给予的。政治身份总是在复杂散乱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放弃将代理人视作同类的身份去思考，而将代理人看作多元政治议题和政治干涉的实际的接合的结果。”[3](P180)拉墨主张改变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具体说是工人阶级主体，拉墨称之为“特权主体”)，代之以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反主流反体制力量。他们反对使用内在主体性的“阶级”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历史化的“行动者”(agent)。因为阶级是独断论的本质主义概念，行动者则是社会历史建构和身份认同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不是普遍的阶级，而是一种由多样和差异化主体接合而成的政治认同体。拉墨认为，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认同政治学。“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并且是这样一种，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214)以身份认同政治取代总体化的阶级政治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规划。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提供一个构架[4](P8)。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是一种差异主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在强调差异与多元的意义上，拉墨反对阶级政治、倡导身份认同政治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的激进观点具有某种相似，但不同于后者绝对化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拉墨肯定了领导权及其连接的必要性，承认领导权接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化的普遍主义。领导权的接合与再接合是拉墨对哈贝马斯的普遍同一性政治和利奥塔、德勒兹的绝对异质性政治的双重超越。拉墨主张以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以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其认同政治学也是对西方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 三、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对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当代西方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西方左翼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同时也反过来给它们以巨大影响。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同一性又不是围绕“阶级利益”建构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政治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妇女、学生、移民、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反核的和平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等，因而必须重新构想新社会运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新战略。拉克劳写道：“《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链接起来。”[2](P14)拉墨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一方面是阶级主体的破碎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能再简单地划分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拉墨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的、历史必然性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主义的解放话语之式微，导致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每一个对抗，都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我们面对着一个真正充满歧义的领域。……每种对抗的表现形式无法预先决定，而是领导权斗争的一种结果。”[1](P188)随之也带来“阐释的战争”，各种斗争都有自己的诉求，“都自行其是，带有局部特征，而且因此可以表达成完全不同的话语”[1](P189)。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力量因而需要领导权的接合，“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1](P191)。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效的部分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应当得到拯救。复兴和重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规划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策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这也是墨菲《政治的回归》一书的主旨。拉墨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2](P15)拉墨虽质疑普遍阶级的理念，但不赞成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绝对异质性的政治立场，因而提出话语连接和霸权接合的重要性。接合(articulation)是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等同性话语实践。通过霸权接合，新社会运动主体身份得以确立或身份认同得以实现，解放诉求和意义阐释诉求通过等同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得以具体实现。身份认同、新领导权接合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意义既非固定不变，也不是绝对差异纷争的，而是在与其他斗争形式的连接中暂时地被部分固定。并且，这样一种霸权接合永远不会终结。正如雷蒙·威廉斯所阐发的，霸权总是一个过程，带着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总是不断地被更新、被改造、被修饰并受到反霸权的挑战。[6](P121) 与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统一主体及其政治理念相反，拉墨提倡的是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立场。墨菲指出，新霸权的建构虽是民主事业，却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而被称为“激进民主政治学”。墨菲认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理念将近代人人平等的概念从公共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关系，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则将这种平等原则扩展到了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等新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同质化或同一性逻辑，而是承认复数、差异和多样性的“等同逻辑”。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对此所作的理论回应。建立新霸权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即通过话语接合，建立表达新社会运动各个成员某种等值性诉求的联盟，等同链的另一侧是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或“共同的敌人”。墨菲把这种联盟称为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维度。激进多元民主的目标是“在差异和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即建立一个关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等同性联盟，把诸如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连接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简洁而通俗地讲，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新构想的领导权就是这个“我们”。[4](P8-9) 拉墨反复强调：“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2](P4)。“领导权的连接是根本性的政治。”