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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叶，我国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开了新疆历史的一个新篇章的话，那么，在新疆，一九五五年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对新疆人民而言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事件。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民族政策照耀之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亦因此，新疆的民族文学艺术事业也同样获得了非凡的繁荣和发展。 诚然，五十年的新疆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成就和痛苦的经验与教训;同样伴随着繁荣、进步和坎坷、停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发展和进步是其最主要的潮流和趋向。如果，我们用客观的公允的眼光去审视有着五十年历史的新疆民族文学的每一个阶段，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种趋势和潮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时，新疆的民族文学很快就顺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要求，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应的作家队伍和创作市场的时期。在国内，维吾尔文学史上出现了祖农·哈德尔、铁依甫江·艾力优夫、艾力坎木·艾合坦木、阿布力子·纳兹尔等在解放前后行进在文学创作前沿的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诗人。他们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生活，全身心地投身于文艺创作事业之中。如果说青年诗人穆罕默德江·沙迪克、热合木·喀思木、米尔卡米力·亚库甫、米尔扎依德·克里木、买买提力·祖农，作家克尤慕·图尔迪、玛力克·克威尔、艾海提·阿西木等人都是作为新生代的话，那么，从50年代初期开始，这些作家诗人在一定程度上亦以排入了他们的行列之中（1）。哈萨克文学基本上和以上的情况相去不远。阿斯卡尔·塔塔那依、尼葛买提·蒙加尼、库尔曼纳依·奥斯曼等作家都是文学行伍的前锋（2）。柯尔克孜文学有阿曼图尔·巴依扎克、沙坎·乌木尔等人（3）；蒙古文学有斯·乌里再巴特、托和图克（4）；回族文学有百丽艳、杨锋（5）；塔吉克文学有塔彼勒迪·乌秀尔、买买提·肉孜（6）；乌兹别克文学有努尔买买提·俄尔克、萨帕汗·波拉提（7）；锡伯文学有赵玲华、忠录（8）等都是新疆解放后民族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文学创作的实践和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努力成为新疆民族文学快速发展的典范。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具有相对成熟的文学队伍的民族文学作为当时的起始点在国内同等水平中占据着略高地位的同时，从而在中国文学舞台上，新疆民族文学以自己独特性的优势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另外，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也在较为广泛的领域产生影响和拥有了知名度。除此之外，文学艺术机构的组织，文学期刊、出版社、报纸等出版发行平台的正式创立和组建为民族文学的快速进步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以维吾尔文、汉文、哈萨克文出版的《新疆文艺》杂志（后来民族文字的部分分别改为《塔里木》和《曙光》）的批准出版；人民出版社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锡伯文科室的相继建立，以及《新疆日报》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文字版的出版为新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方便的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用言语来阐述这样一些创作基地对新疆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直至20世纪50年代，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仍然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作为唯一的传播手段，或者是以手抄形式在群众中传播。这种较为原始的文学状态除了直接影响文艺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之外，还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进程。由于这些民族文学发展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因此，缩短这种差距与不平衡状态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创建文学创作基地，同时对其进行规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这些工作逐一得以实现，民族文学的发展彻底摆脱了这个事业自古存在的巨大阻碍。这可以说是新疆民族文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 50年代是新疆多民族文学适应新时代的一个时期，民族文学的体裁趋于多样化，以及对现代体裁的初步的学习；亦开始了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接受。