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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现代杰出作家老舍的研究，在学术界发轫已久。而老舍作为一项很有特点的作家与文本的个案，的确又为我们的学术开掘，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艺术资源。 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老舍出身于满族这一点，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他生在大都会北京，用汉语文写作，作品亦较少标明题材和人物的民族出身……表面看去，读者与研究者忽略了他的特定族籍及其艺术的民族性，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一件事。 1980年，在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一位理论权威在其主题报告中，即兴说道：把老舍看作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是不对的，少数民族是不可能出现大作家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候知识界和社会上的普遍看法。 1982年年初，身为民族院校行将走出校门的学生，笔者在国内首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率先提出了老舍创作个性中间存在着满族素质的学术意见。尽管这一意见当时得到了相关专家的重视和作家遗属的首肯，多数的与会人士却不免感到茫然，甚至于有人不快。 从那时起，笔者即启动了一项关于老舍与满族历史及精神文化相互关联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此项研究居然断断续续做了二十几年。这些年里，笔者先后发表了《老舍评传》（1998年重庆出版社，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老舍图传》（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和《老舍与满族文化》（200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三部著作以及一些相关文章。今天，倘若将老舍研究界专家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知信度作为一面镜子，也许可以说，上述成果中的系列结论业已产生说服力，大致上接近了研究者的学术预期。 简要地说，笔者是以“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于老舍的人文模塑”、“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的民族心理的制约”、“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精神烙印”、“老舍的京旗及北京情结”、“老舍赖以托足的满族文化艺术土壤”、“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继承发扬”、“老舍文学艺术中的满族文化调式”、“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等等专题尽可能深入浅出的阐释，来切入老舍其人其文满族特质这一核心命题的。 一 通过一些年来的研究，才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妨碍此项研究的较大障碍，是笔者自己起初都未曾预料到的，那就是——何为满族（包括满族历史发展、满族社会样态、满族思想理念、满族文化艺术）的本来面目？不弄清这些根本问题，不确认这些概念所标志的基本坐标，想要把老舍民族特质话题说清说透，实在是有“皮尚不存，毛将焉附”之虞。或许未曾染指此研究的友人，一时难以体会个中含义。满族在当今中国，是个似乎人人皆知而实则为绝大多数国人不甚了了的民族，她曾经建立过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政权，却又因着某些“不良记录”而较多地为后世所垢病。因而以不屑态度对待满族的现象很常见。至于谈到文化，世间之认识往往又归于一端，说该民族早已彻底“汉化”，没有民族特征了。于是，满族的历史与文化，便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淡漠和遮蔽了。人们对于这个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位置还未满一个世纪的民族，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研究的兴趣了。 毋庸讳言，我们这个千年古国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向来有着较为深固的中原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尽管清代在处理国内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曾经有着不少超越历史传统的上佳表现，却终因封建制度必须退出政治舞台的迫切需要，在20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那里，还是首先借助了用来最为顺手的“华夷大防”思想武器，并对没落的、同时又带有异民族色彩的清廷，完成了致命一击。民国年间，主政者对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均推行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满族的社会处境与文化命运是可以想见的。 辛亥革命的结局是和平易帜，其直接对象清政权的上层人物，除丢掉了国家控制权及显赫的地位，大多在政权鼎革后并未迅速失去优渥的物质生活；而政局变动却在满族下层群体间显效，世代以当义务兵护卫社稷为惟一人生方式的这些人，毫无生存技能准备地，被新旧两个政权所抛弃，不但一古脑地被驱赶进入都市社会最贫困的阶层，还要为那个覆灭了的朝代承当骂名。北京满族在那样的境遇下，许多人不能不隐匿族籍四处流散。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甘心留在满族名下，而老舍恰恰就是这样的满人。 通过对老舍民族心理与文化作为的深入探究，笔者感到，他实堪被认作在满族落难的长时间里，一位依恋本民族同胞、贴近本民族命运、展示本民族文化、守望本民族精神的文化代表。 辛亥年老舍12岁。他成年之时正逢社会上歧视满人愈演愈烈。他不曾隐瞒民族身份，从读中学起便与旗人知识分子过从甚密，并一生维持这一特点，连婚配择偶也选择满人。虽然自读小学时就显示了写作天赋，师范毕业后他却没有去作写家。当时都市里穷苦满人太多了，老舍觉得办平民教育是为他们做事最有效的途径。当时要想在社会上哪怕是稍稍为满人们说上几句话，也是不可想象的。晚年老舍回忆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 此种心绪显然跟他身处民族关系异常的社会有关。他启动文学生涯是26岁在英国教书之际，诱因之一又是受到西方充斥种族歧视现象的刺激。为了防备直书满人命运所带来的麻烦，他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即表面隐去作品直接书写满人题材的标志，而通过具体、准确、细腻地描摹，去体现本质上的满人生活。