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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都到哪里去了?现在，把“文学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当代文学研究”，以2006至2011年6年来国家社科课题项目规划办公布的立项选题为根据，做一个社会学的统计，看看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基本情况统计 2006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共立项96项，“当代文学研究”15项，占16%。其中属于叙事、文体、审美心理、生命体验、价值观等范畴的占67%，跨多学科研究的占33%。西部项目共266项，其中“中国文学”6项，占总数的2%;这个2%中，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占83%，属于跨多学科研究的100%。即是说，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几乎不涉及文学人物性格和人性问题，研究主题基本不出某某文学的发生学，某某地区作家群的成因和某某族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文化)的文化透视等等。2007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立项共110项，“当代文学研究”13项，占12%;其中属于文学叙事学、作家群、审美、文学性别的占62%，跨学科研究的占38%。西部项目共300项，“中国文学”12项，占4%。这个4%的“中国文学”，以跨多学科研究“当代文学”的占59%，其中文学史论、批评史论、中西比较文学占42%，流派、地域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占17%。除了在地域文化、少数民族心理文化受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研究中，间或涉及文学的人文特点以外，人物论、作家论和文学人性流变研究几乎不见踪影。2008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共立项128项，“当代文学研究”25项，占20%;这个20%中，其中跨多学科研究文学的占32%，标明文学流派、叙事特点、地域少数民族文学文体研究、翻译影响研究的占68%，68%中有一半名为“文学”，其实不属于“文学”研究。如通过儒家文化精神研究某个时期作家，通过社会转型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转向，等等。文学仅为例证之一，文化研究才是主体，严格说这种研究是文化社会学研究。西部项目共305项，“中国文学”占总数的4%，从用语、选题看，其中55%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文学、民间文化、地区形象和社会现象、儿童文学等，其余45%按照一般语文层面的表述分析，也仍然无法判断究竟是文学为主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学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后者，如果是前者，立项的可能性就会更小。2009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共立项146项，“当代文学研究”34项，占23%。23%中，除5%属于清楚标明的跨多学科文学研究外，与2006、2007与2008年相比，2009年有95%的确属于严正的文学研究，这是少见的。比如文学类型创作及其批评实践、前后时期“关联性”研究、断代综述、文体题材和地域少数民族文学分类研究等。西部项目共418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约10项，占2%。2%中的30% 属于“当代文学研究”里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外，其余70%都可称为“准社会学”、“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学”在这一年几乎被替换成了“民间文学”。按照权威论著对“民间文学”内涵的定位来分析，当文学被民间文学替换，意味着文学或者当代文学已经不是这一年课题所关注的对象，名之为文学研究只是另一形式泛文化、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共立项194项，“当代文学研究”占18%。18%中有63%属于常态文学研究，37%属于“准文化生态论”和“准文化产业、传播研究”，并且生态论、文化传播冠名下各种形式的“史论”也在增加，占10%左右。西部项目共330项，“中国文学”16项，占5%;5%的“中国文学”中，44%属于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裕固族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整理研究，其余13%才是真正的西部文学叙事、文体、题材等分块研究，43%则被宏观外国文学流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思想性研究包揽。同国家社科课题一样，这一年的西部项目，当代文学研究完全是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或泛文化)，甚至有些民族文学研究课题的立项在2到3项之间，不惜重复，选题因重复而有耗尽之感。2011年国家社科课题“中国文学”共立项226项，“当代文学研究”53项，占23%;23%的“当代文学研究”中，47%题目显示作家流派论、群体论(批评家群体论)、地域少数民族文学论，40%均跨入生态学、网络媒介、影视、语言学研究，文学是材料和例子;13%属于文学理论新建设研究。西部项目共487项，“中国文学”14项，占3%;3%中57%涉及地区作家群、文体专门研究外，其余43%均属大同小异的民间文化、语言人类学范畴。 “文学研究”发掘了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然还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研究，和其他未获立项但如期出版的理论批评著作研究。这两项研究现在还未做仔细统计，兴趣、选题、研究风向自然不好说。