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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十分常见的说法，叫做“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是在所谓“社会生物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定义，仅仅是指聚群而居，则此定义是不完全的。众所周知，若干的哺乳类动物物种，都具有群居性;特别是众多的昆虫类动物物种，甚至其群居组织结构极为完善。然而，如果进一步将人类的社会属性延伸至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在此意义上使用“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定义，则也无不可。由文化科学的角度看来，人类的社会属性恰恰是因其文化属性而来，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是文化信息传承的一种共时态网络结构，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化历史则构成了文化信息传承的一种历时态网络结构。 正因为人类的任何一个个体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氛围之中，而人类的各种社会群体同时也就是一种文化群体，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以群分”也才成了一种铁律，否则“人是社会动物”的说法便毫无意义。 人类的各种社会群体，从首属群体如氏族、家庭开始，一直到民族群体，都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都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各民族无文字时代传承下来的口承文化里，便有着有关于此的某些记述。尽管其中的不少见解实属怪诞不经，但毕竟是前人们留下来的相关社群源流历史的种种解释。 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不尽相同的涵义上来使用“民族”这一概念。一般地说来，最基本的用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的概念，例如中国人、菲律宾人、尼日利亚人，或者是中华民族、希腊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另一类则是国内种族及亚民族群体和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传统民族”的概念，比如中国的56个国内民族群体，英国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等，最典型的是美国人口中的各个种族构成成分。在一个现代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之内，人们同时具有如此上位的和下位的双重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这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历史遗留情况。然而必须强调，“民族”的概念在其理论的本义上是与“国家”政治—行政社会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域间，包括汉民族在内，共同生活着56个国内传统民族群体。中国各个传统民族群体的种族成分非常单纯，除了很少一部分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外，绝大多数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亚型。可是，这些传统民族群体的语言构成情况却较为复杂。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其余54个民族群体则都有自己的语言，并分别属于五大语系。这当中，汉藏语系传统民族群体共有29个，主要分布于西南及中南地区;阿尔泰语系传统民族群体共有17个，主要分布于西北及东北地区;南亚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3个，主要分布于云南; 南岛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1个，主要分布于台湾; 印欧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2个，主要分布于新疆;另有2个传统民族群体的语言尚未确定系属，而分别暂时归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其中，还有几个传统民族群体的各个支系的语言，竟分属于同一语系的不同语族或不同语支，这也是一种较为少见的情况。