在前20年的写作中，他绝少宣扬自己在写满族，却通过满人活动地域、满人特有人生、满人传统名姓、满人性格习尚等等曲笔，展示了民国年间一整个北平满人社会的翔实面貌，记录下来都市下层满人的凄苦命运和惨淡心灵。这种对满族题材秘而不宣却在事实上长久坚持不懈的写作方式，对一位热爱本民族的作家来说，委实不是上佳的选择，它不是老舍的本来愿望。是民族歧视的严酷现实，造就了这中外文学史上特有的此例。直到年届花甲，老舍自己打开了这方“黑匣子”，他家有时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老舍向在场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老舍与满族关系被历史遮蔽的事实。不过，忠实反映20世纪都市满人的社会生活，那还只是老舍身为满族文学家的所做出的独到贡献之一。他利用自己赖以托足的满族传统文化土壤，向中华乃至世界文化宝库输送的个性奉献，还有很多。 他是中国现代杰出作家中最为关注中华民族伦理走势与道德建设的一位，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作家中罕见的坚持文化启蒙主义精神的一位。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反思与再造，在其生前身后甚至下数若干个世纪以后，都会为人们所珍视。老舍式的道德关怀与文化忧思，均与满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教训，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他是始终具有明确身份自识的满族作家。在满族最倒运的时代，他用滴着血的作品去关爱和抚慰同胞的身心伤痛，为他们呼号，为他们辩诬。针对社会舆论说满人的潦落全是因为他们“自甘堕落”，老舍写出祥子、常四爷，证实世间之有贫困满人绝不是缘起于他们的不争气不奋斗。针对社会舆论说满族“卖国”和“不爱国”，他大量书写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凛然抗击外辱的故事，直到晚年，还通过舞台上满族人物之口，高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这般带有满人自我终极关怀式的“天问”。 老舍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他从本民族先前高人一等随后又惨遭歧视的现实教训出发，加强对民族问题的思索拷问，通过游历世界感受现代文明熏陶，将自己打造成为了20世纪除去民族学家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具备现代民族观念的代表。 作为满族作家，他对中华文化最突出的贡献，当然还是在艺术上。他的“京味儿”，他的语言，他的幽默，他的雅俗共赏，他的“十八般武艺”，他的超凡拔俗的艺术开放度和毕生追求的艺术探索性……可以说几乎所有老舍之成为老舍的“绝活儿”，都跟满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潜在的不可小视的关系。 老舍是中国广大读者——上至教授学者下至黎民百姓——最喜欢和熟知的作家。他的贫寒出身、多产的创作生涯、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之类久获大众好评的作品，乃至于那超乎世间想象的人生结局……都是人们长期谈论的话题。从一般的角度去看，老舍已无奥秘可言，从人生到作品，他都被认为是再不存在什么理解障碍与认识盲区了。其实呢，只要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了解到老舍艺术的满族文化底蕴，便会发现这位作家在创作个性上别有洞天。 探究老舍民族心理的演变轨迹，不能不涉及辛亥鼎革对于满族社会的影响。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至大至伟的。不过，其负面作用也须看到。以往，人们多从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根本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却仍有不足。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亦存在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为中国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满族在革命中被全盘否定，应属辛亥鼎革的一个失误。像辛亥这样剧烈的革命有其负面影响本来是正常的，而不大正常的倒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所维持的对满族的“不予落实政策”。不妨翻开今日仍畅销应用着的一些词书。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上，“八旗子弟”条目的诠释如下：“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而《现代汉语大词典》 中对“八旗子弟”条目的释文也是：“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两本当前普遍使用的工具书有如此解释，说明了什么，是清楚的。那么，但就老舍研究的个案来看，也就不难想象，将这位杰出的、受到读者广泛爱戴的文学家，放到满族文化的视角当中来加以研究和说明，其必要的社会环境还不太具备。 满族文化被遮蔽的问题，还有一层原因。就既有的学术研究看，有侧重满族及清前期研究却忽略满族及清后期研究的倾向。入关后，清中期以后，特别是清后期至20世纪以来的满族文化，不受重视。就满族政治作为来讲，关切其前期研究是对的；可是，说到满民族的文化作为，只关切清前期却远远不够。满族对中华的贡献不只是清前期开疆拓土推出太平盛世等项，她对中华的文化奉献同样可观。有人认为，满族文化不过是初期的萨满教有些价值，入关后便在文化上毫无作为了。那种以为满人入关后改操汉语，这个民族在文化上就一了百了了的看法，是片面的。该民族的特异处，恰恰是她即使被中原文化之“庞然大物”吞噬下去后，还在北京城这个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翻云覆雨地做了些个大动作。纳兰性德、《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化艺术、国粹京戏，北京人的优雅、大气和幽默性情……都是满人被世间认定“汉化”后的作品。以往人们习惯于用中原传统的眼睛看事情，与汉文化有所交流后的异质文化，也就常常要被轻易地忽略和遮蔽掉。 用大民族眼光看问题，导致将他民族文化误读的情形，也是需要注意的。满族在文化上就有被误读的情形。这里举个小例子。满民族世代以当兵为惟一生存方式，人人的生命都是个被严格圈定的大悲剧。既然逃不脱悲剧人生，族人便练就了苦中作乐的性情。老舍的文学始终带有这一特点，他善于用灰色幽默与喜剧样式，来书写社会悲剧。而正是这一点，长久以来为正统的汉族文学界所指责，批评老舍是“贫嘴恶舌”，是“以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细想想，中原文化历来强调“文以载道”，文学是难以让“幽默”容身的，特别是当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候，最看不上的就是幽默。然而文艺毕竟是文艺，当炮火硝烟散去之后，话剧《茶馆》式的悲喜剧却赫然地被公认为20世纪中华艺术的旷世经典。其实，不同的民族向来有着不同的生命样态、不同的价值尺度和不同的审美诉求。