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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牵引，同时也要求一种学说与思想实现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理论表述，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其实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的武器和批判的武器，直面中国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而形成并发展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效地实现了现代中国文论的历史使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阐发效力并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命题，譬如，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源”与“流”的问题，典型问题，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文艺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问题，文艺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人民性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民族艺术与中国气派的问题以及现实主义文艺的诸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形成了一套革命历史时期独特的文论话语。无疑，这些文论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论和美学命题并没有全部被直接挪用，上面所提及的中国现代文论命题不全是直接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命题，有些是基于中国社会特定文化现实的新的发展。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各种历史的具体的理论实践之中。 杰姆逊在谈到很多西方现代文论例如后结构主义的历史时指出，有的虽然不能归属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但它们并不能远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是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杰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强调，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本身，也要求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中结合自己的时代问题去进一步展开和拓展理论思考。抽象地说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是固守某种教条和特定时代的理论命题与理论表述，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不是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思想，而能够落地生根，却是要有具体理论实践的，这就要求其必须深深植根于时代具体问题的阐发。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还是在中国现代文论那里，很多的问题和命题本身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阐释效力，换句话说，其“问题性”依然存在。譬如，“为谁写作”的问题，今天理论界不再提出“工农兵”方向，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并没有消失，它决定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职责，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走向和精神高度。这个问题已经转换为新的理论命题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新左翼文学”、“人民美学”、“底层叙事”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虽然未必很准确，但彰显的仍然是“为谁写作”、“文学为什么人”这种文学理想和价值诉求。同时，新的时代必然有新的时代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扩张，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全球恐怖主义和生态危机等超越冷战和核阴影成为新的人类问题，等等，如果没有对很多重要的时代问题的深入研究，理论便会失去其价值与效应。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固守传统理论而缺乏大胆创新的弊端。当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时，除了特定的历史弯路之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建设阶段它缺乏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锐气、力度和阐发力。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遇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挑战，没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成熟的理论命题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很长时期以来，大量的研究精力都被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命题的研究上去了，尽管这非常重要，但缺乏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强烈责任和深入研究，所做的努力很容易走向本本主义，没有现实的问题意识，单纯的温故难以知新，难以有新的拓展。譬如，19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曾迎来了人们空前的高涨热情，但是，当时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多是重复之前的理论命题，诸如文艺的所谓“写真实”的真实性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形成了一时的理论热点，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某一阶段理论的“拨乱”以达到“反正”的目的，起到了思想革命的某些作用，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要务和贡献所在。当时的讨论乃至争论本身也没有提供多少更新鲜的内容，并没有超越前人，也没有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命题。因此，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这些略显陈旧的理论话语和理论问题便“读来已觉不新鲜”，失去效应。在与这些西方新潮理论的碰撞和交锋中，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渐渐处于守势，被西方新潮理论制造的话题和热点诸如“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等所牵引乃至裹挟，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的定力、自主性和提问能力。并且，这些新潮理论本应被改造、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机成分，却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而无法让这些新潮理论成分被吸收，甚至导致它们喧宾夺主，从理论问题本身到人才、学术资源，不断冲击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即使自然科学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更不用说用以阐释不断变化的社会及文化现实的人文社会理论。恩格斯曾说过：“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不断出现，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在这里，所谓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回避这种创新的使命，是一种懒汉主义。以杰姆逊为例，他说，“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所身处的时代本身”，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这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杰姆逊所关注的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在他那里有了一个真实的结合。 如果说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批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的任务是使用其“批判的武器”，真正完成文化的批判与建设。这里不是要所谓“告别革命”，不是所谓今是而昨非，而是要直面新的时代命题，其理论重心要做应有的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需要将自己的理论重心转向“文化哲学”，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我看来，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寻找到当代中国的时代命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审视它们，形成自己的理论表述。譬如经济全球化及其与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人的主体性确立的问题、文学的个人性与公共价值的问题、文艺的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问题、大众文化与艺术生产问题、消费文化时代文化消费的平等权问题、主流文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不都是之前的文论所遭遇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予以深入的思考和解答，自然就把理论阵地和理论领导权拱手让人。 作为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是时代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路径，只有作用于其所身处的时代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寻找到时代的真正问题，形成理论命题，以“术语的革命”，实现当代形态文论话语系统的建构。 [注释] ①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