语言是各个民族群体的自身文化传统最为持久的部分，仅仅从现存语言的来源看，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国内各传统民族群体的文化渊源十分广泛，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种历史事实。 在此间所研究的云南传统民族的口承文化里，各个民族的前人们如何看待自身民族的起源，如何看待各传统民族共存的这种格局呢? 拉祜族的《牡帕密帕》认为，是天神厄莎区分开了人世间的各个民族。据说，厄莎天神创造的扎笛与娜笛一对男女生育了9双儿女，9双儿女又两两婚配，各自生育了100个孩子。一日，这众多人们猎豹归来， 厄莎天神将其分为9队，给他们分肉。结果，人们吃得高兴， 不期然间道出各自言语之间的相异之处，并由此导致了各民族分流。真不明白，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出身，身处同样的环境，其语言差异因何而来?不过，能够觉察到云南各民族的种族体质差异很小，可据以做出明确区分的主要是以语言为最外在表征的文化差异，拉祜族的天神也算是功力不浅。 在哈尼族中，题意为“开天辟地”的《奥色密色》有专节谈及“塔婆、模米传人种”。据称“塔婆生百人，模米生千人”，而且都是浑身上下到处坐胎生育，只因为坐胎孕育的部位不同，出生以后便是不同的民族。《天地人的起源·始祖塔婆然》、专门唱叙哈尼祖先迁徙的《哈尼阿培聪坡坡》两件作品也是做如是观，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一个浑身上下均会坐胎生育的塔婆就够了，没有模米的事。另外，《天地人的起源·沙罗阿龙造天地》、《族源歌》两件作品则说是一母同胞的几兄弟分别成了汉族、彝族、哈尼族和傣族。后世学者们迄今梳理不清的各民族族源问题竟被处理得这般简单! 在此问题上，云南各个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化作品有着相近似的特点，要么把各民族群体的存在视为兄弟分家，如傈僳族的《岩石月亮》、《洪水滔天和兄妹成家》、《天、地、人的形成·兄妹婚配》，怒族的《射太阳月亮》，佤族的《七兄弟》，独龙族的一则洪水神话等等;要么将各民族群体的由来视为同源所出，如基诺族的《玛黑、玛妞和葫芦里的人》、《敬献祖先的来历》，傈僳族的《洪水》，景颇族的《创世纪·驾驭太阳的母亲》，阿昌族的《九种蛮夷本是一家人》等等。真实的情况或许在于，云南各个民族向来“大分散，小聚居”，各民族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的先人们在解释自身族体起源时，必须对周边已经有所接触的各个民族的来源一并做出圆满解释。于是问题集中在怎样来解释各民族共存。在神话或神的创世纪中，从来就没有事物发展演变的余地，一开始便安排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为之找出一个共同的起源，大家从此一齐开步走。而人世间的兄弟关系方便人们理解，各民族先人们童蒙未开，总是习惯于以身边易于理解的事物来解释那些抽象的现象，莫说各个民族之间，就是人与鬼之间，不也有人说成是由于兄弟分家而各奔前程的吗?至于这“兄弟”，究竟是早先类别式亲属制度下的群体“兄弟”，还是后来叙述式亲属制度下的个体“兄弟”，他们才不管那许多。 其实，实在要以兄弟关系来论各民族的话，就不能不提及族源问题。譬如佤族，本源于古代百濮族群，与云南源于古代氐羌族群诸民族的族源关系相对较远一些，倒是更应该与相近族源的布朗族、德昂族等去论兄弟。克木人和芒人便与布朗族有着很近的族源关系，且看他们口承文化中的相应说法究竟如何。布朗族的族源传说称：最早的人由天上漏下来，天神昭示人间，佤族是老大，布朗和拉祜为孪生老二，汉族为老三，傣族为老四。克木人的创世纪则称：汉、傣、哈尼、拉祜、佤、布朗等民族与克木人一道，从同一个葫芦里出来。芒人的神话又称：人类乘葫芦自天而降，先后出来者除了芒人等之外，还有傣族和汉族。在这中间，不仅涉及源于古氐羌族群的诸多民族和源于古百越族群的傣族，而且还无一例外地拉扯上了汉族，这些民族的族源远近决不可等量齐观。可见，民间口承文化里的民族起源之说与各民族之间真实的族源关系并没有什么值得推敲的联系，不过是对最早接触到的那些民族的由来做出一种解释罢了。 