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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识形态论视为马克思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非常片面的，我们试图用一种活动、两大关系及两种中介、三大形态，来概述马克思艺术哲学的完整体系：一种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两大关系为“人与物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两种中介是“经济基础”、“自由时间”，三大形态是“意识形态艺术（或政治艺术）”、“商业艺术”、“自由艺术”。如果以“物质生产”为原点，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为纵坐标，以“人与物自然关系”为横坐标，大致可勾勒出以下图示：
我们认为，以上图示才能反映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的完整风貌，意识形态论只是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之一维，而非全部。 首先看作为原点的“物质生产”——我们强调这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或者说，“物质生产”理论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以“物质生产”为原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万般现象，乃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基础的立场和方法，因而也是区分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本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本开新，首先要回到“物质生产”这个原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可以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这个起点同时必须置于“物质生产”这个原点中来加以考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首先是受动的、有限性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这些“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的生命力在“物质生产”中才能得以现实地表现出来，而作为生命力表现的物质生产，也就成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超越自身受动性、有限性的重要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又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3]——马克思后来还分析道：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狭隘性、个人的孤立性，同样体现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超越这种有限性的方式就发展物质生产力、扩大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因此，从人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以个人存在的有限性为逻辑起点的话，那么，马克思揭示：个人可以在“人与物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中超越自身有限性，或者说这两大关系也就成为个人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两个基本向度——而这两个基本向度又交汇于物质生产之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给人印象最鲜明的，或许是对其社会关系对抗性（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矛盾）的揭示，但其社会批判最深刻的地方却不在此，而在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的揭示，而且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抗性恰恰是建立在其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基础上或者说是从其中衍生出来的。再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来看，20世纪以来的新资本主义较之“19世纪资本主义”的一大不同特点是对社会关系对抗性（阶级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未变的却是仍然没有摆脱其物质生产的内在对抗性——也正因此，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固有的内在对抗性，来分析和揭示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新资本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上依然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马克思《资本论》对“物质生产”即通常所谓的“劳动”的经典定义之一是： 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形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5] “劳动”就是人支出“自己体力和智力”、“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的活动——这是马克思从“人与物自然关系”对“劳动”的经典定义，而马克思强调人的实际的具体的劳动又总必然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这是从“人与人社会关系”对“劳动”的描述：马克思固然反对完全撇开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来讨论劳动，但他同样反对完全撇开“人与物自然关系”来讨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之“唯物性”重要表现正是强调人类社会、文化、精神等等的一切发展皆是建立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基础上的，而一切历史唯心主义在讨论社会历史时当然不会完全无视人与人社会关系，其“唯心性”恰恰体现在不把社会关系建立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基础上。马克思强调指出：即使是奴隶劳动、现代工人奴役式的劳动，也非劳动者单纯支出“体力”的纯粹的生理活动，而同样也是包含着“智力”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马克思把劳动生产力与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力”联系在一起考察——这是马克思不同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观的关键所在。既然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人同时支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或者说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交融在一起的，因此，所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区分就只是相对的，即前者相对侧重于“体力”支出、后者相对侧重于“智力”支出：马克思的“劳动”观已超越了“物质-精神”的简单对立——在此意义上，精神生产只要物化出客观的产品，也同样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当马克思把艺术创造视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时，他也就是是艺术活动视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而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精神生产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自由的活动——在此意义上这种精神生产与狭义的物质生产就是同质的——马克思从“时间”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明确区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存在于“自由时间”中，而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无论是狭义的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皆存在于“必要时间”中。我们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正是首先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为逻辑起点。 “人与物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乃是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基本维度——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维度又是以“物质生产”为原点的，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这两大关系是“现实性”的，而这两大关系也可以是“观念性”的，如马克思指出：古希腊神话就是对当时“人与物自然关系”的一种观念反映，或者正体现了古希腊时代人与物之间“观念性”的自然关系——当然，马克思更关注的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现实性”跟“观念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其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所要探讨就是这个问题，在此模式中：物质生产生产人的“现实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而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则生产人的“观念性”的社会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反映”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艺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我们强调：这只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对艺术形象的一种揭示，这确是马克思艺术哲学的一个方面，但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而非全体，马克思还从“人与物自然关系”对艺术创造活动进行了分析。 初步清理出以上理论图景，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后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意识形态论存在着明显的偏失： （1）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最终的基础就不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是立足于“物质生产”之上的“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物自然关系”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单纯、孤立的艺术意识形态论的问题就是割裂了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最终的哲学基础来看，是不符合马克思艺术哲学的基本理念的；当然单纯、孤立地强调自然关系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理念的。我们把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之上对“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物自然关系”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的哲学思路称为“‘关系’哲学”，而把探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的艺术特性的理论，称之为“审美生产主义”，这种审美生产主义以“人与物自然关系”为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这种自然关系跟“人与人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最终以马克思的“关系”哲学为理论基础。 （2）从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来看，艺术的三大形态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三重关系，而艺术意识形态论只揭示了其中的一重关系——从以上图示来看，即只揭示了纵向关系，而忽视了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之间两种横向关系，因而是相当片面的。从艺术活动本身来看，艺术活动乃是“观念传达”与“形式创造”这双重活动高度交融的活动——而从“关系”的角度来看，“观念传达”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交流”（Idea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man）或者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表述是“人与人之间的象征（符号）交换”（Symbo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man），而“形式创造”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在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的完整坐标系中：从“人与人社会关系”这一纵坐标来看，艺术是一种观念传达活动，物质生产生产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而艺术活动作为精神生产则生产人的观念的社会关系，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活动，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物质生产创造出“经济基础”，艺术等是立于此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反映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活动。从“人与物自然关系”这一横坐标来看，艺术作为一种客观的形式创造活动，与狭义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不同处在于：狭义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非自由的，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活动既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非自由的：物质生产创造出“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若不游离出盈利活动则为商业艺术，而若游离出盈利活动则为自由艺术，而自由艺术与狭义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乃是彼岸（自由王国）与此岸（必然王国）之间的横向关系。 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作为“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过集中的批判，后来他不再仅仅停留于人本主义层面进行批判，但却并未放弃批判的基本思路：《手稿》有很多从“人与物自然关系”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所作的批判，但已开始重视从“人与人社会关系”展开批判，而其后更趋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侧重于“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展开批判，但依然没有放弃“人与物自然关系”之维——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过程中，其侧重点或许有所转移，但其成熟绝非表现为用“人与人社会关系”完全替代“人与物自然关系”——从“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后期与早期理论就不是一种断裂，而是连续性的发展。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成熟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自由时间”理论，可以说恰恰延续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的基本理论思路（古德纳对此有所揭示，见后）——其成熟的《资本论》中的经典表述是：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 马克思以上实际上揭示了应从两个方面扬弃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对抗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云云，涉及的是扬弃私有制，进而扬弃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对抗——这是从“人与人社会关系”来看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相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来说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是相对的，总体上来说“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在狭义的物质生产——这种生产即使扬弃了私有制——的“彼岸”。