这一时期，在诗歌创作方面，诗人们以充溢的热情和崭新的灵感，在内容方面以对新时代的歌颂为主，在形式方面继续着传统的创作模式。对全新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可以这样来说，新疆的各民族文人以自觉的形式在古典文学风格基础上开始为民族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增加新的色彩而努力。这一时期也就是新疆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时期。 民族文学领域的创作事业到1957年达到了顶峰。提倡创作自由、从文艺政策中获得精神灵感的各民族文人墨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陈述自己在新时期所觉悟到的感受，而是为表现新生活和新时代人们的较为复杂性而努力。这里值得谈及的一个新的方面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能够较为独特反映生活的艰辛，以及对社会上各种风气和弊病进行批判的作品。我们从这个时期问世的维吾尔文人铁依甫江·艾力优夫的《饶舌者之死》、莫明·赛皮日的《上了锁的办公室》、热合木·喀思木的《领导坐的小车》等打油诗，完全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自由风气，文学创作逐步向生活接近的事实。众所周知，在赞颂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善意的批评本身就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程度的因素之一。它可以成为创作健康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创作中出现的作品在内容方面的这样深入、形式方面的新的探索结合在一起（9），极大的提升和丰富了民族文学的色彩感。这种状态可以说是新疆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迈出的初步的、也是顺利的步伐。 50、60年代诗歌方面主要的、亦即一个成功在于成就了当今时代长诗创作的形成。这一年代的长诗创作在继承新疆各民族文学中的古典长诗的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族和国外长诗的影响，从而极大的开阔了长诗创作的领域。 但是好景不长，在这个时期爆发的反对“右倾翻案风”，以及接着出现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扩大化，较为严重地遏制了文艺创作事业的发展。如同初生嫩芽般正在成长着的创作队伍和出版机构遭遇了不适时的霜冻的极大影响。经过一个时期“左”倾的加强之后，执行的政治方面的调整和文学事业的规范对文艺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是在这种规范之后，新疆文坛出现了如同《有关祖国的格则里》（铁依甫江·艾力优夫）、《塔里木之女》（尼木西依提）、《春的喧嚣》（买买提·热依木）、《若问天堂在何处》（阿不都克里木·霍加）、《赛里木的传说》（苏里坦·玛吉提）、《霍加阿訇的生活》（阿曼图尔·巴依扎克）、《闪电的天空》（恰克玛科腾格里）（图尔干拜·科里齐别克）等作品问世。需要指出的是在客体对象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由于重重原因，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并不协调和平衡。甚至在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方面相互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例如，由于从1960年开始柯尔克孜族文字被废弃，这对一直以柯尔克孜语文进行着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但是，让人感到兴奋的是，柯尔克孜文学并没有因此停滞下来。生活在新疆南部地区和北疆地区的柯尔克孜作家们分别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继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例如，沙坎·乌木尔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重获青春的人》首先在《塔里木》杂志得以发表，而后被翻译为汉文，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种情况在塔吉克文学中也有发生。塔吉克文人用维吾尔语进行文学创作，从而延续了自己民族的文学。显而易见，在最为困难的条件下，新疆的各民族文学相互促进，从而造就了共同繁荣、共同生存的典范。在这一时期，从诗歌和少数小说开始的当今时代文学逐步由戏剧、杂文、电影剧本、评论，甚至中篇小说等各种各样的体裁和形式而丰富起来。民族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欢跃的庆典、幸福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念。虽然他们在写什么和如何去写方面依然存在着较为具体的模式，我们的文人墨客以自己对文学和生活的忠诚的良知进行写作，在爱国主义题材、爱情主题、劳动题材和道德主题方面创作了许多较为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成为第一阶段新疆民族文学之成果的代表作品。 50年代后期抬头的“左倾”现象，到60年代初期逐步深化，在60年代中期与“文化大革命”相交替之后，这种深重的悲剧给新疆民族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新疆的各民族作家诗人的信念和决心没有因此而折损，他们在劳动场所、集中营里创作了许多表达对自由和公正的渴求的火热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手抄形式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总而言之，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损失，我们的文学花园虽然遭遇了一个时期的断层，但是也没有因此而衰败下去。