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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丝欣喜，些许宽慰。虽然我们并没能全然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偏居一隅，不被主流学界重视的现状，但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也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度亮点：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今年，《民族文学研究》创设的“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专栏可谓是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亮点。关纪新在开栏论文《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1]中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方坚实的理论基石。无论是汉族文学研究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家，均须站到新世纪的精神高度，结合各自的学术实践，完成超越自我的观念嬗变。无视各民族的文学特长，与忽略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联，都是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科学准则相偏离的。因此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长久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专栏开办以来，学术影响日益加大，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竞相发言，各抒己见，为新一轮的文学史观转型奠定了基础。徐新建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2]在夷夏互补的背景下论述“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中国”概念同时具有的结构性与过程性，把文学同史学结合考察，提出“多历史”与“多文学”的观点。李晓峰的《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3]指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样，具有 鲜明的民族国家属性。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影响了史家的视野，也失真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传统“中国”观念影响，二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整体文学史观的残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对写出真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朝戈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4]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少数民族文学中很大一部分为民间口传文学，它与文人的书面创作形成互动的关系，不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史之外。对于文学现象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地方性知识和普适性学理之间营造出具有张力的认识论域。扎拉嘎的《20世纪哲学转向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5]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20世纪人类思想的重要变化：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个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专栏设立三期以来刊发的10篇文章集众家之所思，从重写文学史到重构文学史观，从书面文学到口头文学，从文学书写到哲理探索，一步一步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引向深入。同时，《文艺报》[6]、《民族文学》[7]、《中国民族》[8]等报刊也发起了相关讨论。 200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举行。与会专家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与书写及‘藏彝走廊’文学叙事研究”做了专题讨论，尤其是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讨论，基本达成共识：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在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补充我们的历史书写、提升我们的学术基点、丰富我们的科学理念。就整个民族文学研究事业而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当被视作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建设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接受和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科学局面。 (二)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并非拘囿于自己的研究圈子中，要有更宽阔的研究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9]、《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10]等文章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中国文学地图之重绘是在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就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文学史常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11]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它的意义在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局限于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并且可以将这探讨中形成的理论，再用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12]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文中还提出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作为对“多元一体”的补充，突破既有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从而提供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13]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做了详尽的梳理，厘清了各方争议的焦点，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14]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出发，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同时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这种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15]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张杰《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16]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今日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尤其是在人性精神和文艺功能两方面存在很多偏颇。