时至今日，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业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各个传统民族群体，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原先基本上自成一体的文化信息系统网络已不复存在，而纳入了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之中。在今天，中国的各个传统民族群体，包括汉民族，包括历史上曾建立了一方民族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也包括数十年前尚处于分散的原始部族状态而没有最终形成自身民族统一政治—行政实体的那些少数民族，都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政治—行政实体，而仅只是一种历史遗存下来的国内种族及亚民族群体和亚文化共同体，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各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是如此众多的传统民族群体，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正是如此众多传统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一种整合一体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国，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系统的形成，早已经成为一种既存现实。 二 云南各地各传统民族的渊源并不复杂，但其中分化、融合的历史变故却颇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此外，他们之间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不仅使得各民族间血缘和文化的历史交融更加复杂化，各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便难以清理的民族源流愈发裹搅不清，而且也使得各民族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支系，其间的语言和民俗也有了不小的差异。比如像哈尼族和彝族，各自本身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支系，各个支系之间千差万别，简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景颇民族的情况也很特别，景颇族的景颇支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景颇语支，而其载瓦、茶山、浪速等支系语言则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缅语支。这在全国还只有裕固族的情形可以与之相比，裕固族的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不过，这中间的语言差异恐怕还比不上汉民族的各个方言区之间的语言差异那么大。 实际上，一个民族内部的支系不过是其民族融合及文化整合还不够彻底的历史遗存物。这就如同水系，越是回溯到上流，其水网支流便越多。在云南各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化里，关于他们民族源流历史的记述也包括了各自民族的各个支系的由来。 在景颇族的景颇支那里，有关他们自身民族起源及其各支系源流历史的说法同神话创世纪联系在一起，为其口承文化中神话谱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据传，继先后三代创世造物的天鬼之后，人类第一代始祖宁贯娃娶水族龙女生育子嗣，自此传下了人间谱系。往下传至第7代， 排行第6的一人名曰“崩用景颇”， 此人即为景颇民族的景颇支系自认下的直接祖先。景颇族人一般公认，正是由此时，景颇族作为一个民族正式开始了自身的发展演化历史。同时，在这一代，还出现了汉族、傣族等民族，也出现了景颇民族的浪速支系，他们都被表现为景颇民族神话谱系里的同胞兄弟。在此或许可以推想，景颇人最初所接触到的也就是这些民族，而其他民族，诸如今日景颇族与之相邻而居的阿昌、德昂等民族，还有景颇民族的其他支系，是后来才发生联系的。果然， 再到第9代，便有一个叫做“喷那弄锐”的人出世，据说他就是景颇民族载瓦支系的祖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崩用景颇”为整个景颇民族的直接祖先，其名之“崩”就是“拼起来”或“联合起来”之意，“用”则指排行老六，“景颇”即为“人”，合意似可直译为“整个第六人群”，意译则可解作“景颇全民族”。