我们那些勇敢的文人墨客以自己对文学的炙热和忠诚之心，在这个几乎严重丧失了文学创作自由日月中努力生活，用他们内心对生活所抱的希望进行着创作。 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腾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开始了重建的浪潮。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贫困、停滞状态下形成的精神贫穷，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迟缓和原始而又粗糙的经济意识（观念）开始阻碍着我们的发展与进步。陈旧的生活与改革、贫穷与繁荣、愚昧与科学文化、保守僵化与创新、现代化的经济意识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社会生活的这种复杂性渴望着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浪潮的爆发。正是这种渴求逼迫新疆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对自己进行反思、对自己进行重新认识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渴求促使我们那些知晓自己职责和义务的一批老一辈文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开辟了新的天地。一大批作家的审美观念意识得以升华，造就了他们创作中的巨大转折。也正是这种渴望把一代作家诗人推进了文学创作的舞台之上。 在这一阶段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结合的更加紧密，作家们的审美意识得以觉醒，艺术方面的探索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总（基本）基调。被“限制的区域”得以冲破，现实生活中的如何领域、各个方面变成了文学作品的题材。民族文学体裁、内容、形式方面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样性。 除此之外，自治区和各地州文学期刊、出版社先后得以恢复，并得到了重新建立，为广大文人墨客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说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其他厅局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文字的《塔里木》、《文学译丛》、《新疆艺术》、《新疆文化》、《世界文学》、《曙光》、《新疆柯尔克孜文学》、《启明星》等刊物；那么地区出版的有《伊犁河》、《喀什葛尔文学》、《哈密文学》、《新玉》、《吐鲁番文学》、《博斯坦（绿洲）》、《塔里木花朵》、《天尔塔格》、《阿勒泰春光》、《哈密绿洲》、《克孜勒苏文学》、《巴音郭楞》、《博尔塔拉》、《汗腾格里》等文学期刊，还出现了专门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新疆民族文学》等刊物。不仅用维吾尔、哈萨克语文出版书籍的机构在增加，而且以蒙古、柯尔克孜、锡伯语文出版书籍的机构得到了恢复和重建。甚至在县市，还出现了个别的乡镇、中学油印的刊物、墙报，关心文艺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气氛。 根据1986的统计资料显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有53人，新疆作家协会的会员有605人。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各民族文艺爱好者和作家的总数在四千人左右（10）。而根据2005年最新的数字统计来看，现今有147人成为了全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已经达到了1840人。杂志的发行量与日俱增，社会上出现了阅读文学著作的热潮。至今为止获得全国“骏马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98篇。在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文学体裁类别方面获得全国性奖项的文人数目也相对较多。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进行的奖励活动中文学艺术界有145部作品和147人获得了相关的荣誉。在我们自治区从80年代以来一直定期举办的儿童文学颁奖活动中有共100多部作品获得了奖励。除此之外，还有获得新时期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奖、文学翻译奖、“天山文艺”奖等自治区级文艺奖项的作品数量超过80多篇。其中还有如维吾尔文学所颁发的每年一次的“汗腾格里”文学奖、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学“飞马”奖和其他地区性文学奖。显而易见，如上所述的优秀文学作品都获得相应的荣誉、获得相应的奖励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借助文人墨客的创作热情和广大读者欣赏需求而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学，即使在今天的繁荣时期，也没有丧失一直作为新疆民族文学传统体裁之首的诗歌的主导地位。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和歌颂了为我们提供第二次生命的时代、改革开放和与日俱增的民族精神。维吾尔族诗人热合木·喀思木的《大地－－伟大的母亲》、阿不都如苏里·乌买尔的《瀑布》、穆罕默德江·热西丁的《我来，两眼泪汪汪》、阿尔斯兰的《啊！