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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双语”是指一语言集团的成员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双语作家，就应当是那些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写作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想谈到这样一些人，从本质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地道的双语作家��操两种语言，但用一种文字写作。再具体讲，就是操双语而用母语写作的一类，和也是操双语而用非母语写作的一类。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这两类人数量不少，足以形成一个类型。自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更应被称作双语公民而非双语作家，但考虑到非写作语言对作家获取信息、扩展视野上的作用，考虑到对作家思维机制的内在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之下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表现出来的带有某种规律或倾向的特色，把他们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就异常复杂。一民族的人用另一民族的语言创作的情况早有传统。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便是一个局部的爬梳。该著卷四文学篇中专列出几个部分，谈及诗人、文家、曲家等。当然，这里是讲“华化”，他们是被称为“中国诗人”、“中国文家”之类。至于是否化而不同、化得是否干净彻底、是否尚留有西域人的文化心理、会讲自己“世家”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倒可以由此看出，民族之间语言屏障的被打破，实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关于操双语的零星记载，还是可以找到的。例如毗邻中原的诸民族��如内徙入塞的鲜卑、氐、稽胡等民族，多识汉语。这大抵是自然融合的结果。也有强令推行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明令三十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改用汉语，否则的话“当降爵黜官” [1]。 双语人群的大量出现，就为双语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可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元代后期云南行省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阿盖，曾作有一首悼夫诗，该诗兼用了汉语、蒙古语、棘语，颇为独特：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镜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娱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也不止是“华化”。举蒙古为例，元以后蒙古人退回大漠南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部驻牧青海湖畔，两次派使入藏延请索南嘉措，二人于1578年相会于仰华寺。索南嘉措和俺答汗互赠了尊号，并举行了大传戒法会。自俺答汗迎请索南嘉措传黄教于蒙古，漠南蒙古其他各部以及漠北蒙古各部的汗王，都先后信奉了黄教。贵族平民于是纷纷出家，甚至到卫藏游学。蒙古僧俗各界人士以精通梵文、藏文为荣耀。那时便有相当数量的双语作家涌现出来。我们可以从在乌兰巴托出版的两卷本《蒙古作家藏文作品选》中，想见当时这一盛况。顺便提一句，这部书是较早编迄的，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现在已知的用藏文创作的蒙古作家有五百人之多，已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再如女真与蒙古。“由于蒙古与女真地域毗连，关系密切，许多女真人不仅习蒙古语，而且连书文往来也用蒙古字译写。后来，他们虽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满文，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真地区仍并行使用蒙、满两种文字。”[2]语言文字上的关系如此紧密，不在文学活动中有所反映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历史上双语作家中成绩突出的是清代蒙古族杰出作家尹湛纳希。他自幼从塾师学会了蒙古文、汉文、满文、藏文，且蒙、汉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历史知识丰富，又擅长丹青。他以小说家出名，还写了不少散文和诗歌，又曾将《红楼梦》和《中庸》译成蒙古文（已散佚）。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层楼》及其姊妹篇《泣红亭》的故事，是沿着璞玉和炉梅、琴默、圣如的爱情线索展开的。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尹湛纳希学习《红楼梦》的艺术手法来结构故事、摹写现实的痕迹。 历史上双语作家的例子极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今天的中国，情况也大致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收入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36人，其中只用汉语和兼用汉语创作的占一半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现今中国共有56个民族，现行民族文字计有21种（而实际上，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只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傣等不到十个民族），这种局面就不难理解了：一些民族没有通行文字，还有一些民族因历史原因已改操汉语（如满族），书面创作自然要用别民族语文。 这种情况也不是我国所独有的。通常的情形是，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操一种被视为母语的语言，也就是他们在家乡孩提时代与亲属和邻里儿童的交际语言。然而并不是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个民族。例如操英语的不仅有英格兰人，还有美利坚人、英裔加拿大人、苏格兰人、奥尔斯特人、英裔澳大利亚人、英裔新西兰人等。以英语作为母语的总共有3·8亿人，其中在英语的故乡��欧洲仅占17％。与此相似的是，西班牙语是中美和南美大多数民族的母语，其中包括古巴人、墨西哥人、哥伦比亚人、阿根廷人、委内瑞拉人和秘鲁人等。总之，操西班牙语的人口总共有2·4亿人，而在其故乡欧洲讲这种语言的还不到总数的12％。世界上有1 亿多人讲德语，除德国人自然将它作为母语外，还有奥地利人、德裔瑞士人、阿尔萨斯人、卢森堡人将它作为母语。相近的情况，还有法语等。 若干民族共用一种语言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从上面列举的资料已可明白。还有一个民族使用不止一种语言的例子。