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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总绕不开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1827年歌德对比阅读中国的传奇与贝朗瑞的诗歌之后，呼吁德国人跳出自己的狭小圈子，环视周围外国民族的情况。他没有使用同时代人发明的“欧洲文学”一词，而创造性地用了“‘世界文学’这个神奇的词”。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的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经常要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1］113－114歌德一方面讲世界文学，一方面又把古希腊这个国别的文学作为模范，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可以作为规范。他的博大胸襟依然以欧洲为中心，“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学吸纳到他们的视野之中，以为这就是世界文学”。《歌德谈话录》的这句话是学界常常引用的，但不要以为它囊括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看法的全部。舒尔茨(H．J．Schulz)和雷恩(P．H．Ｒhein)合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把散见于歌德的论著、书信、谈话、日记和期刊之中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辑录在一起，使我们能一窥其全貌。那么，歌德提出该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可是，这个简单的答案，却建立在一次次血腥战争、一场场惨剧之上。歌德说:“可恶的战争导致民族间陷入混乱和纷争后，它们不可能回复到原来安宁、独立的生活，也不可能忽视它们业已了解的别的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它们在无意识中吸收、采纳，并在不同场合渐渐认识到先前所没有意识到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需要。由此产生了睦邻间来往的意愿，而不再像先前那样闭关自守。它们渐渐渴望有某种或多或少自由的精神方面的交流。”［2］当然，“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从而使今后的战争在恶意和毁灭性上要小于拿破仑一世发动的历次重大战争。歌德在成年时期经历了那些战争，对他来说，那是文化和文明的全面崩溃”［3］。歌德的整体世界文学观成为后人思考的起点。 与歌德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生产的空前进步、资本的疯狂扩张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作为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深刻动因。他们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4］470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为后来的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恩与歌德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未对“世界文学”这个术语进行理论的界定和阐释。自此以后的世界文学研究应该说是在不同的方向和路径下展开的。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狭义)，莫不如此。我们能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发现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苏联于1952年成立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全世界的文学”［5］。该研究所的最大综合性研究成果体现在，历经30余年时间组织、编纂而成的《世界文学史》。“书中的每个专章几乎都是由该领域的专家负责撰写，近50位苏联专业编辑人员参加了这套书的编辑校订。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民族、多语种的丰厚的学术力量，使其有可能全面把握整个世界文学史，学者认为，无论在篇幅规模上，还是在涵盖的时间跨度和论及的人类文学史的广度上，《世界文学史》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学史研究工程，堪称世界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6］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对我们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书写世界文学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戈德曼、马歇雷、雷蒙·威廉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关注过世界文学的问题，虽然他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类型时各自有一种独特的思想和路径”［7］。卢卡奇在这方面的成果尤其丰硕:1937年的《历史小说》考察的是司各特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1949年的《世界文学中的俄罗斯文学》(德文)，思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罗斯小说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969年的《匈牙利文学－世界文学》(匈牙利语)，探讨了匈牙利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1970年出版《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精选》。英国的柏拉威尔在其著作《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年)一书中，专列“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一章来讨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柏拉威尔十分赞同马、恩的观点，他从传媒技术的发达方面证明“《共产党宣言》的预言没有完全落空”，“‘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已表明“‘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然而，只有到了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世界文学”理论才成为一个文论焦点。这也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茅盾、周扬、郑振铎都思考过世界文学的问题。1954年黄嘉德发表《世界文学在苏联》一文，介绍和赞扬了苏联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目前流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和研究著作，也谈及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如王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畅广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陆建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马、恩的文艺理论著作的选讲更是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如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21世纪的中国学界强烈关注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其研究集中在阐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或是马克思“世界文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并结合中国文学的状况进行思考。兹撮举代表性的观点和思路。