[2](第二版序P8)政治及领导权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2](第二版序P9)。政治及其领导权连接不是必然与阶级和政党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是必然和预先设定的；而是历史建构和话语接合的，并且是不断解接合和再接合的，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的关键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权的连接。“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4](P3)拉墨认为，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具有社会本体的地位，因而其政治领导权连接就不是围绕某一个固定点展开，而是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一个个的阵地战。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整体的接合是政治接合，那么社会之所有层面无不是权力与反抗形式得以操作的场域，既然这些接合并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和必然的根源，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本质性的权力场所，而毋宁有多重维度、多样的斗争。它们的统一性(或分离)一直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着。”[3](P59)新社会运动身份认同与激进民主政治是差异性与等同性、自主性与领导权之间的相互限制和辩证统一。拉墨的身份认同政治、新霸权策略或激进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策略是对极权主义政治(无论是前苏联式的或撒切尔夫人式的)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双重质疑、批判和超越。 拉墨指出：“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3](P103)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新领导权既非资产阶级的霸权，亦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当今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力量的领导权，是诸如都市亚文化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社会力量接合而成的新领导权，是黑人、女性、劳工、同性恋者之间的等同性、去中心、去总体化的政治联盟。“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2](P74) 四、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主题转向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这使得他们注重从后现代视域观察各种社会新变。同时，拉墨又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隔线，因为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应当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接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重构新社会主义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规划。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主题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③： 1、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其政治的去总体化、去宏大叙事，拒斥普遍化的同源性的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P150)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拉墨指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趋于终结一样，普遍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2](P2)一方面，传统左翼运动低潮使得传统左派的宏大政治叙事在后现代境遇下日益受到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现代性政治学的普遍性书写的革命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2](P1)。拉墨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政治变化，即两大阶级的整体性二元对立斗争日渐消失，而其他形式的局部性社会对抗却越来越复杂、多样和扩张。“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2](P215)因此，新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方性的。 拉墨抛弃了“阶级”而留下了“政治”，在宏大的阶级政治消失之处重建了微观政治的尊严。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指出，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与几十年前的古典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小写的‘解放’(emancipation)，而非大写的‘解放’(Emancipation)，……任何斗争都是不全面的斗争(即使对政权体制的暴力推翻也是如此)。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它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1](P272)每一个新社会运动的行为者都是丰富的、生动的、异质性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中，显示出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语境性。在一些关键词的书写方式上，拉墨别出心裁。拉墨善于在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词“the”，常在一些表达抽象文化意义的词语前加定冠词“the”，使之获得一种在特定语境中接合而成的具体含义。例如，区分不加定冠词的大写的“社会”(Society)和加定冠词的小写的“社会”(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逻辑的、完全缝合的总体化社会，这种社会只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后者则是话语建构的、不断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逻辑的、多元开放的社会。其他如大写的“政治”(Politics)与加定冠词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一元论的、同质化的、普遍阶级的或特权代理人的政治，后者是具体的、差异的、不断接合的、多元民主的日常政治。 2、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种宏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乃是本质主义的冲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政治”的去阶级化。拉墨认为，进入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管理层、技术人员、失业人员的阶级属性难以归类，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已然破碎，阶级划分越来越缺乏直观性可感性。从阶级的经济还原论、阶级的同质化、两大阶级的对垒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等各个方面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到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墨对阶级概念更是给予了彻底的解构。前一本书仅仅是质疑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彻底告别阶级政治。在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政治主体被瓦解为不同境遇下的差异性的多元身份主体。普遍主体被行动者代替，阶级被身份代替，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被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所取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不同，拉墨强调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学。 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政治不再把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作为目标。拉墨认为，同质化的阶级不复存在，应代之以不同身份之间的认同。