据称，那个崩雍娃(亦即“崩用景颇”)者，生有五个儿子，长子袜茄娃星光，分而开启景颇支系;次子都连，分而出走为外族;三子腊柔丁，分而开启载瓦支系;四子木如，分而开启浪速支系;五子勒赤，分而开启茶山支系。此一说倒是将景颇族各支系近乎讲全了。 然而，在景颇族的载瓦支看来，他们民族的分支几乎全都起始于载瓦。载瓦支系的“官种”梅何姓氏被公认为最古老的载瓦家族，其口承世系谱前22代行父子连名。在第5代时， 令立哦之子哦松西分出为景颇支;在第9代时，足必阳之子阳陇令分出为茶山支;在第16代时， 推陇帽虽传下世系，但其本人后分出为浪速支。这一谱系确与茶山支的父子连名世系谱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有意思，到底谁是景颇民族的正宗，谁是后起的分支，看来在他们的几个支系之间往昔便有一番争执。 哈尼族各个支系的来路也在他们自己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创世纪里有所解释。爱尼支古歌《人和万物是怎样产生的》唱到：从天而降一个葫芦，内中出来了女始祖阿戛拉优，“她养了许许多多孩子：第一个是佤族，第二个是傣族，第三个是爱尼，最后一个是汉族”。根据相关考察，这里的排行与孟连爱尼人对各民族定居此地时间先后的看法不无联系。豪尼支的《豪尼人的祖先》则说：一对始祖兄妹塔甫与睦耶生了77个娃，因睦耶只有76只奶，仅存活下76人，共计38对男女，为12种“民族”的祖先。这当中，除了苦聪(拉祜族支系)、倮倮(彝族一支旧称)、摆夷(傣族旧称)、民家(白族旧称)和阿哈(汉族)之外，其余均为哈尼民族的各个支系。 一个民族的分支到底是分化而来，还是合而未成，或许各有别情。但在云南民族中间，合而未成的情况确有属实。独龙族内部的各部分人群构成极其古老，数十年前尚残存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各个古老氏族大都有自身源流的传说，例如，原有的木仁氏族自称是怒族的后代，其“木仁”之名意为“天上掉下来的人”，起因是有人问之从何而来，被问者不答而仰首望日，问话者便以为此即回答，认定对方来自天上，这一氏族就此得名。其他如狄巴氏族、郭劳龙氏族、马必力氏族、凯而却氏族、江勒氏族、陇吴氏族等，其历史源流传说均称渊源于怒族。各古老氏族又衍生出了若干父系亲缘家族，以居住地命名，比如源于木仁氏族的拉孔家族便因居于拉孔地方而得名，又如源于郭劳龙氏族的孔当家族便居于孔当，源于马必力氏族的孟顶家族则居于孟顶。就历史遗留状况而言，整个独龙族不过是由源于各不相干的原15个古老氏族的54个父系亲缘家族组构而成的松散人群，并未完成在政治—行政上的内部统一。他们所谓的“吉可罗”，既是指父系亲缘家族，又可指自然村落社会，是他们家庭之上最基本的和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各个“吉可罗”之间完全相互平行，压根儿不存在彼此的政治—行政辖属关系，整个人群向来就没有形成一个政治—行政社会中枢，实属于前于国家政治—行政社会的原始部族群体。如果严格地按照一个自成一体的民族实体应具自身统一的政治—行政社会体制的原理说来，那么不妨认为，历史上的独龙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尚未最终得以形成。到最后，由于整个中国大陆在人民共和国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治—行政社会体制下，已经彻底完成了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类似于独龙族这样的原始部族人群，作为国内传统上的一个亚种族或亚民族群体和亚文化共同体，才有了自己真正独立的地位。不必讳言，在云南的各个传统民族当中，与之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并不在少，以往的历代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他们独立民族实体的地位。 三 在用以表述云南民族社会组织形式的概念中，“氏族”也许是最为混乱或最容易引发混乱的概念之一。譬如说，屡见不鲜的“氏族内婚制”的说法，在理论上根本就讲不通，而在任何一时，任何一地的实际生活里，也从未有过类似的人类社会婚姻规范。氏族制度与内婚制二者刚好是对立的，凡是存有氏族社会组织形式的人群，必然是行氏族外婚制!若干氏族固定通婚的两合氏族婚制或多联氏族婚制恰恰是道道地地的外婚制，而完全不是什么“内婚制”。 不言而喻，氏族是人类世界最为古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由理论上就本来意义的氏族大致讲来，首先，氏族是一种最基本的首属群体，是古昔人类世界“自然天成”的社会世系组织，就如同现今时代的家庭。排除氏族组织成熟时期产生出来的辈份婚级形式，氏族之下便不存在任何社会组织形式，诸如独龙族人各家族之上的古老氏族，实已成为了往日遗迹，并不具有多少现实意义。