由此可以推论说：即使扬弃了私有制，扬弃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对抗性，也不能使人类直接进入自由王国，或者说“真正的自由王国”并非是在“人与人社会关系”——不管这种关系如何和谐——中建立起来的，而只能是在“人与物自然关系”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从“时间”的角度，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种“真正的自由王国”与狭义的物质生产的关系：“工作日的缩短”意味着把物质生产创造的“自由时间”从为资本增殖的盈利活动中实际地“游离”出来，而拒绝把物质生产创造出的“自由时间”从资本增殖中“游离”，就造成了狭义物质生产的时间或者说“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 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象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¾¾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¾¾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¾¾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象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7] 而“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抽象对立，表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采用的是“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 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发展。[8] “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直接的物质生产（必然王国）”与“真正的自由王国”之间并不必然地就是对立的——而造成两者之间的对立，正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的表现。马克思把艺术视为存在于“自由时间”、“真正的自由王国”中活动之一，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对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就是敌对的”——这种敌对，从时间上来说体现的就是“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回到上引《资本论》那段经典表述，扬弃了私有制的物质生产与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自由活动依然是不同的，两者之间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但却非抽象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剩余价值”是一个价值哲学范畴的话，那么，“自由时间”则是与之对等的“时间哲学”范畴，而如果说“剩余价值”论更多批判性的话，那么，“自由时间”论则既具批判性又有建设性：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艺术，乃是马克思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的重要立足点，也是马克思推断如何扬弃这种对抗性的重要立足点，而由此立足点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对抗性，显然并非直接是指人（工人）与人（资本家）之间社会关系的对抗性。把艺术活动单纯框定在意识形态活动这种单一形象中只揭示了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单一的纵向关系，严重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横向关系，必然使马克思艺术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丧失殆半。艺术生产三形态论，马克思有过直接论述，首先有着充分的经典文献依据，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可以从马克思广义生产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的，又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传统单一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新重建。 （3）艺术三大形态论揭示了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三重关系，如果按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传统的三分法，即把社会生活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艺术意识形态论主要涉及的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而未及艺术与经济之间的直接关系（经济活动只是通过“经济基础”间接地与艺术活动发生关系），而马克思恰恰主要是在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中揭示艺术的自由问题的。马克思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可以说主要强调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这又集中体现在他和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中：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文学艺术往往回避、掩盖乃至扭曲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冲突性，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揭示出这种矛盾冲突，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政治批判——这其中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的揭示和批判是间接的，马克思强调：只有只有立在物质生产这个地盘上，“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特别社会形态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对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就是敌对的”，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的艺术不同于“意识形态”，它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直接“敌对”的，因而可以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进行直接的揭示和批判——因此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内在对抗性能够进行直接揭示和批判的，是作为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艺术，而非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进一步说，作为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的艺术，乃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的立足点，仅仅停留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中讨论艺术的意识形态论，不仅对马克思完整的艺术哲学思想来说是一种损失，而且对马克思整个的哲学思想体系、整个的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也是一种重大损失。 （4）在以上立于“关系”哲学的艺术理论坐标系中，我们也会给商业化的艺术活动作出明确的定位——马克思指出：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9] 按马克思的艺术意识形态理论，作家著作中的“观念”乃是对物质生产中存在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经济基础）的观念反映——马克思强调作家并非借此使书商发财，也就表明：商业化的写作活动并不是相对于人与人社会关系而言的——马克思还指出： 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10] 可见，商业化艺术活动是相对于人与物自然关系而言的：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成为“商品”，不是因为其中表现了艺术家的“观念”，而是因为其中物化了艺术家的“劳动力”，而艺术商品的“交换价值”来源于艺术家的“劳动力”而非其“观念”——在此意义上艺术活动同样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 本来，艺术作品产生的过程乃是观念表达与形式创造这双重过程高度交融在一起的活动，作品的形式创造过程就是艺术家劳动创造力物化为产品的过程——这是在人与物自然关系中进行的，如此艺术形式创造活动就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活动。