但仅凭我个人的阅读印象，特别像《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来说，与国家社科课题导向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刊物仍然把作家论、作品论，以及人性论和现代性价值观放在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位置来看待，“文化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方法中的比重绝不超过一半以上。而且有个明显感受，从批评家、研究者发表在以上刊物的文章看，研究者、批评家对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围绕人性演变、发展的轴心展开，因此，批评话语虽不时溢出审美、诗意而延伸到社会学、政治经济话语，但学术眼光却仍然是关于文学性的。 问题的蹊跷之处是，散见于刊物和未获立项而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到底谁更占主导地位?谁更有话语权代表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势?答案不言而喻。至少在数量上和资助力度上，自由研究和以上诸种刊物的带动无法与国家社科课题导向匹敌。 如果以上统计大体上不错，那么，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正处在逐步取消，至少是明显消解文学性的道路上。对以上统计做个大致归纳，发现有以下基本特点： 首先，不管国家社科课题，还是西部项目中的“中国文学”项目，都注重在地方的、少数民族的，甚至社区小知识上做文章。既然着眼于“小”字和“偏”字，名之为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是对新时代讯息下人的完整感知体系的关注，关注人完整性感知体系势必需要有对文学中普遍价值关怀的研究。注意到这一点，设题就不可能一味滑向“小”和“偏”，因为“小”和“偏”在根本上是西方后现代思潮所一再抛出的碎片化、零散化的翻版。它只关心人在一大堆文化泡沫中的即时状态，或者说，人的感知被物化为文化的碎片化、零散化存在方式，才更适合于诠释那种地方的、少数民族的和社区小知识的块状图式。这意味着这一个导向可能会发现、鼓励研究者对文学其他功能的发掘，但其他功能的最终表述，却缺乏价值论的支撑，虽不能说话语呈现方式最终一盘散沙，也至多是起于现象同时也是止于现象。 其次，总论、史论逐步占有绝对优势，个性化学术探索慢慢趋向于瓦解和取缔。统计显示，看起来研究角度越来越小了，视点也越来越微观了，其实不然，角度的小和微观的程度，实际上只是申报者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申报者的小和微观背后如果没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总论或史论基础支持，让小的和微观的眼光自行其是，该课题也就因没有宏观眼光而不会获得立项。所以，背后那个庞大的基础性支持，不是别的，是“文化”和“身份”。径直说，这个“文化”和“身份”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一直探讨的所谓“中国经验”的“文化”和“中国经验”的“主体性”。这样，问题就明白了，不管选题定位在怎样的事物上，有了“中国经验”这个似乎不需论证的先在经验在，一些本可以在个性化道路上走出很远的研究，都得收编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个“中国经验”，这是总论、史论逐步占绝对优势的根本原因。文学在小的、微观之处可能有的差异性于是让位给了同一性。文学研究除了发掘一些飘飘忽忽的民族风俗，论证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化惯例、生活方式，还会有什么呢? 再次，文学研究继续充当社会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边角料的角色进一步强化。本来“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打开，其有益的一面已经有不少人论述过;“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研究不利、消解的一面也有不少学者早已提了出来。应该说，现如今的文学研究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或者怎样处理文化研究这个方法，不应该再是个问题了。但是仔细辨析这6年来的立项课题发现，相比较开始阶段，现如今文学的文化研究非但没有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行必要的辩证处理，反而把开始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变成了现在的文学本体论。这就不得不在这里再说两句。之于文学批评、研究的批判性来说，诚如有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在纳入文学周边学科进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其保持检点、清理研究内容的一个有效价值支点，否则，广告、电子网络、高档娱乐城、电视节目、消费性报刊杂志等等，可以看做文学之所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土壤就会失去必要的学术抵制，文学研究就马上变得芜杂而丧失汰除、遴选的基本功能;而对于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品质来说，在文化研究的大势所趋下，一些学者的确提出过“文化诗学”的概念。其用意在于，提倡文学研究者、批评者应该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质阅读和审美的诗意评判，并且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对文学作品仅仅进行文化的价值阅读和价值评判。可是，事实证明，不管是“单视角的切入模式”，还是“全文化视角的层次性批评”，所谓文学的文化研究，都只是在所选定的文化形态内把文学作品当做了充分但未必必要的证据来用，却并不是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打开传统研究无法照射到的文学性死角。