在我们的国土上，少数民族文化的被遮蔽，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从文化隔膜引发的被误读开始。倘若把老舍看作一个能够给人启发的个案的话，稍微引伸一点，便可以说，研究者也许应当多从有别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想想问题。 二 以往人们多误以为，只有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的作品，才算得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而不习惯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是某一民族作家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完成的作品。有史以来，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用汉语文，写下了许多好作品。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学界才认识到把这类文化遗产归属到少数民族名下的意义。老舍的文学，就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分野来区别，自然是属于满族文学，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话还让一些人存在接受障碍。 认定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把老舍作品看作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出于给某个民族去争一位文化名人的世俗动机；老舍艺术具有满族文化背景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有助于研究者扩宽眼界，发掘提炼老舍的风格特点和成功经验，也有利于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及文学艺术民族化发展方向上，进行科学探索。 这些年来，不单是满族作家，中国各族作家关切老舍及其创作的情况，与日俱增，他们从老舍的辉煌成就中，寻觅可资借鉴的“真经”。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正在走向多元会通的新阶段，运用老舍的创作经验来探测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用老舍作品在民族文学流变中的多重意蕴，来比照摸索各个民族文学的内在规律，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老舍在满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是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梁。他诞生于晚清，辞世于共和国建立17年后的“文革”之初，文学生涯横跨现代文学发展全过程而直抵当代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结束，他的创作，对满族文学的历史性拓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民国年间，满族特殊的社会处境，决定了它的文学命运不会太好。这期间，虽说在老舍之外，也出现了端木蕻良、王度庐、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胡可等几位有较大成就的满族作家，但满族文学队伍终究人数较少，整体影响也不明朗。能够在这一时期代表满族文学传统与满族文学形象的，首推老舍。他以本民族前辈作家展示过的卓越艺术天赋，驰骋于各个创作领域，造成文坛上的轰动效应。他创作于现代、当代两个文学阶段的大量作品，全面地继承发扬了满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传统之上又多有开拓，在创作间注入了更多现代的观念与手法，推出与时代文明相互贴近的作品。他留给满族后代作家的，远比他从本民族前辈作家手中接过来的遗产要多。满族作家文学的流变史，只有三个半世纪，这部并不很长的历史，是令人感慨的。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当中，或许可以说，满族是一个与汉族文化交流最多最充分的民族。假如说纳兰性德和曹雪芹是满族古典文学发展时期矗立其间的两位具有跨民族文化意义的艺术巨人，那么，老舍则不仅是满族现代和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还是满族文学在20世纪特殊情势下连接满汉文化、中外文化的重要纽带。老舍的名字，如同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一样，不仅早已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满族文学的灿烂星座，而且也成为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及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骄傲展示。 老舍，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中，是特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超越民族和国界、超越历史和文化的业绩，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少数民族作家，完全可以在这个文化充分互动的时代大有作为。他的成功，对中国后起的诸民族作家说来，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 世上所有的现存民族，本来都有自成单元的传统文化，都有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民族文学。在各个民族彼此隔绝的年代，文学的民族性最是浓烈、鲜明，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依赖性也最彻底。然而，如此十足的民族性，却往往成为文学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取得成功的羁绊。老舍的经验告诉人们，处在社会文化大变革时代的民族作家，不应当，也不再可能到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找寻完完全全个性化的道路，应当勇于走进广阔的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与补给，而后在多元文化的舞台上，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的内在魅力。老舍自幼生长于本民族开放式的文化土壤中，既深入植根于满族文化，又对汉族等中原民族的文化有真切体验；他青年时期旅居英伦，环游欧亚，后来又到过美国，对中外各个民族文化的异同有精密的观察。在一系列的文化巡游之后，他回归了，这对于产生超越民族狭隘文化眼光的大作家大作品，具有决定的作用。 