希望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能够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适当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比如其“深描法”，以文本为基本立足点，访寻其产生的文化场域，结合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文论产生、发展和流变的过程，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邓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 (三)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和开阔的研究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已在评论界获得声名的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17]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既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但他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他苦心孤诣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在作品中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18]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的倾向和整个人生观都有决定的作用。他早、中期的作品中，许多主人公是“隐蔽的”旗人，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之为“隐式满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他首次全面反映满族人在清末时的全景式生活的作品，堪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硕果。王学振的《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19]着重分析了老舍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阐释，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20]以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为出发点论述沈从文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并在完成疗救自我的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角色转化，是基于他对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21]、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22]、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23]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24]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的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25]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份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26]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27]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28]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记实之作。以《北京》为文本，能够窥见满民族在民国初年遭逢大变迁之际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体会出满民族在命运倾覆时刻展示的某些内质。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29]认为栗原小荻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采取的是与先锋精神和个人独立意志相契合的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站在民间立场对当代文坛现实进行透视对中国当代文坛的观察和思考的过程，其实也是栗原小荻以民族作家的身份不断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30]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了一容来自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学的亲历性、体验性和真实性。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堃，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和女性视角的文学创作也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热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甚至跃居主流的力量。姚新勇的《多样的女性话语——转型期少数族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话语》[31]认为超越简单的传统与现代、女性与男性、束缚与解放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更为复杂、深刻地探讨变动的社会中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对女作家的创作来说可能更为重要。黄玲回顾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写作情况。女作家有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她们的写作确立女性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并以独到的女性眼光和视角，为当代文坛提供新的审美内容，也完成了对自身文化品格的建树。[32]田美莲认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33]周翔以台湾原住民女作家的创作为例论述了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历程，被记录在文学中的自我文化认同，使台湾原住民能够藉以自身为主体的文化身分的重新书写，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34]满、壮、藏、维吾尔等民族的女作家的创作也颇受关注。 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学语言上的文化气质差异、不同民族文学创作的比较、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发展情况、维吾尔文学的朦胧诗现象、维汉双语合璧诗歌、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研究、20世纪初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科幻创作……等等，话题的丰富给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许多新鲜和富于原创活力的内容。 (四)区域文学、族别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区域文学和族别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相对势单力薄的少数民族文学。戴宇立的《鄂西南少数民族获奖作品的文化解读》[35]、《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历程》[36]以及杜李的《浅论中国鄂西南散文化话语的精神特质与艺术建构》[37]探讨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鄂西南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成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超越民族地区文化的现值，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时代精神的建构民族性与现代性交互渗透的跨文化写作，应该成为鄂西南民族文学延续民族文化精神的最佳选择。刘大先的《“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38]指出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梁明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39]对红河新时期近3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和探析，对其特性和发展路向以及如何走出困顿蛰伏状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精到的分析。 姚新勇的《“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40]认为成型于80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的彝族现代诗派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徐其超的《谈和谐文化建设与民族文学繁荣——以凉山彝族文化诗派为例》[41]同样论述凉山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群体，但他将他们界定为凉山彝族文化诗派。