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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诸多蒙古学金石碑刻收集、整理、考释和译文研究等方面的论著，以及文物考古对蒙古学金石碑刻的不断发现，不仅足以弥补古代文献典籍对蒙古族历史风云和社会概貌记载之不足，而且其可资利用的史料价值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世界蒙古学研究的基础史料之一。部分有关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书目，是海内外蒙古学研究者开发利用金石碑刻研究资料不可或缺的检索工具。 一、蒙古学金石碑刻收集、整理、考释及其译文研究的基本概况 金石碑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金石碑刻无疑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弥足珍贵。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对金石碑刻及其史料的挖掘和研究意识不断增强，并把金石碑刻的收集、整理作为当今蒙古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中外学者对蒙文以及蒙古学的汉文和其它文种碑铭研究进行收集整理方面的重大发现，以及诸多金石碑刻研究成果及文物考古的不断涌现，已为蒙古学研究及史实考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对蒙古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产生了及其重要的意义。 1、对碑文实物的研究整理 蔡美彪发表于1996年的“八思巴字蒙文碑石译存 ”一文，以其在1958年春赴河北昌黎县参观，途经道者山云峰寺址处发现的一通元代蒙汉文圣旨碑的残存为依据，并以对此碑石译存进行的探考记录为主，介绍了昌黎云峰寺残碑存遗录有汉字刻石残文、八思巴字蒙文残存、八思巴字蒙文音义的详细情况，并通过与衮州蒙古文墓碑译释，即北京大学藏山东衮州元代八思巴字碑拓一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和阐述，认为：“元人文集中录存蒙古官员碑铭屡见不鲜，以八思巴字书写的蒙文碑记为此前所未见”。指出“此碑记虽然文字不多，实为罕见的遗存”[1]。从而为八思巴字蒙文石碑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另在其1979年发表的“元代道观八思巴字刻石集释”一文中，从周至重阳万寿宫碑（1277-1283）、周至重阳万寿宫碑（1313-1318）、周至重阳万寿宫碑（1314）、彰德善应储祥宫碑（1314）、邹县绎山仙人宫碑（1335）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碑刻存址、碑款、收藏、留存情况。并通过对碑文进行转写旁译、旁释、诠释、汉语直译等，论述了碑文中有关史事、人物、地名及有关蒙汉译语的若干问题。[2] 上述两篇论文为研究八思巴文碑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参考资料，从中使我们对八思巴文碑石的解读、译文、考释等方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随着人们对金石碑刻史料价值的重视，蒙古学金石碑刻的发现和研究不断又有新的进展，如“新发现的蒙汉合壁少林寺圣旨碑”，是1990年3月，日本大阪国际大学副教授松田孝一氏访问少林时发现的元代蒙汉合壁圣旨碑。1991年1月31 日至2月2日，松川、中村二人赴少林寺解读碑文，并于 1993年发表了对该碑文进行解读和研究的详细报告，其中主要的论述重点为（1）少林寺与立少林寺圣旨碑的地点（2）13-14世纪蒙古时期的令旨文的分类（3）关于每截令旨与碑的诸方面问题（4）作为13世纪回纥式蒙古文资料的少林寺圣旨碑（5）回纥式蒙古文的特征。[3]文中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赵望秦“《昭陵碑石》案语摘瑕释疑”，通过对张沛先生编着的《昭陵碑石》一书中的“牛进达墓志铭条”、“文帝昭容韦尼子墓志铭条”、“唐俭墓志铭条”、“张士贵墓志铭条”、“斛斯政则墓志铭条”、“赵王李福墓志铭条”“贞观十五年封林川郡公主诏书刻石条”、“永徽元年封林川郡公主为长公主诏书刻石条”、“安元寿墓志铭条”、“李震墓志铭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了与张沛先生再加商讨的地方。[4]杨天在的“新疆伊犁地区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考”，则通过介绍考察以上二碑的缘起及经过，深刻阐述了“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内容上的异同，认为：两碑同是记述了清军平定准噶尔达瓦奇这一历史事件，但各有详略，互为补充，缺一都显得不够详尽和完整。因此，两座碑刻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5] 八思巴字是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皇帝特命国师为蒙古汗国创制的国字，于1926年颁诏推行全国。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称为“蒙古新字”，不久又改称“蒙古字”。除蒙古语外，八思巴字还用于书写汉、藏、畏兀尔、梵语等。这些语言使用八思巴字书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例如用于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书面语言转写（例如用于藏语和畏兀尔语）。使用八思巴文字书写的畏兀尔语资料极少，而拼写的蒙古语和汉语较多。八思巴字随着元朝的灭亡而被废弃，成了一种死文字。[6]现存八思巴字蒙古语碑约有30余通，一般碑面刻八思巴字文，碑阴刻汉语白话译文，或上截刻八思巴字，下截刻汉字。八思巴字多数是元朝官方文件，还有一些宗教功德碑文和题记等。其中元朝官方文件包括皇帝圣旨、皇（太）后懿旨，皇太子和诸王令旨、帝师法旨。宗教功德碑文有居庸关过街塔信道东、西壁八思巴字蒙古语碑文和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字碑文等。