我的人民》等诗歌作品完全彻底地代表了新时期诗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巨大成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叙事诗、长诗诗体长篇小说等形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仅在维吾尔文学中十分显著，而且在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文学中也同样表现的非常鲜明。即，玛哈孜·拉兹达尼的《黄色的达坂》、尼葛买提·蒙加尼之名为《燕子》的诗体长篇小说等都是新时代的产物。柯尔克孜诗坛上M·艾尔格用新的诗体形式－叙事诗写作了《公正之花》、《开心》等无论翻译成何种语言都可能受到欢迎的作品。蒙古族诗人S·巴兹尔的《变为现实的梦》；回族诗人师歌的《我爱你，新疆》；塔吉克族诗人穆尼·塔比勒迪的《帕米尔上的婚礼》；锡伯族诗人郭小玲的《故乡》；乌兹别克诗人泰来提·纳斯尔的《我是乌兹别克之子》等诗作都是新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标志性的作品。如果我们注意这个阶段的诗人队伍，就会见到这样的情况：这一时期，在前17年间的诗歌创作中卓有成效的诗人和新近进入这一领域的诗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创作领域。如果说作为当今新疆民族诗歌之先驱的艾合买提·孜亚依、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铁依甫江·艾力优夫、乌买尔哈孜·艾依坦、库尔曼阿力·奥斯曼、夏坎·沃阿勒巴依等诗人们重操诗笔，将成熟了的创作之果实奉献给了人民群众的话，而那些紧跟他们足迹的库尔班·巴拉提、阿不都秀库尔·买买提明、M·艾尔格等50年代步入创作队伍的诗人们可以算是新时期诗歌界的代表和排头兵。这个时期诗歌的体裁非常宽泛，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诗作，也有表现主观情感的抒情诗作，更有赞美大自然的诗歌和崇尚人类的颂诗。有些诗歌表现了关于人民群众命运的呐喊；另一些诗作则提出了具有哲学色彩的思想观念。渐渐摆脱了以往那种思想内容简单、暴露和重复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技巧与日俱新，产生着巨大的变化。诗歌创作中开始大量使用如同心灵独白、意识流、异化、感性叙述、象征性等方法。在抒情性的加强、诗歌结构的完善、表现手法的丰富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特点。 新疆民族文学中小说创作在80年代之后发展较快，打开了小说创作的大丰收季节。小说创作中全面反映了农村、工业、城市生活、爱情、改革、文化革命、妇女、历史等题材内容。作家们除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创作之外，还深入到了长篇小说领域，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因为，新疆民族文学早在解放前后就已经开始酝酿长篇小说了，甚至还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雏形。所以，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托乎塔尤夫的长篇小说在解放前写作，并于解放之初期在汉文文学刊物上发表，并不能说这是个偶然的特例。70年代以后，作家们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如果，我们把197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克孜尔山勇士们》作为维吾尔长篇小说创作之一段时期断层之后的代表，那么祖尔东·萨比尔的长篇小说《求索》的出版是整个新疆文学的一个分水岭。这部长篇由于具备了符合大部头文学作品的神秘性，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愿望，使读者的艺术享受水准提高了一个层次。甚至对激发文艺评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是文艺评论家们，而且连读者们也针就“艾拉，到底是怎样的形象？热科普到底是谁？”等问题犯难。这当然是检验和兆示长篇小说之审美力量的一种因素。紧随其后发表出来的《落不下的印记》、《足迹》、《伊犁风波》等历史题材的长篇标志着维吾尔长篇小说的成熟。接着，长篇小说的发展更加顺利。随着《苏醒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仇恨》、《黑夜里的闪电》、《漩涡里的浪花》、《阴间来者》、《毛拉再依丁演义》、《麻赫穆德·喀什葛尔》等历史题材德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行，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限制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幛碍。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中先后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哈萨克文学中贾科普·米尔扎汗的长篇《理想之路》作为哈萨克第一部长篇小说而发表，居玛拜·比拉力的《山顶上的事情》、乌拉孜汗·阿合买德的《变化了的地域》等长篇小说；蒙古文学中阿·敖其尔的长篇《绿色的荒漠》等作品代表了80年代小说创作的成果。 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渐于成熟，中篇和长篇小说成为文人们追求和探索的重点。在创作方法方面，我们的作家们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的无限生命力，完全从机械地反映生活原貌转变到了反映生活本质的阶段。除此之外，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打破了单一性，小说语言、小说结构等方面使用了个性化的方式方法。这一时期，维吾尔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虽然更多的偏向于历史题材的作品，但是在反映农村生活、农民精神上的变化、他们的情感等内容时也更多的采用了短篇和中篇小说的形式。