结果可想而知，“文化诗学”仍然是缺席的维度，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本不该是主体的主体。 由“当代文学研究”所做的，自然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即当代文学研究者这个复数的主体在近些年都在干什么。 自由发表在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或未获各种立项而出版的学术著述以外，需从两个方面看这个复数的主体。第一，各级评委需要这样的文学研究;第二，课题申报者只能投其所好如此申报并展开被规定的文学研究。第一个问题不好妄下断语，因为就我的视力所及，在公开的媒体信息中，目前还未看到究竟哪些专家、学者是课题的评判者。惟一可算是透露信息的报道中，我们读到的只是记者对被称为“课题负责人”的采访，惯例使然，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说，有些课题之所以落选，因为“问题意识还不强”，“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虑”。至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方法需要进一步认真考虑，只能留给读者去猜、去想象。如果我不揣冒昧也想象一下——其实不过是依照已立项课题推理一下，那个未曾揭秘的内容，依然是文学性研究，或正常人性讨论需要进一步打破的问题。套用乔纳森·卡勒的一句话说，不就是要把“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变成“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是什么使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或者其他娱乐?”不同在于，我们的实际操作恰好把区别文学作品与其他活动、其他娱乐的那个界限模糊了，研究或者说导向使文学作品变成了人类的其他活动和其他娱乐。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研究比重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学对该族群生活习俗记载的研究压倒文学的对人类永恒感情书写的研究，就雄辩地佐证了这一点。 至于研究者主体，不用多费口舌，统计所显示的信息已表明，这些寄居在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大多数)吃文学饭的教授、学者，所教授的文学，或者所研究的文学，要么是一大堆关于文学的信息;要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改装后的“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或者反过来，是“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就是没有权威文学理论一再强调的“文学”。这方面，西部项目更是令人遐想万分，统计下来，总项目无疑在逐年增加，但“中国文学”却从来未超过4%，4%中真正正面的文学研究差不多也就是1%到2%左右(当然有极个别项目可能归到国家课题里去了)。这不能不让人追问，西部高校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的文学研究处于何种状态呢? 文学对人的发现和文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 这里，不是要重点谈论文学人性论的话题。 之所以还要强调，是因为第一，自2005年翻译、出版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以来，国内学人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文学理论有无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伊格尔顿阐述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没有文学理论)时，在实用主义和基要主义的较量中，他还是论述了“神圣自我”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没有理论，否则，就没有反省的人生(第212-213页)。伊氏的这一观点也在国内学界得到了回应，归纳一下，就是要重回文学理论惯例这个基本点，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失去学术独立性。那么，用谁来捍卫文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用什么来反省或者塑造人们情感世界、价值世界的丰富性?除了关注文学的人性书写情况，还有别的途径吗?第二，近30年来的文学研究、批评已经过重地染上了解构主义色彩，文学研究不再相信文学对人性的把握和表达;近2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头10年，在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元话语”被解构的基础上，道德伦理成了文学人性论烫手的山芋，人们宁愿文学信奉个体体验而不愿触碰人性中的“坚固的东西”，这也部分地导致文学研究变成文化书写，而不是通过个体体验、局部知识表达人类情感差异性的有效阵地。一定程度，研究的这个风向，不能说与近年来文学创作只有“人”、“文化”，没有“性格”无关。 然而，问题还得回来，课题范围所告知的重要一点，即想要奔向的那个差异性如果是因“中国经验”的入驻趋向于最终取消，文学研究或者“中国文学”又不会彻底取缔，如果没有更高一层面的人性论做价值基垫，大同小异的多学科怎样聚拢到文学性上来?在消费社会，在只有人而没有人性的文学作品中，发觉人性内容是学术的徒劳;甚至也一定会有人说，现在是多元化时代，固守文学的人性论就是文学的本质主义。更何况，国家社科课题即便有此误导，对于铺天盖地的文学研究者而言，绝不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真如此，那就只能是抬杠，我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大概有必要再一次提出来，就是某些圈内人一边反复争论文学未死，一边还不停地走在文学实际已死的理论轨道上，恐怕更接近于学术的“瞒和骗”。(牛学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