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上的威尔士人就是一个双语民族，他们既讲英语，也使用本民族的威尔士语。类似的情况还有爱尔兰人。前苏联民族成员众多，情况就十分多样。莫尔多瓦人就操两种颇为相似、但又完全独立的语言��埃尔加语和莫克沙语。在人口总数只有13·8万的卡累利阿人中，63％的人认为卡累利阿语是他们的母语，其余的人，则已改操俄语。至于人数很少的维普斯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他们本族的母语，而一般中青年人则只会讲俄语。“总之，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苏联共有1800多万公民以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母语；最常见的是散居在各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其他许多长期与俄罗斯人杂居的并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其深刻影响的民族，他们也都改操俄语。现在，苏联有五分之四的居民能以俄语交际自如。”[3] 在中国境内，操双语的少数民族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极为普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第二语言是汉语。也有不同的情形，例如新疆的锡伯族，素有“翻译民族”之称，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讲周围民族的语言。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操双语的民族和操双语的民族成员都不罕见。双语现象无疑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回到中国，回到双语文学的话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所收入的少数民族作家，只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1995年的统计，中国作家协会共有少数民族会员389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会员已达两千余人，其中操双语的作家不在少数。 二 造成双语作家不断出现的现实原因，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 第一个原因是统一的社会政治机体中文化的趋同性。 在统一的社会政治机体��国家��内部，存在着一种文化整合效应：民族之间的壁垒在逐步打破，文化上的差异在缩小，交流和彼此渗透日益广泛。这是多民族国家内比如会发生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化，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汉民族占全中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便具有了占优势地位的文化影响力，因而在今天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十分明显。这也不是在今天才会发生的现象。中国历史就已多次证明，政治统一与文化一体化趋向从来都是相呼应的。双语文学现象，作为文化相互渗透的一个特殊侧面，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时期会体现得尤为充分。顺便说一句，翻译文学的勃兴，也大体与双语现象形成呼应。 这种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文化的变异毕竟与生物的变异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通过不同种类线间的传播来延展。相分离的文化传统与相分离的生物世系群不同，是可以通过结合而趋同的。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是不同的，但可以结合，使自身不同程度地结合有对方的成分，产生所谓的半农半牧形态。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况，某些文化的种系在一般进化过程的阶段中，可以不按进化等级的秩序，而直接跳跃进入新的阶段（如鄂伦春族在17世纪中叶处于父系家族公社阶段，20世纪中叶进入毗邻公社阶段）。这种跳跃是外来文化传播的结果。此一文化趋同性，不止是彼此影响的结果，如果只讲这一点，就会有许多现象无法作出解释。趋同有时表现在相互分离的平行发展的不同文化传统中，这种对同类环境同类适应的现象，在文化中也比在生物现象中更为普遍，这来自于更为内在的原因��人类在发生上的同一性和整体性，或所谓“人类灵魂的整体性”。 变异的限度，与同质化的广泛发生，是文化进化中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文化在时间空间中的传播，是由非遗传机制引起的，所以文化进化的倾向，就一如既往地表现为差异的不断缩小，同质化演进不断增强。这种趋同走向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双语人群和人数的增多，并逐步演化为大语言对小语言的吞并，一些语言或快或慢地消失掉、死灭掉，另一些语言集团膨胀壮大。与这一过程相伴生的，是双语作家在某些阶段的增多。自如，随后又会逐步减少。 我们是在分析文学现象，所以在文化趋同中，我们自然格外关注审美趣味的趋同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体现在各民族文学的审美趣味的趋同性，就表现为作品主题、题材、体裁、样式、风格诸方面的同质化和相似化。以我们所论及的范围而言，此类现象相当显著地存在于这半个世纪以来各民族地区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综观之，当时各民族文学的总体面貌��其兴奋点、律动、甚至语体风貌��都与作为主潮的汉族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翻翻当代民族文学史书籍，读者会记住这样一些现象：歌颂共产党、讴歌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全新生活、描绘新旧事物的对立和斗争等等，成为当时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这里无法详细列举，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实在是太多了。不同民族的作家群之间，自如存在着诸多差异，这无庸赘言，但是作家饱满的政治热情，作品中明亮的色调，描写生活时作家的基本立场，甚至结构故事时的框架，抒情时的激越情绪，却又那么地彼此贴近。 第二个原因，是“阅读人口”问题。文学作品的职能，要通过阅读行为才能兑现，这是不言而喻的。据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统计数字，汉语集团有两亿一千万阅读人口。[4] 这是指整个华语世界而言的，且其所据为何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在中国，汉语的阅读人口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阅读人口，我们至今未见到统计数字，但是考虑到他们人口基数的普遍不大，考虑到其中一些民族的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阅读人口的数字普遍不高。这从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出版物的印数上就可以看出来。