在任何一种人群中间，一旦个体家庭成为社会最基础的首属群体形式，氏族组织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此时再来言氏族，充其量也只具有一种回顾性的意味。其次，氏族是一种最严格的婚姻组织，而且必然是外婚组织，其根源在于，氏族实为本于人们“天然”血缘的世系群，因而至少是在两个氏族间固定缔结联姻关系，即两合氏族双向婚配，若是在多个氏族间固定缔结联姻关系，则为多联氏族单向婚配。故此，作为外婚组织的氏族组织必然是成双向结对的，或者是成单向连横序列的，这些联姻氏族间形成一种稳固的关系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氏族婚姻组织，对内各个氏族间界限分明，对外则似乎已成一体，也许这就是所谓“氏族内婚制”莫大误会的肇始之因。最后，氏族是一种最古老的政治组织，众多的氏族或者众多的由氏族发展衍化而来的胞族因血缘、婚姻或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地缘的及其他的缘故组合成为部落，即构成了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前于已经形成成熟的一体化政治—行政社会体制的独立民族实体，更前于具有完整的统一政治—行政中心的民族国家社会。当众多的部落由于某些原因再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了部落联盟，并且推举出具备相应的政治—行政权力的盟主来统领各个部落之时，独立的民族实体的雏形便开始出现，再继续发展下去，社会组织形式完全地域化，筑城划地形成整个民族群体的政治—行政中心，最初的城邦制民族国家社会或古代民族方国便最终得以诞生了。 综上所述，如今探讨云南各民族古老氏族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仅仅只能是回顾性的。在云南的任何一个民族中，个体家庭早已是最基础的首属群体，在传统社会里即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附带提一下，中国传统宗法实际上不承认自然人的社会地位，而只承认家庭“法人”，父家长即是“法人代表”)。中华民族的现代统一民族国家也已经形成。在这两个方面，氏族组织原有的社会功能均已丧尽。而在一部分民族里，氏族组织作为外婚组织所具有的功用，迟至最近的数十年间，也逐渐消减直至失效。所以，本来意义上的古老氏族已属于明日黄花，但它却并没有完全死去。其原因便在于，古老的氏族作为一种血缘世系群体，与人们的姓氏宗系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云南各民族的古老氏族组织形式业已向着姓氏宗族转化。当今所称的“氏族”实则大多已是姓氏宗族，故而倘若不是谈既往之事，已经不可再对之使用“氏族”的概念，直呼“宗族”或作为同姓宗族分支的“家族”为宜。 佤族不仅行父子连名制，而且各个宗系人群早就有了自己古老的姓氏。关于佤族姓氏的最初来源，在他们那儿也是同有关人类起源的“司岗里”神话创世纪联系在一起的。据说，佤族从“司岗里”(出人的岩洞)出来，经过一片树林后，人们便开始各行其路，行进途中涉过一条什么河或翻过一座什么山，则以此地名为自己的姓氏。这片树林被称为“寡莫”，此为“人类分家”之意，亦即“人们开始有姓氏”之意。不过，有趣的是，相传，由“司岗里”最后出来的一支，人称“管磁打”，意即“尾巴”，这一批人便以此为姓，此刻自然尚没有来到那个“寡莫”树林。该姓氏苗裔绵延至今，就生活在一个叫做巴格得的村寨里，想来当是佤族人中的开天辟地第一姓了。 其实，佤族人的姓氏也并非全都取自地名。以西盟佤族为例，据有关调查，人们姓氏共125种，以祖先之名为姓者61种， 以寨名为姓者18种，以寨名加人名为姓者14种，以某一自然现象为姓者10种，以某一社会现象为姓者10种，其他涵义者7种，涵义不详者5种。各种佤姓的涵义及来源大多数都有一个传说，说来总让人们难以置信，但该姓氏的子孙们却深信不疑。比如阿鲁姓氏，传说其祖先离开“司岗里”之后，未找到固定的住所，一直到处流浪。一次，他在河边捕鱼，收获不少，便用竹篾把鱼穿起来，谁知事未毕即下起了大雨，他只好设法去躲避。在西盟佤语里，“躲避”之意的发音即为“阿鲁”，此人的后代就此得到了阿鲁这一姓氏。同其他民族的姓氏起源之说相比较，佤族人的种种说法大都透出一种粗朴简陋的古风，明显缺乏民间传说常见的那种传奇色彩。佤族民间的姓氏传说并不注重文学性，而固守朴拙的实录性，或许更属于民间口承“家史”之列。 历史上的古老氏族与当今人们的姓氏之间的联系， 在克木人那里看得最清楚。就原有状态说来，克木人以其图腾标志作为氏族名称， 同时也作为人们的姓氏。有人做过初步调查，克木人的古老图腾共计25种， 如果这一统计无误，那就是说，克木人共有25个古老的氏族， 亦即共有25种姓氏。他们的每一种古老图腾的渊源都有一个传说，那同时也是古老氏族起源的传说，并且还是人们姓氏来源的传说。 