曾庆元将马、恩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世界文学’观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站在时代高度上完全可以说，是否具备世界眼光，有无开放意识，是共产党人是否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表现。” 杜书瀛从全球化的角度解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马、恩的世界文学观。他说:“在马、恩之前，歌德也强调‘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由先辈得到启示，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多元化、价值共享、弥散性，现今世界上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另方面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和促进作为全球文化共享的真正的全球化。”［8］ 李思孝认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纯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在内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等全球化物质基础上的现实和必然。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剔除民族间的隔阂，克服本民族的局限性，互通互利，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变成世界各民族都能共同欣赏的公共财富。”［9］涂艳蓉与李思孝一样肯定马、恩理论:“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涉及的是世界文学的共性与民族文学的个性间互促交融的辩证关系。同时，马、恩的＇世界文学＇理论也为自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比较文学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10］ 吴亚南考察了浪漫主义对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的影响。他认为，“我们普遍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阐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但这种阐释方式存在诸多局限。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诗学理论，与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对差异性、非决定性以及一体化与个体化统一的有机整体原则的尊重，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成本质结构和形态特征。‘世界文学’本质上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价值理想，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与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内在地融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试图理解的马克思‘世界文学’理论的本质内涵”。［11］ 马汉广从变化的时代、文化背景出发，思考了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的问题。他指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出，已不同于歌德和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它既包含有那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同时又是一种消解中心、多元并存，以全球化眼光看待本土经验的文学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场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的大合唱，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2］ 姚鹤鸣思考的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应该持有的价值立场。其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不仅涉及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产生的原因，而且还隐含着对‘文化侵略’的批判。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全球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强势渗透，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忧虑和恐惧。在全球化的交流和影响中，既开放吸纳，又维模自律。敢于对外吸收和坚持民族传统的策略并不相悖。”［13］ 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美国学者杰姆逊对“世界文学”抱以极大的热情，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并对长期以来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的误解进行了校正。杰姆逊说:“人们通常认为‘世界文学’应是由一些经典作品组成，它们能超越直接的国家，民族语境而打动形形色色的读者，然而实际上歌德和其他人倡导‘世界文学’时的用意并不是这样。要是我们细读歌德在这方面的零散文字，我们会发现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知识界网络本身，指的是思想、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新的模式。歌德自己在魏玛遍读当时来自欧洲各地的优秀报刊，像《爱丁堡评论》、《两世界评论》等等。这些报刊都鼓吹和强调这种不同语境间的思想、文化联系。在歌德看来，真正新颖的有历史意义的事物乃是人们如今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他国异地的思想环境并与之沟通，为此他创造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在目前的新语境下似乎已不那么恰当了。我相信某种类似的事物正在一个远为巨大的规模上出现，但我们在鼓励这种事物发展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就文学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创作某种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从而跨越民族环境去诉诸所有的人。相反，我认为‘世界文学’的含义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它意味着当我们同别国知识分子交谈时，本地知识分子和国外知识分子不过是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媒介。”［14］47－48简言之，杰姆逊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应该建构起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杰姆逊重视第三世界的文学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的一个有效补正。 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世界文学的思考，集中见于他们在《新左派评论》上的讨论。其中的部分观点国内已经有所关注，特别是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的理论。但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比起来，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尚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辑译了相关论文。2014年冯宪光撰文《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专门讨论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理论。