以蒙古族为例，中国境内有蒙古族约480万（1990年统计数字），蒙古文文学作品的印数通常以千计。即使是本民族内家喻户晓的作家的作品也大抵如此。这与汉文的文学畅销书动辄数万数十万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作者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他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何况汉语文是主流文化的载体，是在中国境内几乎可以到处通用的官方语文，也就难怪有些作家虽然精通 本民族语言文字，却仍是选用汉语从事创作了。一位已故老作家的话，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少数民族作家们是多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以汉文出版，能与几亿人民见面： 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被译成汉文，能与几万万人民见面，这是一件多么光荣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此外，蒙古文作品，只有被翻译成汉文之后，才能成为祖国各民族的财富。[5] 再一个原因，是文学圈子的反响问题。这里所谓的文学圈子，主要指批评界和文学艺术的有关管理部门。简单地说，用大民族文字创作，就有效地避免了跨语言传通的种种障碍，且易于为占据中心地位的评论园地和有关部门了解；如果进而得到认可，甚至褒扬称赞，或者更进一步在某个较大的区域以及全国范围内获奖，那就更好了。你的作品通过别人翻译，也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这中间会有很多的限制：首先，通常只有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能有幸得到译介。例如新疆地区维吾尔、哈萨克文字的作品，翻译过来的就较少。一位研究者若是读不懂这些民族的文字，那就连这些民族当代文学的总体水平、基本状况都难以了解，更别说去深入地理解了。一般的汉文读者则更没有可能去了解这些民族的文学状况。另外，译者对作品的遴选是否得当，译者本身的素质、经验和技巧水平，某些文体自身具有的难以克服的屏障……都不易使翻译恰到好处，达到理想水平。举个眼前的例子：景颇族青年作家岳坚曾用景颇文发表了小说《谁的过错》，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这也难怪，因为能读景颇文的人本就不多。后来他自己将其译为汉文后，便得以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他自己也因此在一定的圈子内名声鹊起。文学圈子的这种作用，一直表现得十分充分。在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已经有过充分的体现。在今天，这种作用不仅较以往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新时期以来，凡是创作成绩突出、名气也大的少数民族新起作家，都是直接用汉文创作的。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扎西达娃、土家族的蔡测海、回族的张承志……这决不应该用巧合来解释吧。自然，这里有些民族以汉语为母语，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通行文字，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成功也部分地得益于他们作品所用的是能获得最广泛阅读的、能方便地为文学圈子接收的汉语。 如果借用传播学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来看作品效应问题，就更好理解双语现象了。这个公式是： 谁 说了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 对谁 取得了什么效果 它在文学过程中就具体化为： 作者 作品 作品物化形式��阅读行为 读者 阅读效果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的某些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双语作者 A文作品/B文作品 阅读行为 A族读者/ B族读者 AB族阅读效果 真正的双语作家，就这样伸手“抓住了两个世界”。 所以，当一个作家为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直接阅读他的作品，希望占据主流位置那个文学圈子能直接对他的作品作出反应，而去选择他民族语文（在中国，则多数情况下是选择汉语），是毫不奇怪的，也不应受到丝毫不负责任的指责。 双语作家出现的一条较为内在的原因，就是相当数量的双语作家是通过汉语文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种文学启蒙，连带着语言－思维的内在影响，都易引导作家用汉语表达的思维定势的形成。这种例子也非常多，我们翻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谈和回忆文学道路的文章，就可以找出大量的例证。总之，文学创作初期大多经历的“模仿”阶段，正是最容易体现这种情况的。 上面我们大略地谈到双语作家出现的一些现实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现实条件和主观上作家的自我调整，就是双语现象大量生成的基础。 三 那么，双语作家的前景如何呢？ 这一问题的阐述，应与语言功能作用的分析挂钩，应在显示双语作家特殊性的侧面着力。 我们知道，“语言一由下面的四个要素组成：语言是一种（1）任意语音的（2）结构系统，（3）系由一定群体的人们习得和使用的一种工具，（4）以标明和划分他们环境中的事物、过程和经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后天习得的，并用以传达价值观念、信仰、感知和规范的。”[6]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更是相互依存��我们思维的内容和思维的方式体现了我们所操语言的作用，而这些语言又体现了我们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功能。思维和语言的表达，二者都体现出文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的成员观察周围世界的方式便不同。西摩·弗系的一段话异常生活化地解释了这种差异是怎样产生的：“七千二百个将于下一个小时之内诞生。刚刚堕地的那一刻，他们彼此是多么相象，这以后的差别就与时俱增了。他们之间的差别之所以逐渐增大，是因为他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进入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进入了一种在特定的地域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了的生活方式之中。从出世以后，每个孩子就受着种族中心意象的熏陶��认为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他的一切，不仅与其他人的不同，而且还比他们优越。成年人教导说，他们的行事处己的方式是自然的，是正确的和道德的。而居处异域的人们��那些‘野蛮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则奇怪得不可思议。我们的文化是正统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不过是一种文化而已。” [7] 简而言之，每个人都是按照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所呈现给人的样子而与他的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这也就决定了下述事实：从词汇层次上看，名称与概念的多寡往往代表着感情与生活的特殊方向。