这其中祖尔东·萨比尔的农村小说（《负债者》、《刀朗青年》、《邻居们》、《哎，土路》），买买提明·乌守尔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胡须风波》、《流浪者酒馆》、《阿依汗》），艾海提·图尔迪生活化的短篇（《再见了九天之所》）、买买提·巴格拉西的新时代神话（《瘸鹿》、《洪流》），艾合坦木·乌买尔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大地，看住你的人》、《生虫的涝坝》），哈立德·斯拉音的散文体抒情小说（《雁鸿湖》、《沙漠的梦》）等作品为维吾尔小说创作的增添了色彩。这些作家们的创作成果促使整个社会的欣赏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期间，阿不都拉·萨吾提、努尔买买提·托乎提、托乎提·阿尤夫、艾拜都拉·依布拉音、卡德尔·阿尔斯兰、赛买提·杜盖里、阿里木江·司马依力等天才作家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文学中形成了以个性存在的、以独特性而为认知的、拥有属于自己读者群的一个固定的作家团队。在整个文学舞台之上同时展现着老中青三代作家的风采。 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中其作家队伍以非常快的速度得以扩大。哈萨克文学中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用汉语发表其小说《努尔满长老和他的猎犬》、《哎，15岁的哈立德》，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对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物理学家苏里堂·江波拉提后来以一部可以称得上哈萨克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之高峰的作品《艾里娇昆彼》,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昆盖·穆喀江、乌玛尔哈孜·艾依坦、居玛拜·比拉力等作家为哈萨克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柯尔克孜族作家萨坎·乌买尔、莫明·图尔迪，蒙古族作家巴岱，锡伯族作家郭吉南等人在90年代初期也获得了出版和发表自己长篇小说的机会。 长篇小说《足迹》、《苏醒的大地》（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母亲大地》（祖尔东·萨比尔）；《苏图克·布格拉汗》（赛福鼎·艾则孜）；《穆罕默德·喀什葛尔》（帕尔哈提·吉兰）；《被沙掩埋的城市》（买买提明·乌守尔）；《神秘的岛屿》（艾合坦木·乌买尔）；《苍狼母亲》（托乎提·阿尤夫）；《漂荡的灵魂》（艾海提·图尔迪）；《魔鬼夫人》（亚森江·萨迪克）、《贾尼别克勇士》（夏木斯·库玛尔）、《艾里娇昆彼》（苏里堂·江波拉提）、《灵魂》（阿里木江·司马依力）、《奔腾的开都河》（浩·巴岱）、《不朽的功勋》（郭吉南）、《离太阳最近的人们》（阿提坎木·扎米尔）等作品可以称为当今新疆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序列中还可以加入成百篇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短诗歌、散文作品。我们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在此赘述。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以下的结论：50年以来，用维吾尔语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超过150部，其中历史题材的长篇有60部左右。由于用维吾尔语发表的文集的数量相对较大，得到具体的数据就十分的困难。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数据如下：哈萨克文学从1979年以来发表的长篇有60部左右。集体或个人诗集有300部。中篇、短篇小说文集在200部左右。柯尔克孜文学中长篇有7部，诗集85部，中篇和短篇小说集40部。蒙古族文学中有长篇6部，诗歌集85部，中短篇文集35部。锡伯文学中长篇4部，诗歌集12部，中短篇文集18部左右。当然这里并没有包括文学期刊和报纸等媒体发表的各类作品数量。我们依据2000年所作的统计来看，《塔里木》创刊以来的共478期刊物和《曙光》杂志共444期刊物中所发表的诗歌作品分别是：1·8万首和1·6万首之多。如果我们再加上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诗歌作品，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学宝库中大约有10多万首诗歌作品。 80年代之后有这样一个让人兴奋的亮点：接受过高等院校专门的中文专业系统培训和教育的青年人一批批地加入了文学创作队伍。由于他们有着语言方面的优势，广泛接受了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大量阅读和认识了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接受教育程度之高，在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之后，努力为民族文学输入更多的新鲜事物，并且在此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民族文学队伍中的这一批年轻力量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塔吉克、乌兹别克民族文学中先是作为后备队伍而崭露头角，从90年代之后逐渐变成了新疆民族文学的生力军，在各处开始展现自己的能量，最终达到了不可忽视的举足轻重的队伍。 在80年代后半期，维吾尔文学中出现的“朦胧诗歌创作现象”对整个文学创作而言是值得一提的门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从未对内容和形式之关系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进行过评判，一直处于一种过于强调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被搁置在附庸的位置。