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其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个时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念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剥削、对抗、斗争；但斗争却越来越不再是阶级斗争了。”[1](P197)西方新社会运动并非由同质性的阶级发起，而是由不同身份的行动者所发起。他们有着某种共同政治诉求，依据等同性逻辑在一定条件下接合起来，但这种认同和接合不具有同质性、必然性、稳定性和永恒性。毋宁说，身份认同政治是异质性、偶然性、语境性的暂时接合。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解接合和再接合。 3、从和谐政治(或同一性政治)转向对抗政治 不仅如此，拉墨还进而质疑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冲突斗争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的假设，强调异质对抗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状态，对抗具有不可根除性。“对抗”是拉墨用来阐明其身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墨承认，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2](P9)对抗不同于对立，对立只是对抗的特例；对抗则是人的社会生存的本体状态。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对抗是社会存在与建构的前提条件。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绝对封闭和固定，社会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最终缝合。拉墨指出：“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差异的，那么，足以看出差异体系并非封闭的，它遭受外在语境结构行为的损害。因为任何认同(即存在，而非实存)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所表明的赋予事物存在以固定本质的不可能性……”[3](P133)。“主体”的绝对的、内在的、固定的同一性已经不可能，相反，同一性是多元决定的(或者说，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同一性建立在具体历史性和多样化语境条件下。对抗即是一种“反—认同”，对抗揭示了认同的不确定性或歧义性。没有对抗，也就没有社会。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对抗的透明的、同质化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没有绝对同一的身份认同，只有各种异质性的主体立场在差异中的某种等值性的暂时接合。认同政治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和谐的，而是激进、多元、有限接合的。正如齐泽克所精辟指出的：“《领导权》的真正成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对抗’概念：不是把所有的实在都还原为某种语言游戏，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为结构化的区域，它涉及创伤性的不可能性，以及难以被象征符号化的断裂。”[1](P301)拉墨的身份政治理论旨在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对抗形式提供一种理论分析范式。 拉墨认为，当代语言哲学揭示了实在的不可言说性、语言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社会对抗的不可根除性正是由话语活动生成的。对抗所表征的是某个社会成员身份的不自足性或内在自我的空缺。任何具体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自我包含的，而总是有某个外在的介入、扭曲和改写。任何具体对象的形式和本质都渗入了最根本的不稳定性。“任何认同，就它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总体中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确定的差异而言，它无疑都是歧义性的(或不确定性的)。照此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3](P89)。差异性要素是一系列漂浮的能指，而普遍性则是一个“关节点”或“空的能指”。任何差异性都可在一定语境中填充这个“空的能指”的位置，同时又可能被其他的差异性所替补。但是，如果把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绝对化，就意味着承认了它们是自我决定而非关系决定的，从而沦为要素的本质主义。拉墨既反对总体的本质主义，也反对要素的本质主义。当代身份政治的困境在于如何从多样性中创造出一种等同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拉墨主张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和有限的确定性。 4、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或象征的政治、想象的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本质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在信息时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已然失效；而应代之以去经济中心化、去生产力决定论、去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学。这是因为，当代话语理论揭示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或前话语的实存出发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政治空间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即是话语接合实践活动。拉墨认为：对象的“存在”不同于其纯粹的实存，对象永远不会被给予为纯粹的“实存”，而总是在语境总体性中链接而成。“真”、事实或另外其他的有关对象的真实性，都是在理论和语境背景之内构成的，所有语境之外的真理概念根本没有任何意义。[1](P127)不仅对象的存在是话语建构的，而且传统哲学的“主体”也是话语建构的。主体(subject)乃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应当代之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也可译作“主体立场”或“主体身份”)。社会行为主体不是话语的源泉，相反，正是话语实践建构了社会行为的主体身份。他们是基于某种具体政治诉求进行等同性逻辑意义上接合的产物，不具有那种先于话语活动的本质属性。身份认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而是经由某种主体位置或话语要素的接合而确立和拥有某种身份。新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存在于我们文明中的认同形式和主体性建构形式，必须从偶然性中去寻求普遍性被建构的文化形态，展示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展现所有普遍性的本质偶然性，建构特殊的、非重复的和超越的美。[1](P228) 拉墨指出，当代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回归“真实”的政治，而是要展开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斗争。[2](P14)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拉墨深谙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谙“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因此具有浓厚的话语建构性和文化想象性。政治在拉墨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是关于真实的自在实存的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解放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只有围绕领导权这个“空的能指”建构的社会想象，才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意义上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权因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拓展到每一领域。当然，由于理性的、普遍主义的自我认同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最终解决，民主政治也不可能终结。用墨菲的话来说，应该把激进民主想象“设想为这样一种善，即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这样的民主将始终是‘将到来’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4](P9)用拉克劳的话表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地平线”。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建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结束。