鉴于莫言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冯教授说:“面对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我们还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理论。”文章的最后，他呼吁道:“我觉得应该重视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世界文学这个焦点话题的研究成果。”［15］ 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观的前提在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不同之处在于，他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为基础。他《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观:中心、半边缘、边缘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输入形式与当地形式、当地材料的交融和斗争。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把马克思、布罗代尔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社会体系，可以“简单定义为一个带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体系的单元”［16］98。它包括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帝国两个变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有三个结构性位置:核心、半边缘、边缘。具体来讲，该世界经济体系起先以西北欧地区为核心、以地中海沿岸欧洲为半边缘、以东欧和美洲为边缘，后经不断扩张覆盖了全球。“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核心一半边缘—边缘这样的一个结构却是始终存在的。”［17］它们的“这种劳动分工方式建立在地区间存在不平等交换，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却是以这种不平等为基础的。该体系的众多后果之一体现于国家结构中，即继续进行的交换过程使边缘国家不断削弱，而核心国家不断增强”［16］73－74。莫莱蒂在世界文学与世界体系之间坚持一种类比思维。对于他而言，“世界文学的确是一个体系，但是一个内部纷繁多样的体系。此体系是唯一的，但不是整齐划一的。英法是文学的中心，它试图使得这个体系变得整齐划一，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抹掉实际的差异。(顺便说一句，这里可以看出，世界文学研究是怎样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世界范围内争夺象征霸权的研究。)此体系是唯一的，但不是整齐划一的。回顾一下文学史，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如果1750年后小说的普遍兴起，是西欧模式与本土现实妥协的结果，那么，不同地方的本土现实是不同的，正如西方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回到我所举的例子，西方文学在1800前后对南欧的影响，要比在1940年左右对西非的影响更强烈。各种力量在不断变化，而互动过程中的妥协也在不断变化”［18］。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争夺形式霸权，那些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尚且处于劣势。同样地，英、法作为欧洲小说的中心，即使它们的形式领地遍布全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同化掉当地的形式，因为当地的形式的根基在于当地的物质现实。英、法输出自己的叙述形式时不仅遭到周围国家(半边缘国家)的反抗，而且在远隔重洋之外，它们如想落地生根尚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契机。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写作序言时，杰姆逊意识到，在现代日本小说的起飞中，正如三好正雄《沉默的同谋》所言:“日本的社会经验素材和西方小说结构之抽象形式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融合无间的鸿沟。”另外，穆克吉伊《现实主义与现实》有关印度小说起源的研究结果亦与此类似［19］237。施瓦茨在巴西小说中发现了同样的模型。莫莱蒂对这个模型、“规律”深信不疑，因为它不止出自杰姆逊等5人，而是来源于一群小说研究者得出与此一致的看法:加斯帕莱蒂(Gasperetti)和葛茜罗(Goscilo)论18世纪晚期的东欧小说，特斯奇和马尔蒂－罗佩次论19世纪早期的南欧小说，弗兰克和索姆论19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小说，弗雷登论19世纪60年代的意第绪语小说，穆萨、赛义德和艾伦论19世纪70年代的阿拉伯小说，艾文和帕尔拉论同一年代的土耳其小说，安德森论菲律宾作家的《禁止接触》，赵毅衡和王德威论晚清小说，奥贝齐纳(Obiechina)、艾雷来(Irele)、夸逊(Quayson)论1920到1950年间的西非小说，再加上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它包括四大洲，跨越两百年，关涉20多种文学批评论著［20］58－60。然而，莫莱蒂对杰姆逊的模式到底仍存有异议。对杰姆逊而言，那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二元的:‘西方小说结构之抽象形式模式’和‘日本的社会经验原料’，总体上就是指形式和内容”。对莫莱蒂而言，“它多半是三角关系:外国形式、本地材料和本地形式。简单一点说:外国情节、本地人物、本地叙述声音，正是这第三个维度使得那些小说似乎很不稳定”［20］65。恰恰如是，西方形式与当地经验遭遇后使问题复杂起来。输出的西方形式若想在输入国受到一定的重视、发挥一定的功用、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必须与当地的经验、素材妥协。否则，它便会被打入冷宫。由于西方形式与当地材料不可能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一起，注定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文学体系格局矛盾不断。今天西方占据要津，成为唯一的世界体系的核心，但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经济趋势预示着中心将会多起来。只是不知道风水转到何时，才会转向现在的边缘。以上是莫莱蒂世界文学观的第一层面。 莫莱蒂借用了历史学家对世界文化的两个比喻来阐释世界文学形态的历史演化:树和波。树即达尔文系谱树，是比较语言学的工具;波多用于历史语言学。而且，他用这两种模型来探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关系。 “这就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劳动分工的基础:民族文学让人看到树;世界文学让人看到波。劳动分工和挑战，两个比喻都在起作用，但那不意味着它们起着相等的作用。文化史的产物总是综合性的，但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哪种机制占主导?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树还是波?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幸好尚无定论，因为比较文学学者需要这种分歧。”［20］66－68 日本学者沼野充义支持并应用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面的树、波模型来分析日本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克里斯多夫·普伦德加斯特、弗朗西斯科·奥尔西尼、埃弗拉因·克里斯塔尔、乔纳森·艾瑞克阿普特、艾米丽·阿普特、耶鲁·帕尔拉等人与莫莱蒂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针锋相对的驳难。莫莱蒂的《再猜想》对这些人的批评和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小说的范式地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及它们对文学形式的影响、比较分析的性质。莫莱蒂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态度，实质上表明他的世界文学观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这跟他宣扬的立场是相悖的。 