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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9期独家报道“ 网络写作10年密探 ”文章之一。 过去，我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大都在体制内讨生活。因此，作家只有两类，一是隶属于各层作家协会拿工资的所谓专业作家，二是分布于各行各业的所谓业余作家。而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写作队伍又在分化。业余作家的队伍在扩大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写手风起云涌。据统计，现在的网络写手以百万计。这样，写作队伍便分为纸质写作者和网络写作者两大类别。 网络时代写作队伍重新组合 网络写作是否应当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目前还是个问题。如果不纳入，忽略不计，就意味着无视如此巨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这显然不符合当前文学现状。如果纳入文学史考察范围，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即有“追踪的疲惫”，而今，已不是疲惫问题，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即便追踪，应当给予网络写作以怎样的评价，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网络写作如何定位，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发展的实际与文学历史的撰写，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主动权实际掌握在有话语权的作者手中。这些作者所关注的，自然是他们认可的作家和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不可能100%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它主要反映的是主流的文学形态。即以近百年的文学为例，五四运动前后，文坛主流是什么？文学史告诉我们是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推动这场文化变革的，当然主要是精英分子。而老百姓所关心的似乎还是鸳鸯蝴蝶派一类的东西，与主流文化始终保持着距离。譬如，鲁迅生于1881年，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张恨水小鲁迅14岁，其成名著《春明外史》也晚于《狂人日记》12年，但在当时却迅速占领市场，其影响甚至超过“五四”时代的战将，以至于这些战将还要与之争夺市场和读者。在这前后，张恨水共创作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总字数达三千余万言。按照传统文学史的说法，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只是体现了一种游戏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没有思想性和革命性，但是却有市场性。这种状况，历代皆有，不足为奇。《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怎么也无法与《故事会》相比拟。 这个事实揭示出一个问题：有市场价值的未必有文学史价值；或者说，有文学史价值的不一定有市场价值。如何评判，向来有争议。而我们的文学史主要关注的自然是主流的文学发展，对于那些民众中间影响颇大的文学写作，很多被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外。这些作者，在很多高雅人士心目中，顶多被看做写手，文雅一点的叫作者。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体、学术思潮，大都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往往是通过民间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当代文化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网络写作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写作形成新一轮的挑战，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载体变革引发文化转型 在汉魏之际，学术文化的转型与纸张的广泛使用，几乎是同步进行。两者之间的发展变化，虽然还不能说是因果关系，但彼此影响、相互推动，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事实说明，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对于学术转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沿袭既久的文化，如果没有更多民众的参与，如果没有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仅靠其自身，不可能完成其转型任务。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人们熟知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应当特别关注物质载体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金文石刻伴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转型，逐渐取代甲骨文字；而竹简帛书又成为战国、秦汉之际重要的文字载体，推动了民间私学的创办，诸子百家由此而起。而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则与纸张的发明应用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以纸质文本为基本载体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而今，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都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在纸质文化时代，文化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少数所谓文化精英手中。而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文化特权被迅速瓦解，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部分话语权力。民众已不再甘愿俯首倾听所谓精英的“启蒙”与教诲，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手与口，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网络时代，文化阶层在分化，纸质文化面临着挑战。2002年，美国曾举办一场“电子书籍”研讨会，有学者幽默地把这次研讨会界定为“下载或死亡”（Download or Die）。这个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姑且不论，一个基本事实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已经势不可挡。 网络写作呼唤文学批评 2000年，斯蒂芬·金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小说《植物》（The Plant），读者每付一美元才能够看到更新的一章。随后，时代华纳、兰登书屋等出版商纷纷宣布将开展电子图书的出版工作。现代，很多网络媒体已经充分运用商业手段进行网络写作与阅读的尝试，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即网站与作者建立直接联系，网站再与出版商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出版、发行的模式已经改变。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这是一个趋势，且势不可挡。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评论界虽已关注到此一新兴文化现象，但关注的力度显然不够。纵观过去一百年的文学批评，20世纪前半叶，文学批评中“贬”的声音比较突出，为此，鲁迅没少为青年作家说话。他在《坟·未有天才之前》中写道：“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然而最近30年，我们的文学批评中“褒”的成分则比较大，甚至更多地介入了市场化的运作。不管褒也好，贬也好，文学批评界关注的，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对于方兴未艾的网络写作，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还没有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缺失。 网络时代的发展呼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不仅要追踪日新月异的文学发展变化的形势，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地评述这种变化的因缘际遇及其发展趋势。当代文学批评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给后人留下一些当代学人的理论思考。网络写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照的对象，一种思考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多重选择。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