传统政治哲学“基础”神话的消解并没有驱散它的不在场的幽灵。这种不在场是断言我们的多元民主规划和后现代激进的形而上学偶然性的历史有效性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双重断定构成了后现代差异政治的地平线，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时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元叙事。[3](P90) 五、话语接合主义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基本方法 为了给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构想确立一个理论基础，拉墨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借鉴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后现象学、后精神分析学等语言哲学的成果，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理论(The 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及话语接合理论，以此作为其新霸权概念的学理支撑。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话语”(discourse)及其“接合”(articulation，又译作“连接”、“链接”等)④。 拉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等论著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何谓“话语”、何谓“接合”？拉墨认为，话语不等于语言，话语与社会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话语的含义比语言更丰富，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和，是异质性因素间的特定结构方式或关系系统。接合则是建构这种话语方式的实践活动。借用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虽然这种借用不尽准确)，“话语”与“接合”可谓是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功能的区别。 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对“话语”及“接合”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articulation)，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性，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2](P114)紧接着，拉墨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特点： 1、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 关于话语的结构原则或建构逻辑，拉墨借鉴了福柯话语理论中的“分散中的规则”的建构性原则(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以建构话语形态的“差异中的统—性”。话语形态的接合方式即是“分散的规则性”，话语形态只是差异要素被连接起来并占有不同位置的等同性体系，而非被完全缝合的总体，从而颠覆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这是拉墨“话语”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分散中的规则”的解构与建构双重性的挪用，既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绝对的“结构化”(当然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总体化”或“整体性”)，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差异化和破碎化。 2、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 拉墨认为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体，话语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拉墨指出：“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1)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2](P116-117)这一点说明了拉墨所谓“话语”区别于结构主义乃至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语言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当然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二元对立)，而代之以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统一性。 3、关于话语形态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话语不可能是完全缝合或闭合的，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固化，话语形态具有偶然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区别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的封闭性，也区别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 接着，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拉墨进一步界说了何谓“话语”：“我们假设，我正在与另一个砖匠共同砌一堵墙。在某一时刻，我让同伙递给我一块砖，然后把它砌到墙上。第一个行为(向同伙要砖)是语言性的；第二个行为(把砖砌到墙上)则是超语言的。……它们二者都是砌墙这一总体行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说明从要砖到砌砖这两个要素的总体性特征呢?显然，如果这一总体性包括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成分，那么，它自身则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超语言的；它本身先于两者的区分。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discourse)。”⑤ 拉墨反复指出：“任一对象的存在(区别于实存)是在话语内构成的。”[1](P127)。在任一具体语境之外，对象并不存在(而只是抽象的实存)。不可能把任何对象的存在语境同其所谓的实在领域区别开来。这意味着，语境之外一无所有。语境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理论视域。事物只存在于某一语境的构型之中，或只存在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之中。语言游戏即是语言与行为的相互连接，如维特根斯坦为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对两名建筑工A和B递砖与砌砖的例子的语言游戏的分析，递砖与砌砖构成的语言和行为的整体即是所谓的“话语”或“语言游戏”。 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拉克劳再次以更为通俗的表述从三方面阐释了话语的特征：“第一，话语这个概念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先于语言与超语言的区分。如果我正在垒一座墙并向某人说‘递给我一块砖’，接着砖就被放在墙上。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语言性的，而第二个动作是行为性的，但是，不难理解，它们作为总体活动(即垒墙)的一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活动中的关系性要素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外在于语言学的，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话语由此与‘社会’具有共同的边界。因为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意义，所以社会行为是以话语系列——它接合了语言性和超语言性因素——的形式构成的。第二，话语的关系性特征无非就是允许语言模式在社会关系整体中普遍扩张。这并不是说：‘实在(reality)’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系统的日益形式化促成了对一套远远超越了狭隘语言学的关系性逻辑的界定。‘把砖头放在墙上’这一动作并不是语言性的，但是，它与前此要砖的语言活动的关系却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关系……这开辟了对客观性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的道路。第三个结论是从前面两个结论中推衍出来的。社会认同的彻底关系化增加了它们在新关系面前的脆弱性，即这种关系化把歧义性的效应带入新关系内部。”