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依靠《文字的世界共和国》一书获得世界性声誉。她以布罗代尔和布尔迪厄(在这点上莫莱蒂跟她的思想资源是是一样的)“等人的学说为依据，主张文学相对于国家政治的‘独特权力关系系统’，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文字的世界共和国’，过激地主张废除‘文学史’，直接以文字形态来再现各国文学。而达姆若什则明显受到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的影响，将世界文学与后工业化社会的汽车等商品生产进行原理认证，提倡后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生产的历史观”［21］。在《文学作为一个世界》卡萨诺瓦探讨文学、历史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卡萨诺瓦从“空间”角度思考世界文学是其独特之处。该空间是历史地形成的。世界文学研究应该超越疆界。她否定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文学观的恰适性。因为那个体系是不平等。这是一个“文化生产空间”，是卡西尔所说的“象征形式”，是“作家、读者、研究者、教师、批评家、出版商、译者等文学活动者”构想的空间。在该文中，卡萨诺瓦依然坚持认为在这个文学空间之中充满着权力的斗争:有统治、有反抗。［22］1－20 克里斯多夫·普伦德加斯特的《协商中的世界文学》批评了卡萨诺瓦、莫莱蒂的理论:卡萨诺瓦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是“勇敢而又缺陷的书”，它在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迂回、游戏;莫莱蒂“试图为文学史绘制地图，进而用时间轴线来勾勒文学空间。被转化成时间的空间进而构成了这样一种地理面貌，它与其说是流变的，不如说是固化了的”。与卡萨诺瓦不同，他赞成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重视使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来分析世界文学这个空间。卡萨诺瓦用“民族—竞争”模式来解决所有文体史站不住脚的。他没有看到竞争之中的融合和边界的抹除。他列举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拉辛、逆写、爱尔兰文学、作品形式为例证进行分析。“华兹华斯的个案不仅告诉我们民族间竞争不一定是最关键的文学发展中的首要决定因素，而且让我们认识到对‘民族’的那种大而化之的构想掩盖民族各个不同区域的全部不同习俗。卡萨诺瓦对待16世纪以降的任何独立的文学/语言共同体，无不将之当做典型民族共同体来处理，不论它实际如此还是她希望如此———这就是她的这部书的最大缺陷。”［22］21－42 赵文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做了这样的总结:“相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探讨，这场‘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最主要的新观点在于从内部、从‘文学生产’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在‘生产’、‘分配’、‘流通’，乃至世界文化市场中的‘消费’机制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解答，或许将会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文学批评的焦点。”［22］译序3－4这种看法植根于马克思阐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环节的模式。其实，后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吸收了其他学科中的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尤其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布尔迪厄，莫莱蒂甚至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引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概念———基本上没见到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引用马、恩的著作，他们却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立场，而是要视野开阔大胆地整合各学科的资源。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偏颇:对东方文学涉及较少，特别是中国文学。如果不重视中国文学将是残缺的，尤其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从以上的文献梳理来看，他们都着重于从理论上去探讨“世界文学”理论，并得出了一些比较令人信服的观点。种种观点之间针锋相对，讨论仍将继续。总结起来，我们觉得有这个样几个问题还需要解决。(1)谁的世界文学?如果书写一部世界文学史，哪些作家作品该入选?在所在国并非经典的作家作品，在外国是不是一定就会排除出文学史之外?当然，这又还原到了“文学是什么”一类的本质问题上。(2)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论差别在哪里?(3)全球化时代，建构西方世界文学理论的学者们如何克服他们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4)在“世界文学”理论的框架之中，我们常见到的一对术语是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学者们往往在争论如何保持民族文学的特性以及应对全球化浪潮。我们的问题是，民族文学还是国别文学?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以来才出现的政治现象，而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构成的共同体。以中国为例，从民族文学角度来讲，由于中华民族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构成(这是一个双层结构)，那么，我们在书写世界文学史中国部分的时候只包含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恰当吗?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处理?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又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5)因此，即使在理论层面上对“世界文学”的内涵、外延以及世界文学史的演变形态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实际操作层面依然会遇到许多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文学”理论，在“照着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接着讲”，讲出自己的力量与特色。希望我们在与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对话中，建构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和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操作规则。 参考文献: ［1］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J］．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2):1－8． ［3］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J］．刘宁，译．学术月刊，2007(6):32－3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张捷．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70周年［J］．外国文学动态，2003(2):19－21． ［6］颜维琦，曹继军．绘一副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学地图［N］．光明日报，201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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