他们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致力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重构和民族诗歌的审美重构，已形成相当卓异的风格特征。赛娜·艾斯别克的《觉醒与嬗变——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及趋势》[42]指出当我们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乃至全球性语境，就会发现它依然处于边缘，处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的夹缝中。缺少超越民族界限、超越时代的气度。作家应该以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大爱心去观察关爱社会人生，从不同命运遭遇的个人身上看到人性的喜与悲，并以此呼唤人的良知，从而满足更大层面读者的审美需求。方忠、王志彬的《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43]认为是原住民族群文化的黄昏处境引起了原住民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为拯救濒临消亡的族群文化，不断成长中的台湾原住民文学自觉地进行抗争，在文学场域中坚守族群文化的主体地位，找寻和重构失落的族群文化。 吾尔买提江·阿不都热合曼的《中国乌孜别克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44]、赵德文的《论哈尼族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45]、杨炳忠的《仫佬族文化与仫佬族文学》[46]、陈立浩的《黎族文学试论》[47]等不同族别文学的研究文章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对陌生的一些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讯息，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完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五)文学评奖及其他文学活动 今年各民族地区以及作协、文联等单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文学评奖及其他类型的文学活动，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1月19-20日，第四次仫佬族文学研讨会在广西召开，对仫佬族文学的特色、成功的经验、发展的方向和民族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月29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国民族》)联合举办的旨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此次研讨班邀请到了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乌兹别克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共35个民族的42位代表作家，研讨班邀请在京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讲座和授课指导， 6月6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内蒙古部尔多斯市文联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小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8月16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在新祖昌吉回族自治州首府昌吉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回族作家、学者就《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交流。 8月24日，是作家老舍先生逝世41周年的日子。为缅怀这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并纪念老舍剧作《茶馆》问世50周年，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老舍纪念馆、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纪念座谈会。 9月9日至10日，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于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来自全国12个少数民族聚集省、区作协的负责同志欢聚乌市，共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大计。 10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6届“汗腾格里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开幕。“汗腾格里文学奖”是为维吾尔文创作的作品特别设立的，1989年以来，在16届评选中奖掖了大批优秀的维吾尔文学作品。是对新疆维吾尔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阶段性展示和集中检阅，共奖掖了来自新疆的31位使用维文进行创作的作家，充分展现了新疆维吾尔文学创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取得的可喜成果。 11月湖南省作协和湘西自治州委宣传部在湘西龙山县里耶镇联合举办了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湖南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6个，有多位少数民族作家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近三年来，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学继续发展，张心平的报告文学《发现里耶》获全国第七届骏马奖;以少数民族作家田耳、马笑泉、于怀岸为核心的“文学湘军五少将”迅速崛起，来势喜人。 12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自治旗委、旗政府联合举办的“达斡尔族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莫力达瓦旗的文学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一批以达斡尔族为主的女性作家更是脱颖而出，如参加此次研讨的作家：达斡尔族的萨娜、苏华、昳岚、阿凤、苏莉、苏晓英、敖文华、苏雅，以及锡伯族的雷志芬，鄂温克族的敖蓉。她们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活跃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坛，多次荣获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今年，第二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该奖项的目的旨在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人才，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现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经过评选，共有32件作品获奖(其中包括朝鲜族母语创作作品8件)。段金林的《奔向太阳》等4部作品获一等奖;关佳平的《香江突围》等7部作品获二等奖;吴文杰的《爱的两岸》等10部作品获三等奖;满天、唐国忠、徐春华的《寒冬正蕴春潮意》等11部作品获优秀奖。 为庆祝自治州建州50周年，湘西州作家协会出版了《湘西建州50年优秀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厚厚三卷百余万字的选集，有近200名作者的作品入选。涵括了从湘西走出的孙健忠、石太瑞、向秀清、张二牧、张心平、向启军、田耳、于怀岸等湘西本土作家的作品。 今年，我国首家专门研究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基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成立。 二、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故事研究 神话研究 近年来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趋热的迹象。2007年10月12日—14日，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各民族丰富多采的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神话首先成为研讨的热点。会上提交的这方面的论文大都以结构分析的方法分析各民族此类神话的类型、母题等并作其他附带研究。黄任远《满—通古斯语族创世神话比较研究》[48]认为，满—通古斯语族创世神话是该语族神话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语族其他神话产生的思想基础。