[3](P81-82) 拉墨的话语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新领导权(Hegemony)概念的理论依据，“接合主义”是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话语既然构成了具体社会及其实践的全部领域，当然也构成身份认同和霸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拉墨通过消解语言与实在的对立，进而取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二元对立、取消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既然“话语之外别无一物”，那么，霸权接合就不限于意识形态层面，而获得了社会本体存在的维度。领导权的形成即是各种话语接合实践的产物。社会生活的逻辑之所以不是必然性逻辑而是偶然性逻辑，社会之所以不是完全缝合的封闭结构，皆因不同话语因素的接合所造成。所有社会实践在话语维度上都是接合。社会关系不是决定关系而是接合关系，不是经济关系而是话语关系，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接合”之所以不同于“缝合”，正在于“缝合”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固化，没有剩余的意义或意义的剩余，而“接合”则是社会要素的非必然的连接，是差异要素之间的等同化。拉墨以此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使霸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层面上运作。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是一个被必然性完全缝合的、完全封闭的、同质化的社会，其中没有为偶然性留下余地。反之，在一个经由话语接合而成的具体社会存在之中，社会是不可能被必然性所缝合的。话语建构的社会是一个接合而成的开放的、异质性的、多元性的、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拉墨菲将其新社会主义策略规划为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规划为领导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使霸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动态、开放的状态下进行。霸权接合不可能具有终极性，霸权接合和再接合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领导权接合实践是类似于语言游戏似的话语活动。 拉墨以领导权话语接合理论实施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之本质主义的解构。拉墨认为，新领导权及其解放话语是一个“空的能指”。“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着一个长长的等同性的符号场域链条。”[3](P89-90)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基础论被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的地平线理论所取代。“正是基础与地平线之间的这种对照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解放话语的本体论地位的变化，更一般地，它使我们能理解到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元叙事所发生的变化。”[3](P90)。新霸权的“地平线”是一个空位，激进多元民主就是在这个地平线上运作。新领导权即是话语接合的产物，取决于新社会运动不同主体身份在语境中的某种话语召询或接合，这种领导权接合是暂时性的而非永恒性的，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解接合和再接合。 拉墨充分运用胡塞尔、索绪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利奥塔、巴赫金、罗蒂等人的哲学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把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和阐释学、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以及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乃至康德哲学一并接合(articulation)到阿尔都塞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理论话语之中。质言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可谓“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体。 在拉墨的著作中，一些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成了其理论关键词：诸如articulation(接合)、disarticulation(解接合)、re-articulation(再接合)，discourse(话语)、discursive(语境)、moments(因素)、elements(要素)、hinge(枢纽)、linkage(节点)、nodalpoints(环扣)、connotative(意涵的)、evocative(激发的)、floatingsignifier(漂浮的能指)、mastersignifier(主能指)、emptysignifier(空的能指)、difference(差异)、equivalence(等同)、syntagmaticpole(组合轴)、paradigmaticpole(聚合轴)、Metonymy(换喻)、Metaphor(隐喻)、Thesignificanceofresidual(意义的剩余)、Suture(缝合)、locutionary(以言表意的)、illocutionary(以言行事的)等等。拉墨的理论文本中到处充斥着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各种后学理论的术语，其后马克思主义堪称一种充满话语色彩的时尚理论。以至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在一篇访谈录中认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富于象征、转义和隐喻的思维特征，因而完全可以构想为“诗学”。对此，拉克劳承认并表示：“我并不反对把支配这种疏离逻辑的全部活动称之为‘诗学’。”[3](P163)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语言学转向”(广义)和“文化转向”的最新产物。他们将其“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充分地语言学化、符号学化、话语化、文学化、诗学化了，使之具有浓郁的文学性。正因为此，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把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家、后现代小说家、批评家艾柯的小说作品相提并论。[8](P5) 六、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对当代文论的启迪价值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政治思想界引起褒贬不一的极大反响和争议，对此本文暂不做评论。然而，几乎无可争议的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界几乎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拉墨的话语接合理论在晚近的文化研究中一展身手，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与发展。正如拉克劳在接受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的访谈时所说：“(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已被更新的左派所代替)这些最新的左派以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作为其理论基础。……新兴的学术左派对我们思想中严格的理论性方面(话语理论、主体理论、对抗理论等等)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其结果就是，热衷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精神分析、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人们纷纷对我们的著作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意见。”[3](P166)。拉墨的理论对文化批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斯图亚特·霍尔、托尼·贝内特、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之中。当然，与拉墨彻底的话语接合不同，晚近文化研究在借用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时，对它给予了独特的改造，体现了文化研究一贯的善于接合、善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即把单纯的话语接合发展为话语接合与非话语的接合，使得晚近文化研究走向了文化符号阐释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接合。限于篇幅，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在另文中论述。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理论虽是一种文化政治哲学，然而却具有极高的文化诗学理论意义和文化批评实践价值。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接合”乃无处不在，话语接合主义理论及其批评方法的威力随处可见。