[7]宝音图在“元朝八思巴蒙古文圣旨金牌面世”一文，通过对偶然机遇中发现的一通出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元朝八思巴蒙古文圣旨牌正反二面牌款作了介绍并附图于文，现收藏于内蒙古大学文化研究所。[8]此金牌的发现，不仅使后人目睹到这块稀世珍品，而且对于八思巴蒙古文研究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另郝苏民撰写的《八思巴蒙古语碑铭译补》一书（1988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平遥县清虚观八思巴字蒙古文圣旨碑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6））也是研究八思巴蒙古语碑铭的重要参考资料。 回纥文是维吾尔族古文字，以栗特文字母为基础形成的一套突厥语拼音文。公元八世纪创始于伊犁河流域的突骑施部，后来为回纥人所广泛使用，因此称回纥文。共有19至23个字母，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5个元音，2个半元音。初由右向左撰写，后改为自右向左竖写。分楷书、草书二体。楷书用于经典，草书用于一般文字。自唐至明（8-15世纪）主要流行于吐鲁番盆地与中亚楚河流域，17世纪尚在酒泉一带的裕固人中使用。回纥式蒙古文由回纥人塔塔统阿创制。1204年成吉思汉征服乃蛮之后，蒙古族便开始使用这种以回纥字母为基础的竖写拼音文字。回纥式蒙文拼写法基本上沿用回纥文的规则，不但字母与读音的头字字母在不同位置上的变体基本一致，就连行款、程序等等也都一样。经元、明两代到17世纪发展成为两个支派：一支是现通行于我国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一支是只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的托忒蒙古文。这两种现代蒙古文，无论在字母表或在拼写方法方面都同回纥式蒙古文有明显的区别。回纥式蒙古文文献原件传世者不多，今存文献有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几大类。[9]有关回纥式蒙古文碑铭研究方面的论述，如哈斯额尔敦在“古蒙古语文献概述”一文中，对“成吉思汗碑文”（又称也孙格碑文）以及回纥蒙文文献“十方大紫微宫碑文”、“蒙哥汗碑文”（又称释迦院碑文）、“张氏先茔碑文”、“竹温台碑文（又称云南王藏经碑文）”、“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文”、“兴元阁碑文”等碑文的发现地，存放遗址、碑款及其内容一一作了介绍，为人们利用古蒙古语碑铭文献提供了帮助和参考。乔吉“读赤峰市出土的古回纥文碑铭”在对1994年张松柏、任学军二同志发表的“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以及1995年布仁巴图、浩斯、丹森等三位同志发表的“赤峰市郊出土的古回纥文碑研读”二文中有关论述予以肯定的基础上，又从碑文音写及旁释、直译体译文、译文疏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就此碑文的准确识读和整体碑文理解方面与以上几位同志提出了若干商榷和探讨之处，为上述碑文的识读及其研究提供了更加确切和清晰的思路。[10]有关论述蒙古文石碑方面还有乌云撰写的“和林城出土1384年石碑蒙古文碑研究”一文。 “成吉思汗碑”文是用畏吾尔-蒙古文写成的最为古老的碑文。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于1926年建立了蒙古汗国，其子孙在他统一蒙古诸部和西域诸部的基础上，又灭金和宋，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版图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文献侧重于诸多方面，可谓著述颇丰。而在[法]韩百诗的“成吉思汗碑”铭考一文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种解读释文及考疑例证，考释了“成吉思汗碑”铭及有关转写的解释，提出了碑文转写的个人认识及不同的释读，提到了已有得出的研究成果。提到最初释读尝试者，并指出“这些尝试都不是以任何严肃的解读为基础的，但对成吉思汗名字的释读，使那些谈论这一碑文的人便以‘成吉思汗碑’来称呼它了”。[11]从而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碑铭及考释成吉思汗人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关于八不沙大王令旨碑的石刻记载和释读”从本石刻碑文的记载、令旨的释读、释读译文等方面，对“八不沙大王令旨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考证。与此有关的碑刻文献还可参见“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译注”、“新发现的蒙汉合壁少林寺圣旨碑”。[12] 2、对碑文资料整理研究的论着 如果说上述金石碑刻的研究多侧重于对碑文的收集整理以及原文的释读、译文、考证等方面。那幺，涉及有关民族关系方面的碑刻研究，有黄修义的“从《南昭德化碑》看南昭前期与唐关系”一文，则主要从南昭的兴起、吐蕃南下与南昭的统一、南昭兼并？，南昭与唐矛盾激化、天宝之战和南昭北臣吐蕃，以及“南昭德化碑”对南昭与唐的关系产生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说明了“南昭德化碑”不仅为认识南昭前期与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渊源的珍贵史料。[13]而张永钦的“《南昭德化碑》档案价值刍议”一文，则通过对《南昭德化碑》碑文内容的研究及碑址、碑款的详细介绍，重点指出了（一）“南昭德化碑”保留着南昭真实的历史标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高度的原始凭证性，是有关南昭的第一手档案；（二）《南昭德化碑》是阐明我国历史疆域的重要凭证；（三）《南昭德化碑》对发展大理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与交往具有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该碑不仅是研究南昭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石刻碑文档案，也是我国西南边疆历史疆域的重要凭证。[14]近年,对碑文资料整理研究方面的一些论着也颇多问世。