作者把满—通古斯语族创世神话分为四种类型：天神创世型、神魔争斗创世型、神的化身创世型和神兽(禽)创世型，并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内容作比较以后，总结出满一通古斯语族创世神话的文化特征：勇敢坚毅、不畏艰辛的民族性格特征;崇尚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特征。 王宪昭《论我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中的民族同源现象》、汪立珍《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类型分析》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前者认为，人类起源神话作为一个特殊神话类型，在其漫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可能包含着不同的人类起源信息，既包括有关人类起源、族源、姓氏起源等带有群体性人的产生的神话，同时也兼顾那些如文化英雄的出生、特殊 人物的出生等关于个体起源的神话。族源神话是人类起源神话一种常见的类型，民族同源现象是族源神话中常见的母题。作者分析了民族同源母题的分布情况及其基本类型：造人时形成的民族同源，生人或化生人类时形成的民族同源，婚姻关系产生的民族同源，人类再生形成的民族同源，感生背景下的多民族同源，自然产生的多民族同源等;并探讨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固有的同源关系，密切的交往关系，长期的融合关系，融洽的居住关系，人为的创作关系等。后者综合鄂温克族文本神话及田野调查的活形态神话，运用母题分析方法，对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类型及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指出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有天神抟土造人萨满繁衍人类、人与动物繁衍人类、洪水劫难再生人类四种类型，它们蕴涵着鄂温克族独有的民族文化精髓。 研讨会另一热点是各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吴晓东《〈山海经〉与彝族祭祀及神话》对《山海经》之《山经》与彝族的山神祭祀、《大荒经》与彝族神话《物始纪略》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向柏松《中外水生型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则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域。作者认为，中国和其它几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等都有水生型创世神话，而且这类神话对各自所属地域的洪水神话的形成、哲学中本原思想的产生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通过对中外几大文明古国水生型创世神话的生成背景及对各自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文明的起源与水的密切关系导致了水生型创世神话的产生，遍布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其实来自诞生水生型创世神话的古国，早期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水为世界本原”、“气为世界本原”的宇宙观来自水生型创世神话。可惜，作者对于这一论点没有作更深层次的展开论述。 刘守华《再议廪君与向王》则对土家族神话传说中的两个形象进行比较。作者指出，人们通常将土家族神话中的廪君和向王合而为一，作为土家族始祖，作者对此再次提出异议。作者认为，从新搜求的资料中可知，廪君之外的向王和向王天子另有其原型与文化内涵，两者不应混同。论文并就廪君与盐水女神的爱情纠葛，从巫文化视角作了新的解读。 研讨会还有一些论文以不同的视点对各民族的神话作了解析。翟鹏玉《壮族花婆神职及其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以花婆神话为契入点，运用生态美学的理论，力图将过去单一的生命形态的研究，拓展到对始祖神、床头婆(生育女神)及麽婆三种神职结合起来的境界加以观照，以探究壮族神话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特征。作者的目的在于，在反思哲学解构主义思潮的同时，以超越对“普通物”的关注，触动启蒙时代理论主义的诸多偏见，推出一种发扬女性视野、尊重生态规律的新理性主义，提供一种缓解生态危机的思想途径。柏贵喜《神话中的宇宙图式与象征结构——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二》依据土家族的神话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土家族的宇宙图式与象征结构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土家族神话对宇宙结构图式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这种解释根源于土家族独特的生存环境，而梯玛神图则是土家族神话中宇宙结构图式的具象表达;神话中的意象充满着生殖“能指”与生命喻义，这些意象构成了土家族文化象征的主要原型，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是土家族神话中的最基本的“无意识结构”。 在当年各种刊物发表的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中，神话研究的论文也占较大比例。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一个重要的特征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以活形态流传(“文革”中及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式微)，一些文章分析了这种现象。薛敬梅、彭兆荣《佤族司岗里叙事中“神话在场”》[49]通过对佤族司岗里“神话在场”叙事的分析，试图说明佤族在司岗里的神话传承中不仅表现出与佤族族源的历史记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生活常态的组成部分。司岗里的“神话在场”作为奇特的文化呈现和叙事类型，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构成佤族神秘丰富而独具个性的传统文化的展示。刘亚虎《神的名义与族群意志——南方民族神话对早期社会内部的规范》[50]考察了南方民族活形态神话在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南方民族先民树立的体现自己愿望的神灵形象，不仅寄托着人们支配自然的愿望，也担负着社会的责任，担负着对内凝聚族群意志、对外确立族群地位的功能。因而，人们所创造的关于这些神灵的神话，不仅叙述了他们如何开天辟地，如何战胜灾害性天气的象征，如何确立族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也叙述了他们对族群社会结构、对族群成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如何确立自己族群在各族群之间的地位。论文从与自然关系、社会体制、信仰风俗、婚姻关系、伦理道德、经济形态等方面阐述了神话对族群社会结构、成员行为的规范。 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所体现的先民欲望与思维的特点还有助于探讨某些理论问题。刘亚虎《实体与灵魂的转换——南方民族动植物祖先神话萌生的心理因素》[51]分析了南方民族大量的动植物图腾、动植物祖先或动植物生人的活形态神话以后认为，此类神话产生的根源，在生活中可能由于食用、庇荫等关系，在感情状态上基于感恩、敬畏等心理，在观念上出于“实体、灵魂转移”等想法，具体引发它们之间联系的，最原始的起点可能是梦。 其他的论文涉及到各民族文字起源、洪水等神话。邓章应《中国文字产生神话类型初探》[52]认为，文字产生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各民族对于文字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原始记忆与演绎，按其类型可大致分为文字来源神话、文字缺陷解释、未产生文字神话、文字消亡神话，各种类型又可分成不同的小类。各民族关于文字产生的神话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的特征。南方民族大部分没有自己传统的文字，但少数有文字的民族例如彝族、纳西族大都有比较丰厚的关于文字的文化底蕴，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跟汉族媲美。朱建军《汉字、彝文、东巴文文字起源神话比较研究》[53]指出，汉字、彝文、东巴文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属于自源文字，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通过对这三种文字起源神话的共性和个性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不同民族的先民在原始思维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更为客观而科学地认识这3种文字各自的起源问题，而且还可以为普通文字学意义上的自源文字的发生学理论提供积极的参考价值。 各民族洪水神话常为研究的热点。