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对创作中所凸现出来的僵化、无力提出了异议。并且向将传统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守则来看待的、限制发展和革新的状态提出了挑战。也因为如此，自然也就形成和引发了关于此问题的大辩论。这样的大辩论和学科探索在对朦胧诗歌创作给予肯定方面打开了有意义的文艺理论的新序幕。可以这样来说，朦胧诗歌创作现象之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了一些（极少的一部分）较好的作品，而且在于它激发了整个民族诗歌创作的活力、引发了诗歌创作的自我反思。朦胧诗歌创作浪潮对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民族文学也同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诗歌方面获得成功的诗人有艾合买提江·乌斯曼、穆合塔尔·买合苏提、阿不都哈德尔·加拉里丁、巴图尔·肉孜、帕尔哈德·依里亚斯、普拉提·艾威祖拉、艾尔肯·努尔、杜坎·玛斯木汗、察勒喀尔、铁勒瓦里迪·喀热木晓、纳木吉拉等人。新疆民族文学中这一类的尝试和探索在文学创作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为，“朦胧美”是艺术的特点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和探索在古典文学中造就存在。当今时代的诗人博格达·阿不都拉、依明·艾合买提、夏坎·奥阿里拜、乌买尔哈孜·艾依坦等人很早就继承了这种传统，并通过各自的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些诗人对新诗歌运动的带动和探索更加激发了诗歌创作的活力，并且成为许多新产品出现的缘由。著名诗人周涛看到这一类诗作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这么说，这些诗歌的水平要高于国内绝大多数汉文新诗的水平。”（11） 如果需要谈及新时期我们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首先要推出在新疆民族文学的文艺创作领域由老中青三代诗人组成的较为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在这一时期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一辈诗人创作出了自己的诗歌生涯中最好的、最优秀的作品。中青年诗人们则依靠他们在理论方面知识的宽泛、思想内容的新潮而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活力和激情。这一阶段诗歌作品的题材、中心思想、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诗歌主题和诗歌情感方面变得更加细腻、朦胧和抒情。诗歌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这种表现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在小说的创新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随着中篇小说《我是死人眼里留下的画像》（买买提·巴格拉西）的发表而开始的对现代派创作方法尝试性的热潮，从模仿、描红的阶段转入了自主创作的时期。从而造就了维吾尔文学中被称为探索小说和新小说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创作现象出现。《天尔塔格》杂志自始至终都在指导青年人创作趋向，为年青人的这种尝试和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始于短篇小说创作的这种方式方法很快就扩展到了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并且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探索性的气氛在其他民族文学之中也有不同程度地的表现。 在这个50年中，散文创作也同样得到了健康有序的繁荣和发展。诗歌和小说的过渡时期，散文体裁吸引了许多文人的注意力。它虽然同时表现着叙事性和抒情性两大特点，但是抒情散文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针就汉族文学的散文创作而言，这种状态完全可以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独特性。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作为维吾尔散文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创作的《诗歌与诗人》、《玉石赞》等散文作品对维吾尔散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艾合买提·依明的《心声》、《致无依靠者的父亲》；阿不都秀库尔·买买提明的《癫狂的惊愕》；阿吉艾合买提·库勒特根的《生命之爱》等都是维吾尔散文的优秀之作。在这个领域也造就了艾合买提·依明这样始终如一地沉迷于散文创作，并以《声响》这样的作品引起巨大反响的散文家的出现。