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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讲坛·  探讨文学和地理的关系，其本质意义就在于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样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 文学地理学研究，是近年学术研究进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地理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场所，地理如果没有人就没有精神，人如果没有地理就没有立足的根基，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以前的一些研究不太注意这一点。讲文学地理学，就是使文学回到它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探讨文学和地理的关系，其本质意义就在于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样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 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文学地理学的本质意义和历史渊源，二是文学地理学的四大领域，三是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 文学地理学的本质意义和历史渊源 《易经》中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在古希腊，地理学(Geography)这个词的词源就是大地的描绘的意思，也就是描绘和分析地球表面的自然山川、生物群类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变化，把握它们的区域类型和相互关系。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三个分支。自然地理包括地貌、气候、水文和由此所引起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保护的是地球母亲。跟文学有关系的两个分支是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人文地理包括历史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口(涉及人种)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区域地理与文学的影响也很深，比如世界上的大文化区、国家区域的划分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这些组合都是区域地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把文学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地理的空间维度时，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 在探究中国文学和人文地理的内在联系时，有四大领域和三条思路值得注意，即区域类型、文化层面、文化层析、族群分布四大领域，空间的流动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三条思路。把它们统合起来就是七个字：“区”、“文”、“群”、“动”、“整”、“互”、“融”。 中国早期区域文化如何形成 四大领域所要回答的，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哪些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首先就是区域类型这个“区”字。中国早期的区域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部落兼并、联合和凝聚形成的。 周朝分封了七十一个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候的扩张兼并，留下少数邦国，这就沉积下文学的区域类型。重要的有秦、楚、齐、鲁、燕、三晋(三晋就是韩、魏、赵)、吴越这些区域类型。其后又开发了岭南、塞北、西域、关东、西藏、大理和闽台等一些区域类型。 中国思想文化底蕴深厚，流派迭出，这跟区域文化的相互作用有关系。比如周公长子伯禽分在鲁国，鲁国原来是东夷之地，东夷民族很容易跟华夏民族融和。到了汉以后，东夷、山东、江淮一带的东夷民族到哪去了?几乎都到中华民族、都到华夏里面来了。 周公的后代封于鲁，春秋时期礼败乐崩，周公的礼乐在鲁国保留的最完整，所以当时有韩国的使者到鲁国去就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因此，孔子在鲁国创立儒家学派的条件得天独厚，有周礼作为其思想的轴心。但孔子是宋人的后代，商朝的后代、商朝的孝文化也进入了儒家文化脉络里。鲁国的民间是东夷民族，东夷的风俗是喜欢仁，仁而好生，对自然界、生物界，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采取友好的态度。仁字也进入到孔子的核心概念里面来。所以这三个东西因为鲁文化的作用，使孔子的儒学既能够在鲁的本土区域生根又能够传之久远，成为这么一个思想体系。孔子之后最有名的两个大儒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邹人，邹是鲁国的附庸国，所以邹国的思想也就是鲁国的思想。孟子在邹接受了子思传下来的思想，所以他的儒学思想比较纯粹。 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条线索是跟后来的宋学也就是程朱的理学一脉相通。还有另外一条学脉，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夏到了魏国西部的西河，相当于现在的山西临汾一带。当时魏文侯是战国时候第一个准霸主，魏文侯就拜子夏为老师，他在那里为《诗经》作序，讲授《易经》、《春秋》和《礼》，所以儒家的文献学在子夏那里往下传。子夏以后，晋国还出现了荀子，荀子是赵人，赵国后来的都城是在邯郸。晋国的荀氏，在晋文公以后形成三支，一支是中行氏，一支是知氏，这都是当时晋国最大的六卿之一。后来知氏和中行氏被韩、赵、魏给灭了。还有一个荀氏，荀子五十岁才到齐国临淄的稷下，他是在赵国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也主要是在赵国形成的。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大本营，商鞅、韩非子这些人都是三晋区域的人，而且荀子早年还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荀子，他的学问虽然属于儒学，但他把儒学法家化，他的学问叫礼法。他后来向韩非和李斯传授帝王之术，所以子夏、荀子这条学脉是通向汉学的，汉朝的儒学。中国儒家最大的两个学派，一个汉学，一个宋学，就是由于地域文化对儒学的作用所造成的。区域文化、三晋文化和邹鲁文化作用于儒学，就形成儒学里面的汉学和宋学。 文化是什么 文学地理学的四大领域之二就是文化的“文”字，文化层面的分析。那么文化是什么东西呢?文化是以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渗透到人间的各种现象和生活方式里面，赋予人间现象和生活方式以意义、以特色、以思维的那个东西。就像盐融在水里，你看不到哪个是盐，但是你喝那水就是咸的，这个是滋味。