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人类再生型洪水神话探析》[54]认为，人类再生型洪水神话是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一个重要类型。这类复合型神话具有特定的产生背景，属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产物，一般由洪水故事和人类起源两部分构成，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叙事结构。各民族人类再生型洪水神话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邢植朝《高山族、黎族洪水神话同系物的人文特色》[55]则通过对分居在祖国两座宝岛上的这两个民族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后认为，这两个民族文化血脉相通，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作者指出，高山族、黎族先民留下的洪水神话，有着鲜明的人文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对这两个民族人文特色的共同体的认同。它们虽为同系物，从中仍可看出其异曲同工或同曲同工之妙，并了解他们的先民对灾难性冰川洪水、人与动物相依为命以及人类繁衍等主题的追忆。 同样进行各民族神话比较研究的还有李名奇《基诺族〈阿嫫腰白〉系列母题与汉族创世神话母题的比较》[56]。作者指出，基诺族《阿嫫腰白》是一个创世神话，由多个神话母题融合而成却又浑然一体，融合了女神母题、水生母题、卵生母题、化生母题、洪水母题和葫芦母题。这些母题与汉族创世神话母题有相似之处，同时又独具基诺族民族个性，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从中可窥一斑。陆群《苗族生育神话的建构》[57]则从纵的方向探讨了苗族生育神话的建构轨迹。作者认为，生育神话是伴随着苗族原始生育意识的不断推进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既反映出苗族先民在特定时期内新的生育意识的出现，又包含了旧有生育神话的某些原型。由于苗族没有文字，现今所能看到的生育神话往往都是经过大量的不断“改造”而保留下来的。故此，对于今天的苗族生育神话，我们往往要对之做溯源性的还原，方能知晓它在某个时期的“原生态”。 北方民族神话的研究常常离不开萨满教。王宏刚《萨满教创世神话中的人本主义曙光》[58]考察了萨满教创世神话与相关祭礼人神关系，探索萨满教传承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的文化基质，指出其不仅造就了对后世人类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形态，而且寓含着对人类当下与未来的文化发展具有生生不息生命活力的文化“基因”。翟鹏玉《壮族稻作神话群与民族生态审美叙事》[59]又回到南方，作者提出，以壮族为主体的“那”文化稻作神话群，依照其生长于其上生产方式所赋予的意义，它能够表现出壮族等民族的空间展演与时间隐喻的交汇特质，形成了科技理解与生态选择相统一的生态审美叙事范式，为后现代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较为现实而又不乏形上指向的文化参考语境。 这一年出版的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覃乃昌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60]。本书分为“导言：实证揭开‘盘古国’历史尘封”、“绪论：追问盘古”、“神话盘古与历史盘古国：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盘古国是今两广地区曾经存在的古国”、“对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盘古国遗址的实证考察”、“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及其特征”、“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生创世神话、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是中华民族盘古神话的主源”、“古桂林郡(治所在今来宾市)是盘古神话王国的核心区域”、“南北盘古的源流关系及盘古神话的北传”、“‘咽盘’与‘勒勾’：盘古一词源于壮侗语民族先民的磨石崇拜和葫芦崇拜”、“从族群记忆看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丰富而汉族至今没有产生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的原因”、“伏羲神话、女娲神话与盘古神话是三个不同的神话谱系”、“盘瓠、盘王非盘古”等章以及“附录：河南、湖南、广东盘古文化考察”，目录一出，观点尽现。最后的结论是：“所谓盘古文化，实际上就是汉族文人记录整理南方少数民族相关神话，并加以哲理化、谱系化，形成了开天辟地创世、化生创世和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它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构成的生动体现。”这一结论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和古籍记载相互映证而得出来的。 传说等研究 在少数民族人物传说中，刘三姐传说可能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了，它不仅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而且20世纪60年代由于戏剧、电影的改编而蜚声中外，近年来更因为“印象刘三姐”等旅游品牌的出现而引起人们新的更大的关注。为了探讨这一形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2007年10月12日—14日，广西河池学院与宜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在宜州召开。研讨会着重探讨了几个问题： 刘三姐形象原型。大部分学者认为，刘三姐是传说中的人物，历史上并非真有其人。不少学者表示认同钟敬文“刘三姐乃歌圩女儿”的观点，并作了新的补充。覃乃昌《刘三姐：华南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歌神与爱神》[61]提出，在《麽经布洛陀》中，就有“嘹三妹造友”的句子，是作为创世主神布洛陀下面创造各类文化的诸神之一叙述的。在壮语中，“嘹”是“玩耍”的意思，进一步探究含“唱歌为乐”之意;“友”是“爱情”的意思，全句合起来“爱唱歌的三妹创造了爱情”。如此，这位“嘹三妹”当为壮族先民的歌神与爱神，在壮汉两种文化互相碰撞交流中，“嘹三妹”可能逐渐被吸收进“刘三妹”。 过伟《刘三姐九问》总结了五代两宋至明清学者所记，认为这些记载体现了“刘三姐乃口传文学的传说人物”。作者提出，现存关于刘三姐(妹)传说的文物史料，最早见于广东阳春县春湾铜石岩内五代时的石刻：“刘三姐歌台，乾化乙亥重阳日”。乾化乙亥即五代后梁太祖朱温(朱全忠)乾化五年(915)。《阳春县志》载：“铜石岩一名通真岩，……相传唐时有刘三妹于此飞升，歌台故迹在焉。”至于古籍记载，有明代孙芳桂，清代王士祯、张尔翮、陆次云、屈大均等人之作。孙芳桂《歌仙刘三妹传》说刘三妹是传说中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之后，定居贵州(今广西贵港)，对歌化石。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载，刘三妹往来两粤溪峒间，解诸蛮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这些，“增益了传奇性，无奇不传，能传必奇，这是民间传说的规律。” 刘三姐形象及刘三姐文化的定位。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解读。王光荣《人文女神的魅力——从刘三姐故事流传区域看刘三姐形象的典型性》认为，刘三姐是顺应古代百越先民意识而降临的歌仙，是勤劳朴实、精通纺织技艺的村姑形象，又是聪明伶俐、智慧超人的能人化身，是在世代人民的心目中形成的理想的典型形象。刘三姐是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优秀的农家女典型，在她身上，概括了当时农家女子觉醒、进步、聪明和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对统治者不屈服，对周围和与之接触的人员不服输、以自己的智慧和歌才唱赢为财主奔命的秀才，是刘三姐形象的特征。刘三姐作为一位女神的魅力，促成广泛的流传区域，不应该过分强调某地某地人，而应该把她看作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梁庭望《刘三姐生命力之谜》则认为，刘三姐现象的魅力至今不衰，在于她身上负载着壮侗仫佬毛南等民族祖先僚人久远历史的文化基因，在于她身上人神中介的神秘，还在于她本身就是稻作文化的代码和符号。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优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这是民族生命之根。 关于刘三姐文化，黄桂秋《刘三姐文化的人类学解读》认为，刘三姐文化表现形态主要是传说、歌谣和民间信仰，与之相关的戏剧、影视、商品和旅游等都是衍生物。刘三姐是壮族中古时代壮汉文化融合产生的文化英雄，刘三姐文化是在壮族民歌文化基础上，融合中国南方各族群娱乐浪漫文化因子共同打造的狂欢文化偶像。刘三姐不仅是壮族，而且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种狂欢符号。蓝利萍《论刘三姐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提出，刘三姐文化融合了儒道两家“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蕴含着丰厚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有着积极可行的借鉴作用。 