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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战，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英杰。满族革命家高崇民，是他们中间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位。 一 高崇民，满族镶白旗人，1891年11月14日出生在奉天省古黄龙府（今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原名恩浚，后更名健国，字崇民。 崇民的父亲高东园，是当地少有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从事教育，学问渊博，性情耿直，常常为了乡亲们的利益挺身而出。光绪年间，开原一带的权势豪门强行侵吞农民们开垦的大片土地，他代民申诉到官府，却被与豪门沆瀣一气的官府投进了牢狱，出狱后他仍不屈服，继续带领民众与恶势力进行了十多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地农民们感戴东园的恩德，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他树了碑。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高东园为帝国主义恶行所激怒，对腐败的清政府异常反感，他利用各种场合，向广大群众宣传爱国救国思想。在父亲的思想影响下，崇民自幼便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 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来到靠山屯一带，以传教为名，霸占土地，横行乡里。高东园不仅自己不入教，还向群众宣传反对西方教会势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对高东园怀恨在心的法国传教士竟唆使教民，将高家逐出了靠山屯。这件事，更使少年时代的崇民产生了对西方列强的刻骨仇恨。 崇民从 8岁起开始读书，父亲在向他和其他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把有关“精忠报国”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处世信念，一并教给他们。 1904年，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了，崇民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国民，在战争中惨遭杀戮。他立志要在成年之后，投身救国救民的事业，以挽救祖国日趋不堪的局面。 1909年，提倡实业救国的父亲，将18岁的崇民送到奉天省（今辽宁省）的省立农林学校读书。在校时，他除了努力学习专业课，还有意识地阅读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类的多种书籍。一度，他十分信服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便清醒地感到，靠改良还是救不了祖国。 不久，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宁武。宁武向他系统地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在日本刚刚创立的“同盟会”。崇民认识到，他们的斗争，是顺天理应民心的，是可以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于是，决心追随其间，奉献力量。1911年，由宁武介绍，崇民加入了同盟会的辽东支部，正式走上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之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地宣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崇民发现，有不少原来在清朝灭亡前为非作歹的官僚豪绅此时也都改头换面地挤进了国民党，大惑不解，所以，他没有加入这个党的组织。 1914年，崇民从农林学校毕业后，又考上了公费留学日本。在前往东京明治大学就读的路上，他思考良多：“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都深有感触。于是奋然有图强之志，不做所谓个人功名富贵之想。”在明治大学，他读的是政治经济系，在悉心研究拯救祖国的道路的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些有抱负的留日中国学生。对他日后帮助很大的革命家黄兴，和他长期互相鼓励的挚友杜重远等，都是在这时彼此相识的。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袁竟一口答应下来。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冲天怒火，一场声势浩大的“倒袁运动”出现了。旅日留学生和华侨举行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崇民在会上慷慨演说，力陈“日本犹如一只恶狼，吃人成性，不把其赶走，国家永世不得安宁。”他的演说得到与会者的普遍拥护，大家推他为代表，回国参加倒袁反日运动。 崇民直航上海，在那里的群众大会上再作演讲；之后，又由上海返回东北，一路进行宣传。当他回到故乡开原的时候，已然没有回日本继续留学的路费了。他只好以教书为业，同时，把反日救国的道理教给学生们。他的情况，被他当初留学出去前的主考官、现任县长章启怀得知了。章是爱国人士，为本县出了这样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感到欣慰，他为崇民筹措了重去日本的路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东方古国迎来了新曙光。同年，倍受“五四”精神激励的高崇民，由日本毕业，回到国内。在沈阳的一些朋友，劝他到省政府工作，他不肯，他表示，高官厚禄不是自己的向往所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起民心。于是，他去了北京的《正言报》馆，当了编辑。然而，现实无情，他在这家官办的报纸上宣传民主，屡遭刁难。于是，他辞职出来，与友人杨大光一道，自办了一份《正俗报》，大力进行反黑暗、讲民主的鼓吹。这家由崇民兼任社长、经理、记者、编辑的报，因1922年军阀张作霖败离北京，城中出现排斥奉天人的形势，而被迫停办。 回沈阳后，在宁武等朋友的提议之下，他参与发起了旨在促进民主进程的“民治俱进会”，并出任总干事（后来又作过该会黑龙江分会会长和奉天总会会长）。1923年，他还和他人联合成立起宣传三民主义的“启明学社”，在这个学社的成员里，也有共产党人，崇民因而读到了《响导》和《新青年》等共产党、共青团的刊物。 为了反对日本续租旅大，民治俱进会发动了东北各地的民众起来反抗。崇民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印成传单散发。奉天省当局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欲派警察把他逐出省境。于是，他躲进宁武家，开展秘密活动。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崇民有感于情况的变化，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次年年初，崇民到哈尔滨开展工作，任中东铁路特区市政管理局督学兼教育科长，后又兼任特别区教育会会长。他一面办教育，推进民主思想的普及，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其间，曾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 1927年，他被诬为“共产党”，被哈尔滨当局拘捕。因查无实证，以“借端滋事”为名押回沈阳。他毫不停顿地，又马上投入了反对日本擅自设立驻临江领事馆的斗争和维护中国铁路权益的斗争。 1928年，在一次请愿活动中，他指责了刚刚执掌东北地区权力不久的张学良。没有料到的是，张将军得知，深为他的有骨气而感佩，把他聘作自己的秘书，凡遇大事，包括“东北易帜”彻底服从中华民国统辖等，都要找他帮助出谋划策。在这期间，为了反对日本侵略，协助政府对外交涉，崇民与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等组建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后更名为“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开展全民性的外交斗争。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寇魔爪。蒋介石的“不予抵抗”军令，迫使东北军放弃武力，失地千里。事变发生时，高崇民身在本溪，当他秘密潜回沈阳，城上已挂了敌旗，街上尸横遍地。他逃脱了日军的追捕，化装成商人，含着眼泪进入关内。见到张学良，刚发出质问，便得知了国民政府不许抵抗的内情。他表示要辞去张学良秘书之职，专心从事救亡工作。张同意了，并且允诺每月给他提供 300元现大洋，作为生活费。 