随着这种观念、这种现象、这种方式、这种意义、这种滋味的不同，文化就分离出很多层面。 比如说有官方文化、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山林隐士的文化，这些都是不同层面。雅的层面、俗的层面，又有城市文化、乡土文化。从地理上看，有边缘的文化，有中心的文化;有主流的文化，有非主流的文化等。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面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就像一块千层糕。”一个四合院里面就有许多文化层面。老舍写完《茶馆》之后，在接受采访时讲过一句话，“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的地方，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实际上在他笔下的茶馆也是一块文化上的千层糕，各种各样的文化角色都在那表演。所以文化层面就很值得注意。 但是过去的文化史比较注重雅的书面的文化，而对俗的民间的文化关注较少。“五四”以后关照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就是说我们对民间的文化、口传的文化还没有给予必要的位置。但是根据牛津大学的DNA研究，人类会说话已经十二万年了，人类会写字才五千年。我们的甲骨文才三千多年，而且在古代大多数人不能够用文字著书立说，大量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想象存在于哪里呢? 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上，所以口传的系统是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如果我们光研究文字，我们就研究的是水果摊上的水果，如果加上民间口传的传统，我们就研究了这棵果树是怎么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之后再结出果子的，研究它的生命的全过程。所以这个民间的东西、口传的东西很重要，它处在一个文化层面上。我讲一讲刘三姐，歌仙刘三姐是过去的文学史所缺载的，因为她是民间歌手，是口传文学。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本书中曾强调过，文学史写上刘三姐比大谈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有价值，因为她可以沟通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文学史的丰富层面和我们文学结构的完整性。(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3-2）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冲突，除了革新、保守等政治原因，还有一个南北家族文化性格差异的问题。 王安石跟曾巩是姻亲。宋神宗要曾巩评价王，曾曰“勇于有为，吝于改过”。曾巩是曾家的大哥，要对家族负责任，所以王安石变法时，曾巩就请辞外任。而其弟曾布后来成为王安石的左右手。 前面讲到了文学地理学四大领域的前两个领域：“区”字和“文”字;接下来谈一谈“群”字和“动”字。 族群的分合与划分 文学地理学四大领域之三，是“群”字，族群的分合，族群的划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信仰和语言系统。这些东西相互对峙又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在长期的发展中越来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讲中国文学，不讲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不讲汉族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汉族。 不仅血脉连在一起，文化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的构架。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史诗这种文体，在汉族是不发达的。过去写文学史，有观点强调与西方接轨，要从史诗写起，便从《诗经》中找了五首诗，说是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加起来就338个字，怎么和《荷马史诗》比?但是如果加上少数民族史诗，中国就成为史诗的富国了。少数民族的史诗，包括藏族的60万行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为《格斯尔可汗传》)，还有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些都是20万行。我认为，公元前那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将来历史会证明，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包括《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在内的中国史诗。 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增加了许多内容，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11世纪，就在欧阳修、苏东坡等人写几十字、一百字短小精粹的宋诗、宋词时，维吾尔族(当时属喀喇汗王朝，就是黑汗王朝)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已经写成了长诗《福乐智慧》(大概在1070年前后)，全诗有85章13000多行。《福乐智慧》熔叙事性、哲理性、戏剧性于一炉，展开了跟中原的诗词体制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美学范式。如果中原人士在公元11世纪以后能够接受边疆少数民族的诗的智慧，中国诗歌的局面就会变得和现在不一样。到了元代、明代，经常讨论的是宗唐还是宗宋，还是没有超越中心主义的思想。 再一个是家族问题。汉族自古就有“家为国之本”这么一个传统，古代的家族不单是一个血缘的单位，而且有着经济、政治的功能。这些家族各有自己的家学和家风，沿袭着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因此不研究家族民族问题，是很难把握中国文化的深层奥妙的。 举个例子，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的反对，除了革新、保守这些政治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南北家族问题。司马光的周围是以北方家族、中原家族的人为主，在山西、河南这一带。王安石周边的这些人物基本都属于南方家族，在江西、福建这一带。中原的家族安土重迁，根底非常深厚，素以文化上稳重见称。南方的家族是从北方的家族过来的。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家族，本身带有开拓性，带有冒险性，同时也带有投机性。王安石这个家族在五代之前迁到了江西的中部，就跟当地的曾氏家族、吴氏家族通婚，五代之后他就变成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如果没有通婚的关系，他就是个客户，而有了通婚的关系，过了五代之后他就是江西派了。王安石跟曾巩家庭，也就是王氏跟曾氏、吴氏，这三个家族是连环婚姻的。曾巩的姑妈就是王安石的外祖母，所以王安石见欧阳修的时候是曾巩带去的。