刘三姐电影、舞台形象。一般对其中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与地主斗争的情节等颇有微词，但蓝柯《试论刘三姐文化的承传和弘扬》认为，当用辨证的观点来作具体的分析。因为： 1、在古代文献和传说中，确有富家豪门逼婚和刘三姐与秀才对歌的情节;2、富豪强占民女、民女智斗富豪历来是民间文学的母题之一。 传承和弘扬刘三姐文化。蓝柯《试论刘三姐文化的承传和弘扬》认为，应当在歌谣文化上下大功夫：1、下大力气搜集整理民间歌谣;2、大力扶持山歌协会、努力培养山歌后人;3、定期组织各种山歌演唱会、歌圩，促进山歌文化的发展;4、注重保护好山歌文化的生态环境; 5、以刘三姐文化为核心开发旅游业。 这一年发表的关于少数民族传说等研究的文章，还有向柏松《土家族白帝天王传说的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融合》[62]、李道和《弃老型故事的类别和文化内涵》[63]、龙仙艳《从难题求婚透视苗族女性的婚恋观》[64]、李旭《维吾尔族叙事诗〈帕塔姆汗〉的口头特征分析》[65]等。 三、少数民族史诗研究 (一)《格萨尔》研究 本年度《格萨尔》研究围绕史诗产生、流传、艺人、文本以及艺术成就等问题展开。关于史诗形成和流传问题，首先要提到王兴先的论文《〈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的地位和价值》[66]和《解析土族〈格萨尔〉源于藏族〈格萨尔〉史诗的事实依据》[67]，后文重点介绍了土族中流传的《格萨尔》史诗。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国明的论文《土族〈格萨尔〉中的语言特点及其学术价值》[68]、曼秀·仁青道吉的论文《远古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的原始素材》[69]以及韩喜玉《〈格萨尔〉史诗流布格局分析》[70]等。诺布旺丹《智态化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格萨尔〉史诗演述传统中的一个新试点》[71]一文，对青海果洛史诗艺人丹增扎巴及其创作进行了综合研究。索南卓玛的《神秘的〈格萨尔〉说唱艺人》[72]，总结了《格萨尔》艺人的各种类型及特点。关于史诗人物研究有：藏瓦·热布杰巴桑的《论〈格萨尔〉中超同的人物性格》[73]，黄智的《〈格萨尔〉的艺术成就》[74]，隆英忠的《超同的镇压和迫害下崛起的神子——角如》[75]、角巴东主的论文《试论格萨尔王是否为历史真实人物》[76]等。 此外，甲央齐珍的论文《论〈格萨尔王传〉汉译中部名、人名和城堡名的规范问题》[77]，关注了多年来我国学界汉译《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部名、人物名和城堡名等不统一的情况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作者还就此一一提出了改译和统一的原则。马宏武的《〈格萨尔王传〉中英雄人物的命名》[78]列出了史诗中各种英雄的动物名号和雷电自然物名号，提出了翻译英雄名号的一些个人建议。另外，才让卓玛的论文《〈格萨尔·卡切玉宗〉的版本、内容及其特点》[79]，介绍了史诗的几个不同刻本、抄本以及相关内容。马成富的论文《白马藏族〈阿尼·措〉、〈阿尼·格萨〉、嘉绒藏族〈阿尼·格东〉与英雄史诗〈格萨尔〉对比研究》[80]提供了新发现的三篇《格萨尔》史诗文本。 关于《格萨尔》与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有措吉、平措的论文《宗教文化在〈格萨尔〉艺术中的体现》[81]，曹娅丽《格萨尔藏戏：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说唱戏剧形态及其演剧情形的描述》[82]，东旦多杰《关于〈格萨尔〉改编成影视艺术的几点设想》[83]等。杨嘉铭《格萨尔图像艺术的新开拓》[84]、青措《〈格萨尔〉唐卡艺术浅说》[85]等文，探讨了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石像雕刻以及唐卡艺术。关于史诗音乐研究，有乔迁的《数码音频波形分析法的运用——〈格萨尔〉之〈辛丹内讧〉音乐主要曲调初析》[86]，王时的《论〈格萨尔〉说唱曲调的程式化传承》[87]。这些论文对《格萨尔》唱词的程式化特点进行解释。 还有一些论文通过《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来探讨藏族古代社会文化问题。平措的论文《浅析苯教文化在〈格萨尔〉中的遗迹》[88]，揭示了史诗中蕴藏的丰富的本教文化特点。扎西东珠的论文《论〈格萨尔〉对藏族民间信仰观念之体现》[89]，讨论了史诗中包含的藏族民众对“真、利、美和圣”的观念。南杰·隆英强《探析〈格萨尔王传〉中反映的军事法律》[90]，挖掘了史诗中表现出来的古代藏族的军事法律制度。索代《谈〈格萨尔王传〉的文化价值》[91]认为史诗《格萨尔》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其他论文还有角巴东主、旺庆才让的论文《浅谈〈格萨尔〉史诗的内容及其特点》[92]。相关论文还有卓玛草的论文《论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盟誓文化》[93]等。关注女性以及生态学问题的论文有丹曲的《〈格萨尔〉中的生态意蕴探析》[94]，万莲姣、王琼的《女性与生态伦理:唇齿相依——以〈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中女性群像为个案分析》[95]。 (二)《江格尔》研究 本年度蒙古史诗研究主要关注点有史诗起源、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史诗的叙事学、版本学和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等。贾木查《史诗〈江格尔〉研究新进展》[96]一文认为，《江格尔》发源于古代卫拉特蒙古，产生于13世纪，定型于15世纪。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97]通过对蒙古和突厥史诗母题和人生仪礼的探讨，进一步阐明了蒙古—突厥史诗的特征及其起源问题。王卫华的专著《江格尔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98]主要从两部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核心内容和人物等方面展开论述。吴志旭《比较视野下的蒙古族史诗与希腊史诗》[99]从跨文化视野中解读史诗中所蕴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质。韦仁忠《童音与苍狼——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史诗〈江格尔〉》[100]一文认为，《江格尔》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研究意义。萨仁格日勒《试论史诗〈道里精海巴图尔〉的宗教文化特征》[101]认为，蒙古史诗中宗教话语源自史诗传播的时代性特点。史诗叙事语言的变化，是史诗适应时代语境，实现自我调适的过程。贾木查《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以汉文、蒙古文、拉丁文和英文等四种文字进行整理、校勘编成一部新版本，填补了《江格尔》版本史上的空白。蒙古史诗科学本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珠盖米吉德·胡德尔阿尔泰汗》(仁钦道尔吉、纳尔萨、山丹拉丁拼音、汉译)[102]、《那仁汗胡布恩》(仁钦道尔吉、 纳尔萨、山丹拉丁拼音、汉译)[103]是蒙古史诗的科学版翻译本。关于藏蒙《格萨(斯)尔》的关系问题，有乌力吉巴雅尔的论文《追踪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104]。秋喜的《〈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及意义》[105]讨论了《格斯尔》艺人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的特点。 (三)《玛纳斯》史诗研究 本年度《玛纳斯》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吉尔吉斯文版《<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106]。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居素普·玛玛依这位享誉世界的史诗歌手的专著。郎樱《柯尔克孜族狩猎事实所体现的古代先民生态观》[107]通过对《考交加什》、《布达依克》等柯尔克孜族古老的狩猎史诗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其中所蕴含和体现的柯尔克孜族先民的文化生活展开了讨论。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乔坎·瓦利哈诺夫及其记录的<玛纳斯>史诗文本》[108]比较全面地研究了19世纪第一个对《玛纳斯》进行科学采录和研究的哈萨克族学者的生平以及他在现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地区所搜集的《玛纳斯》史诗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的文本内容以及它的艺术特征。曼拜特·吐尔地《史诗<艾尔托西图克>及其各种变体》[109]一文，不仅汇集总结了国内外对于这部史诗的研究状况和各种变体的特色，而且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同一作者的另一论文《论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古老民间叙事诗的共性》[110]从民间叙事长诗的产生、母题的相似性、结构的相似性、语言的相似性等方面探讨了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民间史诗的诸多共性。