9月 27日，崇民与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一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担任常委和总务部副部长。11月初，他参加平津学生请愿团，任东北学生的总指挥。到南京之后，他当着蒋介石的面，高声责备“中央”置东北人民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行径。 组织与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救国会的一项中心任务。至1932年，义勇军已在东北各地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统一指挥，高崇民亲赴上海，敦请北伐名将朱庆澜将军出任义勇军总指挥。朱将军慨然应允，迅速出马赴任。在东北义勇军开展对敌斗争过程中，崇民积极配合运筹，不断总结经验，个人贡献极多。 1933年，因何应钦的干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解散。崇民等不屈不挠，随即组织秘密团体“复东会”，进行地下斗争。他撰写并发表了《三民主义的真谛》和《东北魂》两篇长文，有力地揭发投降派的丑行，鼓动人民坚决收复东北领土。后来，张学良出于联蒋抗日的计议，说服高崇民等人，放弃“复东会”，参与“四维学会”的活动。1935年，由于他对蒋介石实行的一味对外妥协不满，与贺衷寒发生激烈争执，被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竟发出了对高崇民的通缉令。为躲避通缉，也为了探望前此被捕的杜重远，他来到上海。在沪上，结识了邹韬奋、胡愈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孙向他系统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他高兴地称对方是自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学教师”。这年年底，崇民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深入商谈联共抗日大计，并促成东北军和西北军消除误解，增进团结。 1936年春，他参与了张、杨两将军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策过程。在继续遭到政府通缉的情况下，不得不移避天津。他在津又得到了共产党人南汉宸在思想上的指点，即把南看成是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学教师”。 8月，张学良、杨虎城派人将他接回陕西。至12月“西安事变”前夕，他全力参与了有关兵谏蒋介石抗日的计划。事变发生后，张、杨委任他作了智囊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到了西安。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崇民继续深入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他称周恩来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 后来，蒋介石违背信义，扣留张学良，激起东北军、西北军部分将领怒火。崇民曾以民族大义相劝说。结果，东北军少壮派军人还是刺杀了尚能统制全盘的王以哲将军。崇民知局势无可挽回，回了北平。 1937年 6月，高崇民、栗又文、刘澜波等人依照周恩来的提议，创立了“东北救亡总会”。“七·七”事变之后，他又参加了“华北抗敌后援会”。同年12月，他把自己23岁的长子存信，送往延安。次年夏天，他本人也曾去延安，拜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人。1938至1940年，他在西安负责“东总”陕西分会的工作。中间因儿子存信来探亲的缘故，他曾被西安特务机关关押了三天。 1941年，在重庆，又一度遭戴笠软禁。随后，他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他以《反攻》杂志为阵地，坚持抗战宣传，批判“大后方”统治者的专制和腐败。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11月，高崇民接受中共中央的委任，前往故乡东北，出任安东省主席。经一路周折，于翌年 3月，到达安东市（即今丹东市）。 1946年10月，由张学思等作介绍人，高崇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期间，崇民一直在东北地区工作。 三 1949年 6月，高崇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同年 9月，原东北行政委员会改组为东北人民政府，高崇民出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司法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也是在这年的 9月，他再次来北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他当选民盟东北总支部的主任委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参加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慰劳志愿军作战将士。 1954年，东北行政大区撤消后，高崇民被调到北京工作。时年63岁。 在共和国初建的17年间，高崇民不顾年事日益增高，不但积极地投入各项具体分工负责的工作，还热情参与了一系列有关的国事活动。他历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视察过祖国的东北、西北和南方各省、区，1964年，还曾以74岁之高龄，赴高原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庆典活动。另外，他又参加了亚非国家会议，访问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芬兰等欧洲国家，在所到之处，为发展中国人民与该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努力。 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曾几度占据指导地位，国内开展了一些本来不应开展的政治运动。出于对党的感情与信任，高崇民一向拥护党的号召，并且常常在不甚理解的情况下也予以执行。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具有高度思想水准的国家干部，在某些时候，也表现出了不肯人云亦云的正派作风。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认为胡风的有些言论的确存在着错误，但是，又对当时的定案方式，以及将一大批年轻文化人一并株连的结局，表示了不以为然，他说：“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的方法不可取，胡风究竟有罪无罪，还要看具体事实。”在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中，他一方面相信“右派确实是有的”，对民盟中央内部有些人的言行感到震惊和气愤，另一方面，他也敢于直言：“就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对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并不是出于敌意，属于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绝对不能将他们视为右派，一律打倒。” 然而，高崇民万万想象不到的是，从1966年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政治灾难，竟然直逼到他的身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手中窃取的政治权利，炮制了数也数不清的冤案，其中也包括着欲置高崇民等人于死地的所谓“东北叛党集团案”。从1967年夏天起，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阎宝航、刘澜波、万毅等当年与高崇民共过事的政界军界高级官员，纷纷遭受迫害。崇民明白，自己难免同遭大难。他对家人说：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哪儿死都行，但绝不自杀。1968年10月，高崇民被非法逮捕，拘押到秦城监狱。在狱中，他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爪牙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因年高体弱，不堪虐待，于1971年 7月21日，含怨辞别人世。 至1977年 4月21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办的“高崇民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民为这位一生披肝沥胆报效中华的爱国者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