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时候，曾巩劝他要稳重一点，但王安石不听。神宗皇帝问曾巩，你怎么看王安石，曾巩讲了八个字，“勇于有为，吝于改过”。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巩就请辞外任，在外面的州郡当了十二年的官才回到开封，所以他没有卷入党争。 曾巩是曾家的大哥，要对家族负责任，因为他父亲曾易占很早就去世了，而曾布、曾肇都比他小十几二十几岁，他要抚养这批人。所以大哥的文风和小弟的文风是不一样的，他更带有家族责任感，更加老成持重。曾巩的弟弟曾布不一样，曾布比曾巩小十七岁，他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左右手。曾巩这个家族——南丰曾氏在两宋时代是个很大的家族，出了五十一个进士。曾巩家族和王安石家族是妇女最能够为文做诗的家族，逢年过节亲戚吃饭都要写诗写词。如果不深入到家族的脉络中去，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空间流动 文学地理学四大领域之四，是“动”字，动是对事物原本的状态和位置的改动和推动。《吕氏春秋》讲“阳气始生，草木繁动”，高诱注的时候这个“动”就是“生”，把“动”和“生”并列，“动”是生命的表征。无论是区域的类型、文化的层分、族群的组合，只要它一流动，就产生新的生命形态，就产生文化之间、文学之间的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接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一种变动的情景中来锤炼文学的品质和性格。比如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这些地区有一个客家民系，就是秦汉以后两千多年间中原的汉人南迁、在唐宋以后形成具有自己特殊的方言和文化的一个民系。 广东梅县的客家诗人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说：“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中原人士一旦进入了赣南、粤北、闽西的山区，就变成了山里人，形成了一种刚直刻苦的性格。比如他的歌叫山歌，客家山歌，有山乡的趣味，像有一首，“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山下山上唱山歌”。在客家民系中，最早的著名人物就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贤相张九龄，他是曲江人，也就是现在广东的韶关一带。他的祖籍是河北范阳，范阳就是现在河北涿州。他的曾祖父到韶关当官的时候，遇到隋唐之际的混乱，定居在那里。张九龄当过宰相中书令，刚直不阿，所谓“曲江风度”。唐玄宗开元年间，他曾上书请求杀掉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在一次战争中打了败仗。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一想起张九龄就掉眼泪，没有听他的，“每思曲江则泣下”。 清代编的《唐诗三百首》，开头两首古诗就是张九龄的《感遇》诗，第一首用兰花桂花来比喻高洁的性情，诗中写道“草木有本心”，草木有自己的本身的心;“何愁美人折”，兰花桂花很高贵的，它有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求美人摘它回去插在花瓶里才有价值。第二首写道，“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橘子树经冬还是绿葱葱的;“自有岁寒心”，什么叫“岁寒心”呢?《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经历寒风冷雪的考验，才知道草木中松柏是最后掉叶子的。他不愿意做桃花、李花争俗斗艳，所谓“曲江风度”，其实是一种文化追求。 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的主体眼前展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的视景”是很重要的。有了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选择、批判的东西就多了。比如鲁迅，他1919年12月离开北京回绍兴，准备把祖屋卖掉，带母亲和妻子朱安到北京定居。这时的鲁迅已然不是当年绍兴的周树人了。自从他的家道中落、饱受世态炎凉之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到了南京读到《天演论》，到了日本接触到尼采、易卜生、拜伦、裴多菲的思想和文学，又在北京感受过新文化运动，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他在这么多姿多彩的地理区域和文化领域里流动，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家乡，他的故乡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两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天气阴晦，冷风吹到船舱里面来，远远看到几个萧索的荒村，心不禁悲凉起来，这就是我二十年前的故乡吗?鲁迅的三篇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和《祝福》)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写成的。 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 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是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地理学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材料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要从横向上整理出它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去发掘它的深层意义，因此需要有一种非常有透视性的文化思维方式。 首先是整体性的思想。就是从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和专精统一起来。 其次是互动性的思维。我们分出不同的区域文化层面和族群，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看它的特征，看它在互动的过程中的功能，看它的转化，看它轻重、浓淡、正反、离合间的那种文化网络。 再次是交融性的思路。讲整体性、互动性，更高的追求还是要融会贯通，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如果文学地理学是个大房子的话，以上谈到的四大领域、三条思路，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四大开间、三级台阶的学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3-16) (根据2010年元旦作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录音整理，分两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日、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