统观我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从他们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这类作家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成，传统主宰着思维与习尚，每当遇到异质文化来袭，总是本能地恪守自我、抵御干扰，惯于用本民族价值尺度去评判客观事物；二是“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具备真切体认，且以本民族的文学创造者为自识，对民族文学发展抱有强烈责任感，又能在与外民族的文化交往中，虚怀若谷，学习借鉴，从而建立起具有多重文化参照标尺的、以本源文化为基础而又博采众长的文化价值观，并将之引入创作实践；三是“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这类作家自幼生长在他民族文化环境，没有领受过本民族传统的营养，成为作家后也很少做向本民族文化回归的努力，作品的题材、语言、手法以及审美，都与本民族文化相当隔膜。我们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坛上，这三类作家各有其阵容。第三类因没能占有民族文学的典范位置，在民族文学的发展中便不被人们重视。而以往一直受到特别关注的第一类作家，曾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起到过开创性作用，然而，其作品因缺乏时代精神，缺乏与他民族文化互动、共振的机制，便渐渐被冷淡下来。只有第二类作家，在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构筑了独有的优势，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又构筑了与外民族彼此沟通的渠道，也就展现出在人类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的强有力的外向冲击性。老舍，就是这第二类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代表，也是这个新的文学时代降临在这个古国之时所出现的少数民族新型文化与新型文学的先驱。人们日益看清的是，他在横跨“满族—汉族—西方现代民族”多重文化系统之上所打造的属于自己而超乎常人的精到的文化视角，对民族作家登临人类文学的高梯级，是多么地重要。 世间常常爱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满族文化，他们本以为只有像以往某些民族那样，长久坚持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才是地道的、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形态，满族文化好像早已与他民族文化彼此界限不清，也就不值一提了。其实，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是哪个人的意志左右得了的，迟迟早早从要到来。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个民族的传统社会都在以空前速度异化着，民族间互相影响远远超乎人们逆料。有个事实也许人们并不清楚，中国现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几乎达到总数90％以上的作家，都在用汉语文写作，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以本民族文字写作见长的民族，作家用汉语文写作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上升。满族在清代曾经半是无奈半是进取地走上的那条语言转轨之路，现在已经出现在许多少数民族脚下。这其实很正常，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如此。国内外无数例证又说明，逐步放弃本民族原来的语言文字，还离着一种民族文化最终被“同化”，一个民族的最终被“注销”，相距着十万八千里。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都在加速流变。有所失亦有所得。失去的是文化与文学的某些外在表征及由这些表征带来的隔离保护机制；而得到的却是民族文学在广阔的时空下自由发展。不必担心这种流变使民族文学损失过重，满族文学的历史和老舍的成功告诉人们，原本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可以产生能动的代谢补偿机制，当传统文化的外在特色趋于模糊之时，其内核包含的固有因子会加倍活跃，偿付外在特色的缺损。清代满族的汉语文学，貌似与中原汉族文学一致，可是没有瞒过慧眼只具的王国维，他的《人间词话》在评论纳兰性德（字容若）词作时曾精辟地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里所说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舌”，用今天的理论话语，即属于民族的传统审美定势，它是民族文化的潜在因素，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不会跟民族文化的外在表征同步丧失。当然，随着民族间交往的年深日久，传统文化的内核特质也会慢慢淡化，这时，负有民族文化使命的作家其主观能动性的施展，便有高下之别了。老舍在满族文化受到排斥的情况下，没有疏远本民族的文化本源，他懂得在民族文化的天平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民族不分大小，其久经考验的传统中都会有真金子在，于是他悉心地去体味本民族文化精髓，在创作实践中，有胆有识地将满族传统文化的美质溶解其间，教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方面，呈现出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这正是老舍之为老舍的绝妙之初。今天，中国边地民族与中原民族在文化上的深入交往，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变异，有些民族的文化变异还相当严重，他们的作家再用传统手段写民族封闭性的生活题材，已经不可能。这时老舍的示范性经验就是重要的了：下力气去向民族文化的深层探取，用现代文明的理性辨别民族传统，把能够有益于时代的民族特有文化内涵张扬出来，便可以重获生机，进而发展、创新。 老舍的创作成功还提醒人们，在民族文化互动的时代，民族文学要赢得读者，走向世界，创作者就应当具备深刻的文化审视意识。世界进入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辉耀于中国各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民族，让不同民族的文化人，都看到民族旧有文化的弊端，产生了认识自我民族和重塑自我民族的欲望。老舍很早即具备了这种神圣忧思。他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早期作品《二马》里，就说出过“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这般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语。他一生的作品，许多都是围绕检讨民族文化的主线展开的。晚年的《正红旗下》更是把这种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精神发扬到了超高水准，命中要害地抨击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本民族的伟大作家笔下写出，份量极重，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 300年间，创造了诸多奇迹，也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一出出悲剧。