游牧民族关于牲畜有分类极细的不可胜数的词汇，而农业民族在土壤、作物方面的词汇也是数量十分惊人。从思维层次上看，不同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不在于词汇，也不在于词汇的构造，而在于概念的构造。因此，对经验材料的不同的组合和关联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解模式。 语言与思维既然存在着这样生死相依的关系，那么掌握两套语言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可以说，不会带来文学和语言的毁灭。其次，因为这是把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而这，将会使一种新的认识水平产生。所以，很好地掌握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帮助，一种附加作用，是从语言和形象上去观察世界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完全成立，还有大量事实为证。列夫·托尔斯泰娴熟地掌握了法文，曾用法文写文学散文，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最伟大的俄语民族作家。与此情况相同的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正是他们创造了俄罗斯文学的古典遗产，取得了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顶峰地位。 我们关于双语作家，“从旁”已经说了不少的话。双语作家自己怎么说呢？在这里我们想特别介绍一下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着世界声誉的双语作家，还因为他的“处境”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双语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艾特马托夫明确认为，双语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当今世界交际工具和信息交流急剧发展，群众的文化程度和人民的修养不断提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学来讲，生活正普遍地实现工业化，在这种势头下，出现了一系列与两种语言紧密相连的特殊问题。使用两种语言成了新时代中年轻的民族文学的突出现象。”[8]这是就双语现象出现的客观环境而言。在文学领域内情况也是这样。艾特马托夫认为，每一种当代的苏联民族文学，都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是俄罗斯文化的传统。人们从童年时代起，就有机会了解这两个传统。用艾氏的话说，就是两股流水、两道河床汇合到一处。而且，这还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形式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过程。这种过程会“促进新型作家的形成”。 这些论述，不仅十分符合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形，而且也十分符合我国建立共和国之后各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着手尝试用本民族从来没有过的文艺体裁样式表现生活，还有不少作家在本民族文学传统之上，大胆地吸收借鉴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例如当代蒙古族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就是蒙汉两种文学传统融合统一的产物。相对于传统的蒙古韵文文学，它是崭新的一路，但它同时又广泛地多方面地蒙古古典文学和某些民间文学的养分。至于那些历史上就与汉族有着密切关联，早已改操汉语，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素质上又深受汉族影响的少数民族，这种“汇合到一处”的特征就更加充分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圈子中“慢半拍”��即在追踪时代脉搏、敏锐地表现新事物、提出新问题上，少数民族文学总是较汉族文学慢半拍��的说法，正好说明汉文学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另外，个别作家提出的“宁肯欧化也不汉化”的文学主张，恰恰从反面说明，“汉化”是一种多么有力的趋势。 再回到艾特马托夫的论述上来，既然双语现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人们，特别是作家们，该如何对待它呢？那就是要有积极的态度。所以他说：“不充分利用外族高度发展的文化成就，就不可能发展我们多种民族的精神文化”。他认为，在现实中完全有可能保持民族语言，并创造条件促进这些语言积极吸取外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新财富、新形式，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民族的语言。他还警告说，如果闭门自锁，只会得到本质上的假文化。不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就意味着堵塞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也就是说，以保持所谓“民族特点”为最终目的，就会导致目光短浅，与世隔绝，这是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的做法。 也认识到双语现象不可避免了，也意识到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了，问题是否就得到解决了呢？没有。艾特马托夫提醒我们，还要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民族语言逐渐排挤和吞噬小民族语言的危险性”。对于那些热衷于实现一体化的意见，对于那些取消少数民族文化的长处和特点的意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主观上已经有了较为之正确的认识，客观上有娴熟地运用双语创作的可能性吗？艾特马托夫认为完全有可能：“我要说，至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就能从本质上深刻掌握他平行接触到的两种语言，这是可能的，而且还能更多一些，如果这些语言从开始就能对他发生作用的话。对我来说，俄语不亚于母语��吉尔吉斯语，我从童年时代起，吉尔吉斯语就是母语。” [1] 《魏书·咸阳王僖传》。 [2]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民族·种族·文化》。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著，东方出版社。 [4] 《文学社会学》〖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5] 《纳·赛音朝克图评传》，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6] 《跨文化传通》，萨姆瓦等著，三联书店。 [7] 同上。 [8] 见《民族文学研究》198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