马克思指出：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了5磅，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11] 尽管《失乐园》“可以成为”商品而卖了5磅，但马克思密尔顿创作《失乐园》的过程并非商品生产过程，即“生产劳动”过程，“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表明密尔顿以在创作中充分发挥出能动的创造力本身为目的，可以说这是其劳动创造力自由的支出方式——而“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则以“增加资本的价值”为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活动与狭义的物质生产就是同质的，而其编写过程中创造力的发挥本身则成为手段，这是其劳动创造力非自由的支出方式——而马克思的“必要时间-自由时间”论则更清晰地揭示了这两种艺术活动的差异：商业化艺术是一种存在于“必要时间”中的活动，而自由艺术则是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活动。马克思通常所说的狭义的“物质生产”始终存在于“必要时间”中因而始终是个“必然王国”（见前引《资本论》语），而当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也“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时，这种艺术生产也就同样存在于“必要时间”中——这就与物质生产同质而与“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对立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传统的物质生产越来越符号化、文化化，因而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日趋减小，而另一方面传统的精神生产也日趋大规模地商业化而与物质生产同质——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来说，“物质-精神”之对立已显得不明显，但“自由-不自由”之对立则更加凸显。 总之，审美生产主义与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皆是建立在“关系”哲学基础上的，并会通于这种“关系”哲学。从马克思艺术哲学整体的理论格局来说，审美生产主义是对艺术意识形态论的一种补充，而非对其否定：从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来看，艺术意识形态论主要讨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而审美生产主义则主要讨论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并最终试图对艺术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作出通盘的系统考察。我们是在马克思“关系”哲学中建构审美生产主义的，“人与物自然关系”只是审美生产主义的逻辑起点，而审美生产主义最终的立足点则是“人与物自然关系”跟“人与人社会关系”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中，人（工人等）与物（产品、资本等）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对抗性的自然关系，又造成人（工人等）与人（资本家等）之间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反之亦然；而在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的自由劳动”的艺术生产中，人（艺术家等）与物（艺术品等）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和谐的，这种非对抗性的自由、和谐的自然关系，就造成了人（艺术家等）与人（艺术欣赏者等）之间社会关系的自由、和谐——这是割裂跟“人与物自然关系”的关联的孤立的艺术意识形态论所无法揭示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和矛盾皆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内在对抗性密切相关，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尽管充满矛盾和对抗，但也是人的能动性的生命创造活动，而为了充分揭示其内在对抗性，就必需有与之相异的“参照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些生产活动如手工艺活动、部分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活动等之中发现了这种参照系，这些活动成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对抗性的坚实而具体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这种参照系和立足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会成为为批判而批判——如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所做的那样。也正是有了“自由的精神生产”作为具体的参照系和立足点，马克思才得以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性，因而其理论就不仅仅探讨如何解构、摧毁、颠覆资本主义，同时也探讨如何建设一种扬弃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新社会，也因此其思想不仅仅是批判性、解构性的，同时也是建设性、建构性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艺术哲学试图把未来社会“审美化”，或者说立足于一种审美乌托邦来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性。建基于以物质生产为原点的“关系”哲学上的马克思艺术哲学，与探讨所谓艺术发展内在审美规律的资产阶级的现代艺术哲学完全不同，艺术哲学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割裂，乃是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特性，而马克思哲学思想则超越了这种割裂。因此，准确而深入地把握马克思艺术哲学，既有利于更深刻而全面的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性，同时也有利于审视现代西方艺术哲学的孤立性、片面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后，有关“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学表述广为流行——将此视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唯一定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非常片面的误读：马克思既非单纯在“社会关系”中描述人的特性，当然也非单纯在“自然关系”中描述人的特性，整体来看，马克思恰恰是在“社会关系”、“自然关系”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中探讨人的特性及人类社会的万般现象——因此，“关系”哲学的建构，又是一种“回到马克思”以反本开新的过程。 以上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史中，来揭示审美生产主义建构的重大意义的，还可以置于更开阔的现实和理论语境中来揭示其意义。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理论特点：（1）是重视历史现实而与时俱进；（2）是在对资本主义各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各种理论或者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发展自身。