一代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探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造就有过“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反思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精力。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很想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的各个民族，哪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吸取？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试图跨越历史障碍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要的。提到传统，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割舍不去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可以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各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无法规避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 老舍在民族文学竞技场上的大成功，与他满族持有的开放型的民族文化胸襟，有着渊源关系。中国的民族文学事业在发展，时代对一切民族的作家，都提出了打造开放型民族文学品格的要求。老舍的事例证实，只有开放型的民族文学品格，才有引导人们走向民族文学高荣誉的阶梯。民族作家只要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享有植根其间的位置，就不用担心在塑造开放型品格的路上迷失自我，恰恰相反，民族文学更高级的生命形态，会应运而生，放射光彩。 现今世界尚未出现过纯粹的非民族的文学，现今世界也越来越不可能再产生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的一切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交流互渗中实现。老舍和他创作的满族文学，就是在这个民族文学彼此剧烈互动的年代，充满自信地成就了自我。 自明末清初开始，满族的文化发生了一场由原生态的萨满文化体系，向广泛吸取汉族等民族文化营养的多质文化状态过渡的大变迁。民族文化的“涅槃”，对满族来说，福兮祸兮，一言难尽。不过，日后的人们还是看到了，满民族的“次生文化形态”，以其能量而言，不低于该民族的“原生文化形态”，在中华多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依旧标志出独特的价值。 三 我们只要对我国现有56个兄弟民族进行一番调查，便会发现，各民族历史都宛如一条自成体系的漫长江河。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差别甚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差异，它们各自的精神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性格特征、心理状态、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审美追求等等，其区别甚至是更加显著的。于是，各民族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心态，即成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千百年来，各民族依赖各自的文化系统，维系了其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这些民族文化体系存在着它自身的内在张力，具有自己的优长。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把该民族从古远的洪荒年代送到今天，没有其内在的力量，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是不可思议的。一民族文化上的优劣，与该民族人数上的多寡，并不一定成正比。 而民族的优秀文化，总是将全部营养赐予本民族的作家；民族作家从一开头便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获得对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体认及传播的天赋。民族作家们纷纷以民族文化产儿的身份，在文学的天地间活跃起来；民族文化也凭着作家的笔，将其文学作品划入自己的内涵范畴。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切实的体认，就会对中国文学中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的敏感与悟性。要发现各个民族的独特质素，就得从尊重他们文化的特异性开始。从根本上来讲，把某些民族的文学当成另外民族文学派生物的意念，是不适宜的。 我们以为，就历史来看，所有国内单一民族（包括中原民族和边地民族）文学的发展，都脱离不开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民族的原初阶段，因地理空间的相对隔绝封闭，以及民族社会相互屏蔽，文学享有过民族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条件。可是，这种一民族文学不为外民族文学影响的个性化推进是不可能坚持长久的，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交往中特殊易感的成分，会在不同民族的过从中，轻易地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就像“金无足赤”一样，在古往今来愈来愈见出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中，完全可以不再指望能够找到某个民族的某个作品，还算得上“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对今天所能见到的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的恰当比拟。 观察中原民族与边缘民族文学长久互动的历史，应该理解，汉族作为中央地带发祥极早且文化一直领先的民族，其文学对许多边缘民族的文学都有过切实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承受到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强势文学的辐射。然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也并不是只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施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成份，它们彼此的交流，始终体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传统。 