依斯哈别克·别先别克《玛纳斯奇萨特巴勒德•阿勒及其演唱的史诗》[111]一文，介绍了我国新疆北部的特克斯县的著名玛纳斯奇萨特瓦巴勒德·阿勒的生平和他所演唱的史诗内容。除此之外，在新疆柯尔克孜文版《语言与翻译》上发表有《<玛纳斯>的神秘数字》等简短文章。黄中祥《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112]一文，介绍了哈萨克族英雄史诗艺人情况。他的另外一篇论文《英雄史诗〈库布兰德〉的部族特征》[113]，指出英雄史诗《库布兰德》是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具有鲜明的克普恰克部族特征。同一作者的专著《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114]，对哈萨克英雄史诗的形成、类型分布、演唱艺人、部族特征和宗教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四)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 南方各民族创世史诗具有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孔令琼《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人文特质》[115]和马国伟《彝、纳西创世史诗的艺术特色比较研究》[116]指出，南方各民族史诗既有趋同性又有民族差异性。李杰、黄艳芬《反映傣族社会进化的原始历史意识案例———对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分析》[117]认为，《巴塔麻嘎捧尚罗》是长期流传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贝叶经典籍，它记述了傣族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文明进步、社会变迁的进程，是了解傣族社会进化与历史意识的材料。朱飞镝《云南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赋比兴手法的运用》[118]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史诗作品在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源自《诗经》的赋、比、兴手法，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余耀明《建立羌族释比史诗文库之我见》[119]，提出了建立释比史诗文库的方法，明确了建立释比史诗文库的意义。侯红良《禁忌中的寡妇命运之透视——从壮族史诗〈莫一大王〉中莫母形象谈起》[120]，从性别批评的角度研究壮族的史诗。晚近探讨彝族史诗“梅葛”的论著很多。李云峰、李子贤、杨甫旺主编《〈梅葛〉的文化学解读》[121]、李子贤《探寻创世史诗研究的新路径——以〈梅葛〉为中心》[122]等，认为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就是梅葛赖以存活的母体。王翼祥《论彝族史诗〈梅葛〉的社会功能》[123]指出，《梅葛》具有凝聚群体意识、规范个人行为的功能。陈永香《彝族史诗〈梅葛〉的传承方式研究》[124]指出了史诗传承的两个方式，毕摩传承和歌手演述。胡立耘《彝族原始性史诗〈梅葛〉的展演分析》[125]，从展演的角度来分析史诗吟唱习俗的特点、形式和内在制约性以及史诗的变迁。 还有许多论者从文明史差异角度探讨史诗产生的原因。林玮生《从希腊史诗的发生看汉民族史诗的“缺位”》[126]从比较文化学和发生学视角，剖析在英雄时代希腊史诗产生的重要因素，即民族迁徙、战争和迟到的字母文字。这些因素在汉民族历史语境下均为“文化缺项”，汉族用发达的史传传统弥补了这种“缺位”。 覃乃昌《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丰富与汉族没有发现创世神话创世史诗的原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八》[127]认为，由于汉族是由多民族以滚雪球的方式融合形成的，其族群记忆呈现多元化，难以找到记忆的原点，这是汉民族没有产生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的主要原因。林岗《20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128]探讨了20世纪一直为学界所争论的汉语“史诗问题”。作者认为，将西方文学史的起源模式当作具有普世性的文学史起源的解释框架，以史诗作为解说中国文学源头方案的合理性是可以质疑的。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129]今年翻译出版，该书旨在探究英雄史诗产生的本源，找出不同民族史诗形成的共同规律。 [1]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4]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5]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6] 《在和谐与交流中书写多民族文学史》，2007年2月1日《文艺报》;特·赛音巴雅尔：《书写多民族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2007年4月5日《文艺报》。 [7] 冯艺：《民族文学的根本性写作》，《民族文学》2007年第6期。 [8] 关纪新：《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国民族》2007年第4期。 [9]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10]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30日。 [12] 《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13]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4]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5] 《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4期。 [16]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7]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8]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9] 《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20]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1]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2]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3]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5]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6]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7]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8] 《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 [29] 《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30] 《民族文学》2007年第9期。 [31] 《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32] 黄玲：《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3]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34]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35] 《湖北文坛》2007年第10期。 [36] 《民族文学》2007年第3期。 [37]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38]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9] 梁明：《回顾与展望———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40]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4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 [42] 《文艺报》2007年5月10日。 [43]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4]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5]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6] 《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7] 《琼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8]此篇及下面几篇均为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讨会论文。 [49]《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0]《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1]《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2]《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3]《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54]《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5]《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56]《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57]《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58]《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59]《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60]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版。 [61]此篇及下面几篇均为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论文。 [62]《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63]《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64]《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65]《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66]《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 [67]《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68]《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69]《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 [70]《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71]《格萨尔文化在康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72]《中国土族》2007年第3期。 [73]《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1期。 [74]《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1期。 [75]《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1期。 [76]《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2期。 [77]《西藏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4期。 [78]《中国土族》2007年第2期。 [79]《群文天地》(藏文版)2007年第3期。 [80]《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3期。 [81]《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82]《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 [83]《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2007年第1期。 [84]《格萨尔文化在康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85]《格萨尔文化在康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86]《艺术百家》2007年第3期。 [87]《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88]《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89]《 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 [90]《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 [91]《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3期。 [92]《中国藏学》(藏文版)2007年第1期。 [93]《中国藏学》(藏文版)2007年第3期。 [94]《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 [95]《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96]《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 第4期。 [97]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98]昆仑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99]《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100]《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101]《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102]民族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103]民族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104]《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 年第6期。 [105]《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第6期。 [106]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07]《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108]《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09]《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110]《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11]《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12]《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113]《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11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15]《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 第2期。 [116]《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117]《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 [118]《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6期。 [119]《四川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6期。 [120]《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21]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122]《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2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4]《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125]《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 第1期。 [1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27]《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128]《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29](俄)Е. М. 梅列金斯基著，王亚民、张淑明、刘玉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版。 原载《中国文学年鉴》2008年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