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之上对“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物自然关系”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的哲学思路概括为“‘关系’哲学”，置于西方思想史背景来看，其鲜明的独特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首先，具体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主要考察“精神生产”，而很少顾及“物质生产”——并且西方近代直至现代的哲学尤其所谓“人文哲学”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与之相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倒是集中研究“物质生产”，但是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只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物质生产劳动，而新古典主义者对古典自由主义有较大的拓展，但其基本预设即“经济人”假设依然未变，因而依然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物质生产劳动，而马克思则揭示和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同样也是能体现人性本质的一种基本需求，这种劳动需求不是物质性、功利性所能限定的，它同样具有精神性、超越性——人的本质、人的活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是割裂、对立的，而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点则是超越了这种割裂和对立。其次，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向来看：传统哲学有割裂人（主体）与物（客体）关系的倾向，当代哲学则出现了超越这种割裂的趋向（如海德格尔等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主体间性理论、生态主义哲学等等）；传统哲学有关人的本质的“个人原子主义”则有割裂人与人关系的倾向，当代哲学对此也有所超越——这无疑是西方哲学的进步，但总体而论，西方当代哲学依然没有把“人与物关系”、“人与人关系”这两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自觉意识——而马克思哲学的最根本特点，可以说既非单纯地强调人（主体）与物（客体）的统一关系，也非单纯强调人与人的统一关系，而是强调这两大关系之间的统一关系——由此来看，马克思“关系”哲学，无论是置于西方近代哲学还是当代哲学中，都具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并具有着整合西方当代哲学不同理论倾向的理论力量。 再从西方当代理论整体格局来看，消费社会文化与全球化乃是其研究中的两个热点，但总体来看，迄今，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理论与全球化理论是割裂的，或者说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理论恰恰缺乏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这在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国的日常生活、消费社会研究等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当中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这些学派的理论时，也只是“跟着说”，同样缺乏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发端尽管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但是，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因此，全球化现象是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资本主义的生长史来看，“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相对而言还主要侧重于商品贸易，20世纪“冷战”结束前，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已开始金融的全球化——但相对而言这还只是“半球化”，而“冷战”的结束，则标志着阻碍资本全球扩张的最后壁垒也被推倒了——其最形象的标志是柏林墙的被推倒，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加畅通无阻了。金融全球化（美元霸权）、跨国公司等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WTO，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符号”之“消费”在社会生活整体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这恰恰只对西方社会内部来说是如此，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西方消费社会之所以会如此，又与西方世界把“物品”之“生产”越来越多地推到了非西方世界密切相关，或者说，当西方世界把“物品”之“生产”越来越多地推到了非西方世界时，西方消费社会就更加成熟了，西方世界就更像是个“文化符号”世界、单纯“消费”的世界了——西方消费社会的成熟及其未来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符号”之“消费”与非西方“物品”之“生产”，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已经形成，而西方世界会不遗余力地维持这种国际分工格局。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必然使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生转型，由于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因此较快发生转型的应是经济学，目前，西方社会学也开始作相应的调整：比如传统的社会学往往以社区、阶层等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国的日常生活、消费社会研究等大抵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学单位基础上的，而今天国家、跨国的区域等也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并且，不对这些新的基本单位作充分的研究，传统的社区、阶层等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阐释。消费社会转型已使西方当代社会科学自觉地实现了范式转型，即使研究重心由传统的“生产”转向“消费”——而如果从全球化视野来看，这种范式转型恰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学单位上的，如果以国家及跨国的区域为社会学单位，以“消费”为主导范式就只适合分析西方世界，如果分析“全球”，就必须把非西方世界的“生产”也纳入研究视野——我们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在基本理论范式上依然强调研究“生产”的重要性，或者说强调“生产主义”范式的重要性，就是立足于全球化视野的一种理论诉求。同时，在当今全球化格局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学者，我们强调“生产主义”范式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一种基本的本土化立场。在理论上，审美生产主义力图融会贯通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理论与全球化理论，或者说力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西方的消费社会文化理论。 有不少西方当代学者宣称：由于是建立在传统的“生产型资本主义”之上的，在新的消费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是，“消费型资本主义”尽管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而其中依然有不变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这又尤其表现在依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内在对抗性上。实际上，由于是建立在宏大、纵深的历史基础之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新型的消费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巨大的批判潜能，但只有针对新的时代特征对其加以创造性的重构，其巨大的理论力量才会实际地焕发出来——我们试图重构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政治经济学之维，以使其在新的消费时代充分发挥出新的批判力量和建设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2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16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3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20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22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21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8，14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16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