这一时期作为散文体裁组成部分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许多作品通过对现实事件和实实在在人物的艺术加工，塑造了许多既有浓郁的生活真实性又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近年来以著名作家的国内外游记，记录那些在生产、社会工作、科学技术、体育、教育等领域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数量上与日俱增，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新疆的民族文学中，儿童文学创作也可谓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这个领域同样形成了一个专门以写作儿童小说、诗歌、童话、儿童电视作品为职业的创作队伍，其中如果加入爱好儿童文学的少年儿童小作家，在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维吾尔儿童文学领域有托乎塔西·拜克力、图尔逊买买提·帕哈里丁、图尔逊娜依·玉赛音、买买提肉孜·雅尔肯、阿布里克木·艾山；哈萨克族的有铁勒拜·铎西克、康开·艾里江；柯尔克孜有沃秀尔·曼拜提、阿不都热合曼·司马依等人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高等院校也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更加深化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各类报刊杂志也同样发表了大量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评论和批评性的文章。 新疆民族文学中妇女作家队伍的发展壮大也是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妇女极少涉足文学创作领域。50年以来，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已经开始向社会展现独具特色的创作成果。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阿依夏穆·艾合买提、图尔逊娜依·玉赛音、哈丽德·斯拉音、哈依夏、叶尔克西、库尔曼别克、古拉依木·玛提丽、马玉梅、阿提坎木·扎米尔等非常成熟的作家，以及随迹而来的新一代作家诗人热孜万古丽·玉素甫、齐曼古丽·阿吾提、巴哈尔古丽·萨吾提、阿依斯曼·伊德里斯等人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甚至在国内外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早在解放之前，祖农·哈德尔、许库尔·亚里昆等人就已经打下了新疆民族文学戏剧体裁的基础，他们的戏剧作品如《蕴倩姆》、《古丽尼沙》、《婚礼》、《斗争》、《上海之夜》等，以及艾买提·乌买尔的《帕尔哈德与西琳》、赛福鼎·艾则孜的《辉煌的胜利》等作品将新疆的戏剧艺术从萌芽状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0年代之后，戏剧艺术有了较大的起色。图尔逊·尤努斯、买买提力·祖农、图尔逊江·里提甫、阿布来提·克尤慕、赛买提·杜盖里、贾帕尔·喀思木、阿里木江·卡特巴亚乌、阿不都哈德尔·托克拓拉夫等人的戏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历史剧和由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作品改编的戏剧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也是最为显著的。尤其是图尔逊·尤努斯《流血的年代》、买买提力·祖农的《木卡姆导师》、图尔逊江·里提普的《大龄青年的婚事》、阿里木江·卡特巴亚乌的《白天鹅们要去哪里》、M·艾尔格的《库勒米尔扎与阿克萨特肯》等作品以各自内容的独特和艺术魅力充分展现了新疆民族戏剧艺术强盛的生命活力。 说到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在维吾尔文学界至少有500多人活跃在这个领域。50年以来所发表的各类文学评论性的文章可能多于2500篇，文学评论集有70部左右。而哈萨克文学中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有1000篇；柯尔克孜文学有400篇；蒙古文学也有380篇左右。这些数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疆民族文学评论50年来的发展和繁荣。最重要的是，这50年当中，在民族文学评论舞台上成长了一大批知名的评论家和青年文艺理论人员。维吾尔文学界有买买提·普拉提、艾尼瓦尔·阿不都热依木、马合木提江·伊斯拉木；哈萨克文学有阿不丹拜·巴加依、阿吾勒汗·哈里、浩斯力汗·喀米江、布兰太·多斯江等；柯尔克孜文学有曼拜提·图尔迪；塔吉克文学有西仁·库尔班等人为新疆民族文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历史基础。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疆的各个民族文艺评论步入了各寻出路、各立其形象的阶段。尤其是维吾尔文学，随着创作的多样化文学评论界也出现了一批用新方法、新思路服务于文学评论的青年文艺评论人员。民族文学中批评精神的确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由那种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进行公开辩论开始的研讨造就了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潮之间非常深入地探索。维吾尔文艺评论中的变化也分成了独特而又鲜明的阶段。这其中因为文艺评论风格和立足点的不同，在维吾尔文艺评论领域显示了将分化出几个群体的雏形。其中就有阿不都哈德尔·加拉里丁、亚里昆·若孜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派；克里木江·阿不都热依木、艾克拜尔·卡德尔等为代表的学院派；艾合买提江·乌斯曼所尝试的结构派，以及一些人所主张的微观派等。 在通过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翻译，从而向国内外宣传和介绍方面也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果。50年代初期开始知名于国内的新疆文学，到80 年代之后获得了又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其中翻译成汉文或直接用汉文写作的作品数量与日俱增。