今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其中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家头脑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的文学是由所有现存及曾经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的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这种根本的意念，是一时一刻不该松动的。今后撰著的各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既不应当再是中原民族文学的“单出头”，也不应当是文学史编写者出于“慈悲心肠”或“政策考量”而端出来的国内多民族文学的“拼盘儿”、“杂拌儿”。中华民族本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性整合，中华民族的文学也在客观上原本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联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不可或缺地在其中存有中华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 应当说，今天在我们的学术领域，已经很难找见几十年前那种一味对少数民族文化持“不予承认”态度的人了。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一理念潜移默化地作用着人们的头脑，它应当是共和国公民尤其是所有学术科学工作者的基准常识之一。 然而，承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意味着让那些有这种意识的人去从事文学研究的话，他们会就此获得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观，因为，正确的文学史观的获得，既有赖于文学研究者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民族学的科学理论并使自身理论素养全面提升，也有赖于他们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取得对国内多民族文学历史与现实逐步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数并不研究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然而，希望他们也都要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却并不为过。试想，作为当代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出身的本民族文学研究家，不了解《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显然是不成的；那么，专门从事中原文学研究的专家们呢，假使对《玛纳斯》、《格萨尔》、《福乐智慧》等国内兄弟民族的著名作品一概不知，对满族作家老舍或者苗族作家沈从文作品当中的民族特质毫无感觉，大约也会在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的时候显出偏差来。 确立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家，在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在诸多的文学研究对象中间，去寻觅探讨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意蕴。他们面对某些曾经受到兄弟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作家便不会轻率地做出“一元化”的结论，面对某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用汉语文写出的作品亦不会武断地给出研究对象“彻底汉化”的答案。因此，研究家们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否，得益处或者受损失的还是其自我。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这个概念问世的积极意义是自不待言的，也是必须充分估量的。自古以来人们大多只知道中国所具有的文学就是汉族文学，因之也就出现了许多人头脑里“中国文学等于汉族文学”的偏颇印象。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出现，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作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顺理成章地被发掘和整理出来，还得到了有效的研究，同时，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面，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更是得到了长足的推进，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从无到有，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由弱而强，还有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甚至取得了与汉族并驾齐驱的成就。今天，再想撇开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和不合时宜的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然成为中华文学总体史册上面一个异常重要的特征。 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在笔者看来，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好在，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接受过各种现代新鲜思想的洗礼，不再那么坚持几十年前的保守乃至僵化的思维，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应当说时机大致已经成熟。 笔者以为，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会浑然汇通。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会满意地看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已自然地融入到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精神世界及学术理念之中。 我们应当有着这样的期待。 《福建论坛》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