到今天，克木人的图腾禁忌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依然存在，他们的源于图腾标志的姓氏仍旧通行，那么，原先与图腾、姓氏合为三位一体的氏族是否如故呢?应该看到，克木人的情况在云南诸民族当中格外特殊，他们的世系传统独树一帜，为子从父女从母继嗣，即儿子随父姓而女儿随母姓，形成单性别的姓氏宗系。由他们古老的图腾标志及氏族组织的角度而论，便有一些为纯男性者，如老虎氏、水鸟氏、野鸡氏等;而另有一些为纯女性者，如山麻雀氏、破脸狗氏、团鸡氏等;少数杂有异性者，则为一对夫妻只生有男孩或正好相反，因而经商议过继给对方以传承世系所致。尽管如此，在克木人那里，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早已经成为定制，取代氏族成了社会的首属群体，而在今日统一民族国家的法制之下，他们古老氏族的外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功能也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唯一的例外仅在于，克木人的家庭与其世系是分离的，家庭不作为世系群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其古老氏族组织硕果仅存的世系群性质，同样也正好可由姓氏宗族所代替，毫无必要再借用那古老而失效的氏族形式。克木人尚且如此，云南的其他民族更不待言。 在云南的大部分民族中，有一种十分普遍的情形值得注意，那就是人们早已通行汉姓，而今更是时兴使用汉姓。诚然，各民族通行汉姓自有古今多种由来，决非像阿昌族《九种蛮夷本是一家人》所言，由过于“汉化”的天王地母给人们赐“百家姓”，这当然只会是后来接受了汉文化的阿昌人之所为。佤族人行汉姓别具风格，十足是“为我所用”，取汉姓或其谐音字义转而为佤语发音，譬如在永德，朱姓曰“立其”(意即“猪”)，金姓曰“克立”(“金”原意)，陈姓曰“阿掌”(意即“称”)，张姓曰“阿塔克”(意即“粘”)，李姓曰“布李”(意即“果子”)，等等。就连其古老的图腾崇拜及氏族组织与克木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芒人也已经通行汉姓。不过，他们的古老氏族组织形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姓氏宗系较为复杂，如像原有的温糯氏，又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冠之以红、黑、灰色来加以区分，红色温称为温糯糯伦，黑色温糯称为温糯朱，灰色温糯称为温糯布勒厄。这其实是古老氏族发展衍生出来的不同兄弟氏族，共同组成为一个胞族。因此，温糯氏对应于后行的汉姓罗，便有了红罗、黑罗、灰罗之别，完全可以理解为源于同姓宗族的各分支家族。这样划分实则与汉民族的“出五服”是同一个道理，无论是红罗与黑罗，还是红罗与灰罗，相互之间已可以通婚。各民族普遍行汉姓的事实使人们更容易看出，古老的氏族组织形式实已转化为姓氏宗系，同时这也表明，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正日益得到强化。 ****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上，人们的血缘社群意识极强。来自同一民族、宗族或家族的身份认同和源于同一社群的文化共识，历来是连接各色人等的最强有力的纽带。 说到底，人类的历史即为人类自身的繁衍及其血缘宗系的传承过程，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再产生归根结底也是为着人类本身的产生和再产生。所以，纯粹对于个人而言，特别是在民间，人们自己的世系群体的血脉历史或许更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这也就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不看重传宗接代的原因所在。当然，人类不仅仅以群分，更不仅仅只有着自己世系群的历史，动物甚至包括植物实际上也有它们自身的种系传承的过程。人类世界的发展演变历程之所以成为历史，而不仅只是一种纯自然演化的过程，就因为人类群体在血缘传承的同时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承。正是文化的传承使得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发展进步，同样也使得人们血缘宗系的演进扩展能够为后人所知，否则一切都将湮灭在个体生命的局限之中，与动植物们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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