王大方的《草原访古》介绍了元代一些重要碑刻。例如“阿拉善盟的汉代石刻”，这通石刻是我国迄今发现保存字数最多的西汉时期的铭文，同时证明了有关史实资料记载两汉时期，汉军在北方草原勒石纪功之事。还有历经600余年，刻有3000多字蒙古文译文的“元代名碑—张氏先茔碑”、为元代历史研究提供珍贵新资料的“竹温台碑”、倍受国内外蒙古学研究者珍视的“包头出土的元代三种文字碑”（用古叙利亚文、古回鹘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的景教残碑）、对研究蒙古土默特与明朝和西藏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包头市美岱召“黄图巩固石匾”、以及窝阔台汗时期的景教瓷碑内容及史料价值的介绍。盖山林先生编着的《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列举和介绍了他本人掌握的大量碑文。如“御制彚宗寺碑文”、“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石碑”、“巴林右旗庆州故城内的明代蒙藏文佛教石碑”、“神射手移相哥和成吉思汗石”这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回鹘蒙古文碑，国际学术界极为著名，现存彼得堡美术馆。涉及满蒙联姻的“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妃碑”、“皇清四公主‘德政碑’”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其另编着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中，通过对内蒙古地区辽代石刻文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论述，既便于研究者对辽代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也为辽代石刻文研究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做出了贡献。项春松着的《赤峰古代艺术》对辽金元时期的塔铭、经幢、记事碑、辽“故耶律氏铭石”、“耶律羽之墓志铭”等多人碑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米文平着《鲜卑石室寻访记》、盖之庸的《叩开辽墓地宫之门》、韩小忙的《西夏王陵》分别对鲜卑石室发现、辽墓精美的金、玉器，以及西夏王陵中的西夏文残碑有详细介绍。除此，还有田同旭撰写的“沁水元代戏台遗址碑刻考论”、陈得芝的“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作者“大元制诰特赠碑与郑鼎”等碑刻资料研究论文，均为了解元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相关的碑刻参考资料。 二、文物考古对蒙古学金石碑刻的重要发现 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对金石碑刻的发现和揭示也愈加显示出其重要的史料和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拓展蒙古学研究领域，扩大蒙古学重点学科的研究优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例如，赤峰境内的多处佛教寺庙、石雕、石刻，以及蒙古族喜用的金属器物等文物，对于研究和考证蒙元时期文化的地位及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参考价值。近年，从赤峰辽代耶律羽之墓发掘出了诸多墓志、金器、瓷器等珍贵文物；在北部草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还首次发掘了元朝蒙古贵族祭祀遗址，发现了大型的汉白玉石雕人像等，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1973年，在鲁王城（应昌府）曾出土八思巴蒙文铜印一方，据考证系元朝中央政府的重要玺印。1975年该城还出土了一口形体巨大，重350公斤的六耳铁锅，甚是罕见之物。除此，元代印章更是多有发现。比如：1985年发现的“武备寺经历司印”、1974年鲁王城出土的“中书分户部印”、1976年出土的“白登县印”、1972年翁牛特出土的“都达鲁花赤印”、1963年宁城出土的“富峪弹压之印”等，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传统艺术表现力，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 张国庆“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一文，通过辽代石刻文物发现的概况及其种类、辽代石刻的材质、形状及雕饰艺术所作的较为详细的介绍，阐述了辽代石刻的文字、书法艺术等极具史料价值。[15]有关辽代石刻及其评价，正如辽代石刻的集大成者《辽代石刻文编》中所指出：辽代石刻用字以汉字为最多，使用契丹文的约占百分之二左右，关于契丹小字，契丹人崇奉佛教，而外来的佛经均是用梵文书写的，经文汉文中间亦夹刻有梵文。书法文字中大多为正书楷体字，包括一些契丹文的石刻在内，字体端庄精美，镌刻艺术高超，刀法遒劲，线条流畅规正，是难得的艺术珍品。而座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的西夏陵，是我国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被誉为“东方金字塔”。1998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夏王陵碑亭周围发现了630多块西夏文碑残块，这些西夏文全部描金，最大的一块残碑上有17个完整的西夏字和6个残字，上有“皇帝、种、吐蕃、羌、昊”西夏文字。其中大量的西夏文和汉文碑刻残片，如7号碑陵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刻“寿陵志文”，为确定陵的主人提供了确凿资料。[16]同年内蒙古海拉尔市郊也发现一处古墓群，考古专家认定这是隋唐时期北方鲜卑族室韦部落的墓葬，在墓葬中存有金器、玉器等随葬物品，这一发现填补了研究古鲜卑族历史缺乏隋唐时期文物的空白。 来源：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文献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