尤其是一批评论家们在国内汉文名刊上发表有关新疆民族文学的评论和批评文章，在介绍新疆民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入、科学对待文学的地域特点和倾向性方面均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总而言之，新疆民族文学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艰苦的考验、接受了在历史熔炉中的熔炼，积累了许许多多艺术经验和教训，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特点和时代感的文学绿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以上所罗列的成就一道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我们创作的总体水平还远未达到要求，我们还未出现在全国的文学舞台上名列前茅的作家，更没有什么走向世界的文豪；优秀的作品还很少。文学作品中还有不少的艺术形象的个性仍然不是十分鲜明的，依然没有冲破条条框框、陈旧的模式。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入新世纪的。现在，因为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的相互交融、影响的日益加剧，正在对民族特色、思想、道德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起着一定的丰富作用。其中文学的振荡是最为剧烈的。我们认为在这个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新疆民族文学应该关注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作家的义务与时代要求、文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关系症结；除此之外，加强和当今时代概念下的长期以来未曾涉猎的文学理论建设和当今时代概念下真正的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建设工作；还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区域、民族特性的文化和文学问题及时找出答案和结论，将吸收和接受与突出自身特点结合在一起，避免一味地仿效、追求时尚，同时摆脱陈旧模式的束缚和禁锢等问题；解决与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一道，造就开放的、可以从传统中汲取养料从创新中获得力量的批评等等。要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社会的需求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总之，在新疆民族文学50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我们的作家们深刻认识到贡献反映时代精神的、符合时代步伐的作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在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中时时刻刻也都在为反映时代的先进思潮、倾向性和现代文化信息而努力。他们在以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创作的作品中描写的复杂的、绚丽多彩的生活场景，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现在和将来思想。紧紧抓住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新疆民族文学肩负起了如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等职责。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领域将自己的立足点对准了时代、对准了飞速发展的形势，不断学习、努力探索，为了在文学创作方面赶上国内的先进水平、从而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学半个世纪发展之让人兴奋和激动的，让人充满希望和信心的描述。 注释： 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铁依甫江·艾力优夫的《来自远方的信》（长诗）、艾力坎木·艾合坦木的《萨岱提汗》（长诗）、阿布力子·纳兹尔的《中华浪潮》（诗歌）、艾尔西丁·塔特里克的《尝试》（中篇小说）、阿不里米提·买斯吾德的《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疯子好了》（短篇小说）等等。阿扎提·苏里坦《论当代维吾尔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3页。 ⑵代表这一时期哈萨克文学的作品有：奥马尔哈孜·阿依堂的《路遇》（长诗）、夏坎·奥艾拜的《十一》（诗歌）、考斯勒汗·阔孜拜的《最初的脚步》（短篇小说）等作品。 ⑶代表这一时期柯尔克孜文学的作品有：阿尔斯坦·杜贤拜阔夫的《今天》、居玛昆曼拜提的《笔》、《天山》、图尔干拜·克力齐别克《受伤的犍牛》（小说）等作品。 ⑷代表这一时期蒙古文学的作品有：S·乌里再拜的《祖国－金摇篮》、坎再的《钢铁般的英雄》、托合图克的《我们的北京》等作品。 ⑸如果我们翻阅其他一些资料，50年代回族作家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但只有白莲的代表作《拉线》一作发表。 ⑹代表这一时期塔吉克文学的作品有：塔比里地·乌守尔的《勤劳的小伙子》、买买提·肉孜的《心愿》等作品。 ⑺代表这一时期乌兹别克文学的作品有：努尔买买提·叶尔克的《第一封信》、《向着喀什葛尔》、台来提·纳斯尔的《我的心是有眼的》、《果园中》等作品。 ⑻代表这一时期锡伯文学的作品有：居散的《除夕之夜》（诗集）、忠录的《我的故乡朝着未来飞翔》、《节日》（小说）等作品。 ⑼这个时候散文作品摆脱了民间故事合演义故事的传统叙述模式，学习了真正的散文体作品的书写特点，诗歌作品在韵律、韵脚、诗节等方面多样化和散文诗的形式有所活跃。 ⑽阿布力子·纳兹尔：《我们文学的新春与景色》，《心为你动》（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305、307页。 ⑾《喀什葛尔的地球》（诗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