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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发昌的散文集《父亲母亲》，写得非常真诚，透露出纯净、质朴的底色，是一本散发着拉祜山寨泥土气息的散文集。在《父亲母亲》这本散文集里，《幼虫出世》则是秉性奇特的一篇。这篇作品是一首孕育生命的瑰丽诗篇，充满奇幻色彩。 《幼虫出世》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母亲的庄严颂歌。“我是哪儿来的?”这种对生命的追问，是深刻的。《幼虫出世》的整个隐喻，事实上就隐含着对拉祜族族源的追问，或者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追问。我们知道，流传于云南的澜沧、孟连、双江、勐海一带的长诗《牡帕密帕》，是拉祜族的创世史诗，充满了美丽的神话和浪漫的幻想;直到今天，一直是拉祜族节庆时必不可少的说唱节目。这首创世史诗的第一章“造天造地”，讲述了天神厄莎如何开天辟地，如何造就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二章“造人造物”，讲述天神厄莎开塘筑坝，播种栽插，大地呈现出蓬勃生机。天神厄莎种下孕育人类的葫芦，最后生出拉祜族人的祖先扎笛、娜笛——这相当于西方《圣经》故事里的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第三章“生活下去”，涉及拉祜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的诸多方面：追忆拉祜先民早期血亲婚姻、击石取火、集体狩猎、猎物分配、建造房舍、从事农耕活动、节令计算等等。从《幼虫出世》的隐喻来看，作家十分形象地把母亲的子宫比喻成“葫芦”，这与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天神厄莎创造孕育人类的葫芦不谋而合。《幼虫出世》的胎记，显然与本民族的文化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当然，我们不能说作家只是按图索骥式的演绎或图解本民族的创世说，但作家在《幼虫出世》中，一次次地把母亲的子宫比喻成“葫芦”，这种比喻不仅贴切、形象，而且十分独特;这除了与拉祜族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相联系之外，也与拉祜族的审美意蕴相吻合。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说：“神话和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人民生活的结晶，用神话——幻想形式表达对人民的哲学和历史的结晶，是人民对子孙的遗训。”用这段富有深意的话来印证何发昌的这篇《幼虫出世》，是再合适不过、再贴切不过了。一个没有“族籍”的人，是不可想像的;一个失去民族记忆的人，也是不可想像的;一个忘记祖先遗训的子孙，更是不可想像的。何发昌在《幼虫出世》中，以其独特的意象、新颖的手法、浪漫的笔触，表现出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感悟与思考。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要找到自己的“人格和生命的根”。《幼虫出世》可以说实现了何发昌在创作上质的嬗变与飞跃。 在另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荒火》中，作家以童年对自己出生地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并跟随父亲一起去探访自己的出生地为叙事主线，用具有魔幻色彩的梦境串起一个家族的兴衰、浮沉与起落、演化与变迁。《荒火》描绘了拉祜族的伦理、婚嫁、血缘、情爱、日常起居等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生活画面。然而，这些非常诱人的场景，将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自然也不在我们的论域当中。我们只是从追寻拉祜族先民的远古的遗风流韵的蛛丝马迹来阐释本文主旨的。我们从《荒火》中，可以听到拉祜族先民那远古的回声。 当一个民族传统的文化中还保留着相当丰富的属于原生形态的宝藏时，应用欧美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表现手法，将内容和形式二者嫁接甚至化合在一起，其裂变效应所释放出的光华，无论是其内容，抑或艺术的品格，都是以往的文学样式无可比拟的。这是一种实验、一种创新，当然也是一条文学创作的新路子;也许比沿用例行的老方法更管用，更能寻出一条新路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何发昌所走的创作道路，正是鲁迅先生所指明的第二条路。何发昌曾说过：“我经常阅读欧美、拉丁美洲和非洲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学习他们作品的过程中，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启发意义。”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吸取西方新的创作方法、新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应当抛去民族虚无主义，把历史的责任感和民族的自豪感统一起来，并以民族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创作根基和土壤。可喜的是何发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作品里有意识地把拉祜族的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与西方的新的艺术流派的方法、新的表现手法进行整合，使他的文学创作摆脱了一些陈规旧例的羁绊，创作出了一些秉性特异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为我们传送出回响着拉祜族先民的悠远的足音，为我们描绘出打上拉祜族先民印记的奇异画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