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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白色的图腾

http://www.newdu.com 2017-10-27 中国民族报 刘大先 参加讨论
崇拜白银的民族
    中国的西南部贵州雷山县,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聚居在云贵高原的密林深处,他们世代传习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
    银花、银铃、银项圈、银帽,苗女全身的银装可重达二、三十斤。上百年来,为什么白银会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苗族人又为何要用白银来包裹自己?
    中国记忆摄制组和银匠师傅杨文斌一起,来到了贵州省雷山县的千户苗寨。山路很颠簸,20公里的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半小时,才来到中国唯一的银匠村——雷山县控拜村。
    在雷山县的每一户苗家人几乎家家都有银装的收藏。据说每逢苗年节,苗家女子盛装披银,项戴数个娄花银项圈淹没嘴鼻,胸前配挂重大银锁,腕间携戴数对不同样式的银手镯,她们要比试谁的银装最重,谁的最大,谁的最多,获胜者将会成为芦笙场上所有小伙子追逐的目标。然而杨光斌却认为美丽并不是苗族人喜欢银饰的直接原因。
    追寻银饰背后的秘密
    
    苗族人如此崇拜银饰,但是他们聚居的贵州地区并非白银产区。那么如此大量的白银究竟从哪里获得呢?
    居住在控拜村 的200多户苗家人,四百年多年前都是从榕江迁徙而来,频繁的商业贸易让苗族人有了打银的原料。
    苗族常年迁徙,漂泊不定,所以他们喜欢把所有的财富随身戴在身上,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值财产。这也许是苗族人好银的直接原因。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银饰的功能性作用。杨文斌告诉我们,苗族人的银饰可以避邪,还能去毒,防止瘟疫。
    村子里有一棵大枫树。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保寨树。苗族古歌里面说了,蝴蝶是从枫香树里出来的,跟水泡谈恋爱,生十二个蛋。孵蛋孵了十二年,才孵出了苗族的始祖姜央,牛,蜈蚣等等,所以它是苗族崇拜的神树。传说蝴蝶妈妈是苗族人共同的祖先。
    一位苗族老人保留着一套西江最早的银头饰,上面的蝴蝶玉钩就是最好的见证。
    在今天苗族蜡染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蝴蝶的文样,苗族人相信,“蝴蝶妈妈”是所有苗族人共同的祖先。倘若有文字,苗族人这番深切的倾诉之情,想必会汇成一部史诗。但苗族人像所有没有文字的民族那样,他们只能将记忆倾泻进白色的银饰中。
    古老的制银工艺
    控拜村的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杨光斌是杨氏家族第五代传人,他打出的银饰工艺成色好、錾工精细。他正准备打造一付银角。先要将银块打制成26毫米,细如白发的银丝。
    这种细致的活儿很伤害视力,杨师傅说自己37岁那年就戴上了老花镜。
    錾刻的图案没有任何范本,木槌和砧板是他所有的工具,工艺的精细靠的就是心中有图,手中有数。
    之后要制作蝴蝶银花。一付银角需要203片银花焊接而成,而每一片都是要经过手工编制和焊接一点点完成。
    杨光斌说用银丝编制好的银花粘有焊液,再用吹管焊接,火力温和,这样焊接的制品没有很明显的焊点,银饰浑然天成。
    白铜的冲击:以假乱真
    在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的族工艺品一条街上,我们发现这里的银饰看起来发乌。杨光斌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旅游商品,用的是锌白铜,不是银,而是镀银,价格非常便宜。
    一套铜饰才一千多元,而银饰全套则要一万二三千元。于是很多银匠们纷纷走出银匠村自谋生路。
    杨文斌十分担心,旅游品风行一时就是苗族记忆消失的时候。
    杨光斌知道2006年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他开始有了这样的设想:申报坚守在银匠村的艺人成为工匠大师,呼唤更多外出的银匠回村锻造真正的苗银。
    白色的银装到底能不能继续世代照耀着居住在高山深处的苗家人呢?
    评论:苗族银装是苗族图腾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除了美的追求、家庭财富的象征、功能性的日常作用之外,银装还有族群标识和文化象征的内涵。早期为了解决氏族内通婚的婚制,苗族妇女服饰的不同款式是作为识别婚姻范围的标志。因为过去不同支系的苗族即使语言相同,服装不同也是不通婚的,而姑娘们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服饰、穿戴不是自己支系的衣服。这样不但维持了原来婚制,而且保留了服装样式。形形色色的银饰样式与造型分别承载了久远的神话传说、原始思维和宗族记忆,在族群和区域共同体的运转中有着极大的认识与整合作用。在社会形态较为发达的今天,这些作用慢慢减退,审美因素成为最主要的了。苗家银装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在旅游业和商业流通中有着巨大的市场潜能。而传统的银匠,比如杨光斌,他更多是个工匠、艺术家、文化传承人,却不是商人。在自发的市场行为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造成以铜代银、银匠出走、带有民族文化记忆的银装手艺面临变质为旅游商品的危险。利润的诱惑下,靠道德伦理或者文化自觉来维护传统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既然已经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在商业与文化的博弈中,如何做到“变”中坚守“真”才是最难的。具体的操作不好置喙,但制度性的建设与资金上的扶持总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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