正如拉墨所指出的：“文化斗争领域在政治认同的建设中具有根本的作用。领导权并不是在狭隘意义上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的链接，而是包括了新文化的建设。这影响到人们在所有层次上的认同及其与世界关系(性、隐私的建构、娱乐的形式、审美的快乐等)的形成。以此方式来看，领导权自然并不是党派或主体的领导权，而是不同运作和中介的广大集体领导权，它具体体现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1](P227) 拿我们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来说，“接合”理论对于诠释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就极具方法论意义。艺术与宗教、伦理、政治、习俗的连接，从来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过去如此，今日依然。艺术自律只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美学观念，艺术的常态恰恰是以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连接的形态而存在。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文化审美学、文化诗学乃至文化批评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法，“接合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与方法论意义是：(1)重视话语研究，重视语境批评；(2)对大众文化批评的借鉴价值；(3)对文化政治研究的启迪意义；(4)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意义；(5)对历史转捩期文化转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6)对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意义；等等。 当代美国传播学者斯莱克(Jennifer Daryl Slack)认为：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generative)的概念之一。它对于理解文化理论家如何构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参与形塑世界至关重要”。⑥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论批评是对当代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矫正。文化研究学者可以创造性地借镜接合理论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并以“接合”克服鲍德里亚的“表征的危机”，以“接合”超越德里达的“一味的解构”，以“接合”取代利奥塔的“绝对的差异化”。可见，接合论(接合主义、接合理论、接合批评)优于解构论(解构主义、解构理论、解构批评)和后现代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接合批评比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更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建设性，体现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统一。“接合(articulation)”已然成为当今西方理论和批评中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成为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下社会运作、话语政治、理论阐释、理论建构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表征，堪称当今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一个最新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拉克劳—墨菲和霍尔—贝内特等人的“接合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接合批评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充分表明“接合主义”已接合、包容、超越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一个“接合主义”的理论时代已然来临。 因此，本文的结语是：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古今会通、中西互动、文史哲相互渗透、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美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研究及其批评实践来说，“接合”比“融合”、“整合”等术语更具有建设性、当代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和可操作性。 [注释] ①参见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译本，第43—44页。胡塞尔的“激活”方法后来在海德格尔与福柯那里发展为“去蔽”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后二者也是拉墨在其著作反复运用的基本方法。 ②国内学者最早发现并阐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解构和建构双重特性的是两位主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孔明安和周凡先生，分别见孔明安翻译的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中译本序言，第1页。另见周凡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中译者序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一文，第41页。 ③国内最早注意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用身份政治学改写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学的是孔明安先生，见孔明安翻译的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中译本序言。周凡先生也较早阐发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题的深刻变化，见周凡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中译者序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兼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一文。 ④“接合(articulation)”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articulation”本是英语中一个很普通的单词，从词源学和语义学角度看，“articulation”本义是“发音”、“发声”，引申为“表述、连接、关节”等。“articulation”中文翻译有“接合”、“连接”、“链接”、“串联”、“阐述”、“表述”、“表接”等等多种译法。笔者建议一律译为“接合”。“接合(articulation)”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那里，主要有“表征”、“连接”两层最基本的含义。“articulation”在拉墨那里，一如“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意志”在尼采那里，“现象”在胡塞尔那里，“延异”在德里达那里同样重要，堪称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一把钥匙。接合可以发生在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接合、社会的接合、政治的接合、主体身份的接合、领导权的接合等。各种接合都发生在话语层面，都属于话语表述与构型的范畴。 ⑤拉克劳、墨菲著：《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见《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第121页)。在该文中，拉墨还举例说：“如果我在街上踢一个球体，或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足球，物理史上相同，但其各自意义却不同。一个对象成为足球的前提是：只有在它与其他对象之间建立起了关系系统，且这些关系系统并非仅仅有对象实指的物质性赋予的，而是由社会性建构的。这一关系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见《新反思》，第122页)。 ⑥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David Morley，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1996.P112. [参考文献] [1]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周凡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朱迪斯·巴特勒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7]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